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荔湾区珠玑路的一条小巷里，已有300多年历史的清代银行会馆藏身其中。银行会馆是广州银号共同设立的行业公会，始建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它的主要职能是共同订立行规，维护同行利益和限制不正当竞争。
如今，银行会馆已成为一所小学的一部分，古老的青石砖伴随着孩子们的笑声，走过了旧式钱庄、票号到现代银行的发展历程。
300岁的银行会馆藏身西关
在一片横街窄巷中穿行了许久，终于在仅两米宽的珠玑路连珠巷找到了珠玑路小学。伫立在学校门口，很难想象这个地方在300多年前竟是广州赫赫有名的银行会馆。会馆坐北向南，正门额悬“会馆”字样，依稀可辨“同治”、“银行”等字迹。不过那时的 “银行”二字还只是“银号行”的简称，离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银行出现，还有一百多年的距离。会馆的正厅现在早已寻不见当年的原貌了，据说，“文革”中银行会馆受到很大程度破坏，此后一直作为小学校舍使用。会馆保存比较完整的建筑主要有会馆前座、大殿、门前广场、青云巷及广场东、西两座分别名为“含弘”、“履中”的门楼等，共有约几百平方米。
进深20米，宽11米，高达6米的大厅显得非常宽阔，屋顶由八根大柱撑起，柱基则是莲花状的石刻，屋梁有金箔的木雕，麻石立柱、石脚青砖等都保存较好。大厅封檐板刷上了朱红油漆，其上没有任何雕饰。据说封檐板上曾经是刻着精美的木刻的，但在“文革”时，被人为封上了。青云巷采用青砖铺成，保留了古风古韵。
目前能找到的关于银行会馆的史料记载非常少，记载最详细的只有如今珍藏在广州市博物馆的两方碑记——“癸酉重建银行会馆碑记”和“癸酉重建银行会馆形图碑记”。前者碑高108厘米、宽81厘米。据碑文所记载，银行会馆始建于康熙十四年（1675），是清代广州金融业的行会组织。碑记是清同治十二年（1873）重建银行会馆时刻置于该会馆内的。这次重建时，出资修建的银号有64家，共花费白银1万多两，建筑规模扩大不少。而在这次重建之前的200年间，已6次翻修、扩建会馆，其中乾隆三十四年（1769），该会馆也曾重修过，当时参加重修会馆的银号只有34家，前后相距94年，参加修建的银号增加近一倍，说明了广州银行业的兴盛。
同样尺寸的“癸酉重建银行会馆形图碑”，刻载了当时银行会馆的建筑平面图，是广州地区现存的为数不多的建筑平面图百年石刻。文史专家说，这两方碑记对研究当时广州银号的性质、特点和在中国经济史上的地位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银行会馆是当时广州金融业与农、工、商及进出口贸易相互促进、繁荣的历史见证。
广州票号：清末民初逐渐衰落
银号、钱庄、票号均是旧时的金融机构。据1848年出版的《中国商业指南》一书记载，广州也出现过一定数量的钱庄，钱庄中的大部分是与商业发生联系的，只有少数钱庄仅仅从事银钱兑换，不与商业发生关系。钱庄只收受商人存款，同时商人也可随时支取他的存款，钱庄对于这一类存款不付利息。另一种是有息存款，年息在12%以下。存款人如果提取这类给息存款的全部或部分时，均须提前几天通知钱庄。也有办理短期贷款业务的，期限为3天以内，日息为0.5%。广州钱庄的业务大多限于本省或相邻的广西范围内，只有一部分钱庄与外省行号有联系，而在其他省份设立代理业务的只有少数几家。
票号则是中国封建社会金融业的另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它起源于汇兑，为不同地区的资金调拨服务。鸦片战争前，以汇兑为主要业务的山西票号在广州已设立分号（称为西号或西客）。除了平遥帮的蔚泰厚、蔚长厚、新泰厚、百川通、日升通，祁县帮的大德通、大德恒，太谷帮的协成乾、志诚信等9家，还有云南帮的天顺祥，浙江帮的源丰润和义善源等。
