香港回归祖国14周年悄然来临，遥望南天，不由得让我想起了《香港回归祖国》金箔小型张的产生过程。
金箔邮票，属非纸质邮票，系用延展性能较强的金属压印而成。近几十年来，各国的金箔邮票可谓形形色色，蔚然大观，受到集邮者的异常喜爱。我国于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之日，发行一枚题为《香港回归祖国》的金箔小型张。这枚小型张虽然不是在我国印制，但它却是我国发行的第一枚金箔邮票。
1997年年初的一天，邮电部部长吴基传同志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位客人，他是泰国正大集团资深执行副总裁马伟钊先生。吴部长给我们两人互相介绍后，递给我两枚泰国邮政为普密蓬国王寿辰而发行的金箔邮票。我仔细观看，只见国王的形象非常清晰，金箔平整无杂质，金光闪闪。我自己一辈子都极不喜欢金色的东西，但从大众的角度看，这两枚邮票确实是十分精致的。我不能以个人的好恶来对待工作，必须从大众的审美观来看这两枚邮票，就说：很漂亮！吴部长说：“香港回归祖国是重大历史事件，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喜事。你看，把我们要发行的《香港回归祖国》邮票搞成金箔邮票怎么样？”听了部长这番话，我明白了部长叫我来的目的，但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我脑子里迅速闪过《香港回归祖国》邮票图稿的一个个画面，又静静地想了一会儿，然后对部长说：“两枚邮票的图案是以鲜花和法律文本组成的，票幅不大，如烫金箔效果不一定好。我个人觉得小型张可以考虑印成金箔邮票。”吴部长想了想，赞同了我的意见，决定把小型张搞成金箔邮票。我看部长决心已下，觉得印金箔小型张可不是简单的事，赶紧补充道：“我们没搞过金箔邮票。烫金技术应该问题不大，但搞金箔邮票在技术上可是毫无经验，再说，这方面的设备也没有，现在离邮票发行的日子只有半年时间，恐怕来不及……”我摆出了一大堆问题。吴部长并没有批评我，反而非常理解我们的现状，说：“自己搞是来不及了，泰国的金箔邮票是在法国印制的，我们的金箔小型张也到法国印。请正大集团的马伟钊先生协助联系。”然后，我们又研究了一些工作细节，吴部长指示我要“特事特办”，抓紧时间，立即与相关部门研究印制金箔小型张的各项工作。
随后，我将此事向邮政总局和邮政司的领导做了汇报。之后几天，由邮政司牵头，财务司、外事司、安保司的同志参加，共同研究了相关工作，并多次向部领导做了汇报。同时，我召集局内相关处室研究了到法国印制金箔邮票的技术工艺问题。
通过一系列的研究讨论，确定了几件事：一是确定小型张发行两种，一种是烫金箔的，一种是不烫金箔的，图案相同、规格相同、面值不同；二是在小型张图案上哪些部位烫金箔，经过反复斟酌、讨论，确定在小型张图案上的“香港回归祖国”、“1997”字样上和香港维多利亚海湾的建筑群上烫金箔；三是确定金箔小型张的胶印工艺和烫金工艺均在法国卡特公司一次完成，以解决工艺上的衔接和邮票来回运输问题；四是确定了金箔小型张的印量；五是确定了金箔小型张印制过程中的安全监管和印版销毁方案；六是草拟了与法国卡特公司的合作协议；七是明确了印制费用的谈判原则和程序，最后由财务司确定价格；八是确定组织中国邮票印制代表团尽快赴法国，商谈印刷小型张的具体技术和安全保障问题，根据烫金工艺要求适当修改图稿，就技术、包装、运输和商务问题进行谈判并签署合作协议，审批邮票印样。
在研究讨论这些工作的过程中，我们接待了两拨客人，一拨是泰国正大集团帮我们联系的卡特公司代理、香港冠通电讯公司董事长陈晓颖女士和随她而来的美国瑞生国际律师行律师黄达扬先生；另一拨是法国卡特防伪印刷公司的老板拉博先生。我们和陈女士、拉博先生进行了多次深入、细致的商谈，敲定了这项工作的许多关键问题。还有一些事项，需到法国后根据卡特公司的具体情况再研究确定。
为了抢时间，我们必须在春节假期期间就启程赴法国。临行前一天，吴部长打电话到我家，再次嘱咐我：“这次发行《香港回归祖国》金箔邮票意义重大，任务艰巨，你们一定要认真细致地做好每一个环节的工作，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这个任务，为香港回归祖国做一份贡献。”
1997年2月11日，农历大年初五，当人们还在欢度新春佳节的时候，由我任团长，由邮电部邮政司邮票处处长徐银川、邮票印制局办公室主任王京生、邮票印制局设计师王虎鸣和邮票印制局生产部工程师柳振国和邮票印制局翻译胡姝莹组成的中国邮票印制代表团，在陈晓颖女士和她的法律顾问的陪同下离开北京，乘法航班机前往法国。