光绪十六年（1890年），广东筹拨的5万两关东铁路款项，便是通过百川通、日升通、蔚泰厚、蔚长厚、新泰厚等票号汇兑到北京的。由于五口通商后，广州的对外贸易逐渐衰落，与对外、对内贸易密不可分的票号的发展也自然受到较大的影响。所以，广州的票号发展在全国的票号业中也就逊色了。
由于经营的封建保守，再加上新式银行的设立，票号不能随时代而变化，于是逐步衰落。特别是1909年，上海江浙帮的源丰润倒闭，与源丰润有关的银业受到牵连，因而使广州银根受到影响，市面发生周转不灵的现象。广州濠畔街的源丰润分号，由于无法应付提支而倒闭。此后，广州的另一家江浙帮的义善源，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存户提款也难以应付。就这样，至清末民初，票号在广州逐渐衰落。
维护同行利益，创立银行会馆
据荔湾区文管所所长阮桂城介绍，银行会馆是广州银号行业共同创立的行业会馆，为广州如今仅存的两个行业会馆之一（另一会馆为锦纶会馆），比锦纶会馆的历史还悠久。但自民国以来，会馆一直被用作学校。银行会馆是当时广州众多银号自行捐资建立的行业公会，创立时主要职能就是组织广州的银号共同订立行规，维护同行利益和限制不正当竞争。当时会馆的第一进大厅就是作为会议室用的，是银行商们开会议事的地方。会馆在康、雍、乾三朝盛世时各进行了几次较大规模的修建和扩建，最辉煌的时候会馆面积约2000平方米，比当时的锦纶会馆还气派辉煌。
当时，广州银行会馆内还奉祀着传说能主持公道、消除瘟疫、灾害的赵公元帅的塑像。银行界人士将其设置在会馆内，体现了他们希望通过银行会馆来消除灾害、主持公道的愿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广州银号业的兴旺，反映了清代广州商品生产和贸易的发展。
外资银行：从投资金融到经济掠夺
落日余晖中，漫步广州沙面，仿佛置身于远离尘世的一个童话世界。大道两旁，满是苍翠欲滴的古树、飘着曳地长须的老榕和弥散着幽香阵阵的巨樟。浓荫掩映中，坐落着风格迥异、气派不凡的清末民初外资银行建筑群：沙面大街54号的汇丰银行、沙面南街18号的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这里有饱经沧桑的雍容，有历史沉淀的感逝，有屈辱蘸泪的伤怀。
早在五口通商后的19世纪40年代，已有外商在广州设立银行。外国银行业最早渗入中国的是英国丽如银行（原名西印度银行，1842年开始把总行设在印度孟买）。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丽如银行在广州和香港设立分支机构。在广州，它最早被称为银房。它在中国的主要业务是国际汇兑，为英国、印度、中国之间的三角贸易提供金融上的便利和吸收中国社会上的游资，用于高利贷发放。丽如银行最早为清政府提供政治借贷，仅1872年向清政府出借“使法借款”就达库平银3万两。同时，该行是在中国境内最早发行和流通银行纸币的外国银行，1847年在广东、香港发行的流通纸币达5.6万元。
19世纪40~50年代，外国在广州的银行机构与广州当地的钱庄、票号彼此都处于不相往来的状态。直到6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状况才开始发生变化。兼营金融业务的洋行，这时有的退出了金融活动领域，如旗昌洋行放弃了原来的汇兑业务；有的则把自己转为银行的股东，如汇丰银行的股东大部分原是洋行老板。外国银行也开始转变与华商不相往来的态度，有意识地与华商进行金融上的直接联系，并从给予个别华商资金通融到与中国旧式金融业的钱庄、票号建立信贷关系。
这时期的外国银行虽然存款、贷款和发行钱票的业务活动已经展开，也与当地的钱庄、票号取得了业务上的联系，但其主要业务，还是在进出口贸易服务的国际汇兑方面，它还没有与工业资本融合在一起，不具独占资本输出的中枢地位，这和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投资侵略是有区别的。
沙面：十数外资银，行连街盘踞
随着资本主义各国对华贸易的增长，外商在广州设立的银行也随之增多。19世纪70年代，西方工业进步，商品成本降低，同时由于鸦片战争后在中国获得了各种特权，在这种背景下，租界的银行、洋行发展很快，先后有9家外国银行、40多家洋行、企业在沙面租界开设分行、支行、办事处、代理处、分厂。它们以沙面租界为据点，向珠江三角洲、海南岛以及广西的南宁等地区扩展。其业务经营范围包括银行、船务、保险及出入口商品等。以早期输入鸦片换取中国的生丝、茶叶为主，到后来输入日常生活用品、各种机器、军火、石油化工制品，输出中国的木材、生丝、茶叶以及战略物资，如桐油、钨、锰、矿砂等。
据不完全统计，鸦片战争后至甲午战争前设在广州的外资银行（或分行）有：英国的丽如银行、汇丰银行、有利银行、渣打银行、大英银行（在广州仅开设10年左右便倒闭了）；法国的法兰西银行、中法实业银行（非国家银行，在广州开设的时间短暂）；英国的万国宝通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台湾银行、横滨正金银行，他们都先后在广州开设分行。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通过自己设在中国的银行，以放债、经营国际汇兑、发行钞票、吸收存款等方式，来加强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控制。他们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控制及掠夺是惊人的。1920年，汇丰银行在广东发行的港币，在广州及珠江三角洲一带流通。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新货币管理规定，日本台湾银行沙面分行乘机派人到市内四处收购白银，使中国货币汇率大跌。租界内的银行还操纵贸易，因为洋行货物进出口要靠银行汇款，而银行通过汇兑放款和信用透支等扶植外国企业，并通过操纵中国的国际汇兑和外币牌价，垄断进口贸易，提取巨额的利润。
沙面租界银行业务最繁忙的是接受华人的存款，虽然利息低，但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有钱人认为外国银行可靠，纷纷将贵重物品送到沙面的外国银行托管，手中的现金则用来购买黄金或港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仅英国的汇丰银行、渣打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在中国发行的货币最多达3.5亿元，到1949年，中国的港币竟达6亿元，使港币在广州及珠江三角洲一带几乎代替了中国法定货币的地位。
买办：通事连中外
外国银行、洋行的活动大多都是通过中国的买办来进行的。在五口通商之前，由于广州是清政府唯一允许向外通商的港口，那些给外国人当翻译和办理经济事务的人称为“通事”和“买办”。五口通商后，外国人可直接雇佣中国的买办，由中国买办办理购销业务。
外国商行招收的中国买办须具备多个条件，如有一定地位，而且与当地官僚、军阀有深厚交往；有巨额财产作担保，有大批经纪人为他效力。最初，买办只是代表外国商人作劳务，取一定薪俸，但后来买办们以自己的名义设店经营，承办外国商人所需的业务。这种买办形式上是独立的，但经济上完全依附于外国商人，他们以一个独立的阶级存在，成为外国资本在中国掠夺的工具。
沙面租界的大银行、洋行都以华人买办作为他们的工具，如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及其家族。陈廉伯的祖父陈启源，南海西樵人，经营丝蚕业，因而结识了不少外国人。陈廉伯16岁进沙面汇丰银行工作，很快就做了买办。陈廉伯除继续经营其家族的丝蚕生意外，还从事进出口贸易，并自恃是汇丰银行买办，周旋于社团与政府间，因而于1919年坐上广州商团团长职位，后来孙中山镇压商团叛乱后，陈廉伯逃往香港。汇丰银行买办继续由其弟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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