到达巴黎的第二天，拉博先生就到酒店接我们去他的卡特公司考察。他租了一辆大轿车，我一看心里就想，我们只有7个人，租这么大的车有必要吗？上了车，我才明白其用意。这车前半部是几排座椅，后半部却被隔成了一小间会议室，中间是一张会议桌，周边是一圈软椅。拉博说：“路途很长，我们可以在这里开会，讨论问题。”这位法国老板也太会利用时间了，连沿途的风光也不让我们欣赏。说起来，我还是挺受教育的，以后接连数日，我们确实在车上开过好几次会，讨论工作中的各种问题。不开会的时候，我们坐在前面欣赏风光，拉博一人就坐在后面，或者操作他的笔记本电脑，或者打电话联系事务。不仅仅在汽车上如此，坐火车的时候拉博也是这样做，很少和我们闲聊天，真是争分夺秒啊！
卡特公司位于大诺曼底地区的L’Aigle市，规模非常小，我们去的时候，全部员工也只有18人。公司的房子也不大，回想起来，整个面积也不过几百平方米，主要是生产车间。拉博先生作为老板，他的办公室也就10平方米；我们讨论问题的会议室，也超不过30平方米。房虽小，人虽少，，可是效率非常高。整个公司的布局是完全按照安全印刷的严格要求进行的，生产车间全封闭，进出都要经过层层严格的安检。车间里没有卫生间，如果要去趟卫生间，来回都要重新接受安检，其管理之严格可见一斑。几天后，我弄明白了，这家小公司只有3个人是按我们的标准的所谓“脱产干部”：拉博先生是老板，统管公司的一切工作，还负责联系业务，搞市场开发；还有一位先生，是管生产和技术工艺的，所有生产技术问题都是他和我们谈；另有一位中年女士，看样子是管人事、财务和行政事务的。我们和卡特公司开会，基本上是这3人参加，所有讨论的问题，他们3人都能表态做决定。车间里只有两台胶印机、几台烫金机。我们在这里第一次看到大批量生产金箔邮票的烫金制作过程，金箔是卷筒式的，跟印刷的卷筒纸一样，但烫金的速度明显要比印刷慢得多。
了解了这家公司后，我有些犹豫：这么小的公司，这么点人，这么几台设备，能够按时完成我们上千万印量的订单吗？我把我的疑问提了出来，拉博先生胸有成竹地说：“没问题，我们已经租了厂房和设备，招聘了技术人员和工人，你们批样后，可以立即开始大规模的生产。”又过了几天，我们接到国内指示，金箔小型张的印量从1000万增加到2000万。拉博先生的脸上露出了难色，他们研究后对我们说：“印量增加到2000万我们很高兴，但7月1日前实在是印不完。”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代表团反复研究，又请示了国内，最后经过反复谈判，双方商定：卡特公司再增加生产能力，尽量满足我们的要求；而我方也同意，如果确实印不完，可以有一小部分小型张延期交货，陆续空运到北京。
就在我们第一次到卡特公司的时候，拉博告诉我，他们的市长中午要和我见面。按照咱们的习惯思维，我本以为是市长要宴请代表团，没想到到达市政厅之后，竟是一个简洁而又隆重的欢迎仪式，并没有午宴。这市政厅高大、明亮，中间是一长排会议桌，桌上摆着一些香槟酒杯和甜点。米黄色的墙壁上整齐地挂着法国知名政治家的肖像；天花板上高悬着几盏晶莹剔透、亮光闪闪的水晶大吊灯；会议桌中间靠窗处，立着一个立式话筒。一些官员站在会议桌四周，还有一些架着摄像机和相机的人，大概是记者吧。我们走进去和市长先生热情握手，随后，他把我领到话筒前，对我说“开始吧”。我毫无思想准备，不知道开始什么，就礼貌地伸出右手，做了一个“请”的姿势。市长先生微笑着点点头，就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份讲话稿，站在话筒前郑重其事地讲起来。这时，拉博先生告诉我，市长讲完话后，就该我讲了。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中午是如此正式的一个仪式，更没有准备讲话稿，怎么办？好在我也不懂法语，市长讲话时，我就赶紧调动大脑中的知识细胞，构思要讲什么。市长讲一段，我就想一段。当翻译翻成中文时，我才仔细听着。市长讲话的大意是，他们的城市是诺曼底地区的一个很小的城市，只有6万人口。一个只有6万人口的小城，能为有十几亿人口的伟大中国服务，他感到无上荣光。这次合作，对他们这座小城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好处，对增进中法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也将起到促进作用。他说，请你们放心，我们一定竭尽全力，把你们的产品做好，让你们满意。他还希望能以此次合作为起点，建立双方更紧密的联系，促进双方更长远的合作。
市长讲话结束后，该轮到我了。我虽然没有充分的准备，但面临如此境遇，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市长没有把我们看作是一般的客户，而是把我们看作伟大中国的代表。我一定要讲好，为我的祖国争光。背水一战，我就大胆地讲起来。我讲话的大意是，我们是第一次来到美丽的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次来到著名的诺曼底地区，但我们并不感觉陌生。因为我在学生时代，读过雨果、巴尔扎克、莫泊桑等许多法国著名作家的不朽名作；我们熟知已故的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当时邓小平同志还在世）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情况；我们也了解诺曼底地区是二次世界大战时盟军登陆的著名战场。我们在这里印制的《香港回归祖国》金箔小型张，在中国的邮票发行史上有着重大和特殊的意义，我们相信法国朋友会非常认真地对待这项工作，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这项任务。我们也希望以此为开端，加强双方的技术交流和各方面合作。我讲完后，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许多法国朋友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和惊讶的表情。我和市长先生举起酒杯，互相预祝合作成功，并互赠了礼品。第二天，拉博先生兴奋地对我说，当晚，当地的电视台就播放了市长和我们会见的新闻，他非常高兴，因为卡特公司也因此出了名。他还说，许多参加会见的法国朋友没想到中国人对法国的了解这么多，所以都有点惊讶。随行的陈女士也说：“其实中国人对外国的了解，比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多得多。”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和法方技术人员一起，根据烫金工艺的要求对小型张邮票图稿进行了少量调整，对胶印打样的效果进行了多次校正；对合作协议文本和其他文件进行了多次谈判；对小型张邮票的纸张、油墨等原材料进行了洽商和确认。
在法国期间，我们利用卡特公司制版、打样的时间，专程到法国波尔多大区的Bordeaux市参观了法国邮票厂。法国邮电部邮票局局长专程从巴黎来到这里，陪同我们参观。参观中，双方同行就邮票印制技术、管理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交流。这次参观时间很短，走马观花，不可能了解得很深入，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法国邮票厂的规模和北京邮票厂相当，员工人数和我们差不多。参观车间时，我们发现他们的设备和技术水平与我们大体相同，只是印制普票的普票是卷筒的，应该是为自动邮票出售机而生产的。与我们的普票生产过程不同的地方是，他们没有后续的检验过程。
在巴黎期间，我们先后会见了法国邮电部邮票局的官员和法国邮政总局负责国际事务的官员，就中法两国邮政联合发行邮票的事宜进行了友好的商谈。
按照工作计划，2月20日我们要签批小型张邮票印样，同时签署相关文件。拉博先生说，为了减少路途奔波，建议批样就在巴黎他的家里进行。我们同意了。没想到的是，他的家竟是在塞纳河中的一条船上。原来，拉博先生是一位航海爱好者，所以他把家安置在一条船上，休假时他就可以把船开走。我们在拉博家的船舱里再次认真审核了小型张印样，一一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同时还签署了相关文件。自此，《香港回归祖国》金箔小型张开始正式生产，我们10天的紧张工作结束了。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就在我们从波尔多开往巴黎的火车上，突然听见旁边旅客所带的收音机里播放出邓小平同志去世的消息，我们感到异常的震惊和悲痛。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方针，为香港回归祖国铺平了道路，而我们的金箔小型张的主图，就是小平同志的光辉形象。如今，小型张的印制工作刚刚开始，小平同志就离开了我们，怎能让我们不悲痛呢？离开法国，途经香港，我们在这里只停留2天。因担心回国后赶不上邓小平同志的吊唁，经邮电部驻港机构联系，我们代表团全体成员到新华社香港分社设置的灵堂沉痛吊唁了小平同志。
1997年7月1日，在香港回归祖国的喜庆日子里，这枚金箔小型张顺利发行了。这是我国发行的第一枚金箔小型张，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唯一在国外印制的邮票，不同寻常。对我来说，它永远都是值得珍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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