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丰银行及其在华发行的纸币
张新知
一、汇丰银行的创立及发展
汇丰银行创立于1864年8月6日，1865年3月3日正式开业，总行设在香港，同年4月即在上海设立分行。这是第一家将总行设在中国领土上的外国银行。汇丰银行最初叫做香港上海银行有限公司(The Hongkong＆Shanghai Banking Limited)，1866年8月14日经香港当局批准取得法人资格，改名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The Hongkong＆Shanghai Banking Coporation)。它之所以将香港和上海都写入行名，是因为它几乎是在香港和上海同时创办的，虽然总行设在香港，却把上海作为最重要的基地。①1881年，曾国藩之子、著名外交家曾纪泽为该行发行的钞票题词，其中有“汇丰”两字，从此清政府及民众便称其为“汇丰银行”，“汇丰”有预期汇兑业务发达丰厚的含意。
汇丰银行创始人是大英轮船公司在香港的代理人苏石兰（苏格兰人），该行成立44年后的1909年12月16日，当苏石兰回忆该行创立时的情景时依然充满自豪。他说：“我平生从没开过银行账户，只在买办那里有一个账户，而且是经常透支的。但是我认为，如果机会合适，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之一，就是根据苏格兰原则在中国开设一家银行”。几个月以后，他听说印度孟买的一些热心商人准备在香港开设一家“中国皇家银行”，正准备来香港筹集股份。“我考意后认为，既然我们在中国有许多建立在自愿合作的基本原则上的繁荣兴旺的保险公司，我们也应当用同样原则创设一家我们自己的银行。于是，当天晚上，我写出了现在还存在汇丰银行档案内的那份计划书。……这就是我们这个伟大企业的创业史。”②汇丰银行的创立竟是如此简单，正像一位钱币收藏家形容的那样：“像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那样，苹果从树上掉下来本是习以为常的事，但被他注意，为此奠定了经典力学的基础。在金融界也有类似的情况，庞然大物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竟是由一个从来没有开过银行户头的轮船公司监事的灵机一动而造就得。”③然而，汇丰银行的创立并非这样简单，它的诞生实际上是中国政治及世界经济发生深刻变化而催生的结果。香港作为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对华贸易的基地，在这里经营的洋行大班们感到迫切需要创办一家本地银行，以便提供及时而充足的信贷，以应付急剧膨胀的对华贸是，因为当对洋行所办理的银行业务，以及几家总行设在伦敦或印度的银行，已无法满足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如果有一家总行设在本地的银行，则不仅可适应急剧扩大的贸易发展需要，而且可以照顾到香港殖民政府关于港口码头、公用事业建设的要求，为香港殖民政府出力。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汇丰银行才应运而生。④
汇丰银行是由英、美、德、丹麦、印度等国银行家和商人合资创办的，资本为250万港元。它的发起人所代表的单位除一家大英轮船公司外，其余均是洋行。其中英籍的有宝顺洋行、乜洋行、太平洋行、费礼查洋行、沙逊洋行、公易洋行、搬鸟洋行；美籍的有琼记洋行；德籍的有德忌利士洋行、禅臣洋行；印度籍的有广南洋行、顺章洋行；还有丹麦籍的毕记洋行。⑤其中英国参与的洋行最多，共有7家。发起人大多数属于最早在广州和澳门建立的洋行，也是在中国有长期侵略历史，进行多方面侵略活动的洋行。例如其中的英籍宝顺洋行，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缴获宝顺洋行（又称“颠地洋行”）鸦片之多仅次于怡和洋行。汇丰银行由英商控制主要业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其他外商股东全部退出，成为英商独办，并发展为英帝国主义侵华资本的中心，“充当起中国金融市场最有号召力的领袖银行角色。”⑥当时英国侵略者就公开坦言：“在东方的全体企业中，无论在发展的速度方面，在成就的可靠方面，在影响的广泛方面，在基础的稳固方面，在前景的美妙方面，很少有几家赶得上汇丰银行。”⑦汇丰银行曾长期雄居中国，它既是第一个大规模贷款给晚清政府的外资银行，也是中国第一个现代银行一一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后的模仿对象；它既长期掌管着清朝和北洋军阀的海关税收特权，也一度左右着袁世凯政府的财政大权。即使到了民国政府时代，其大班也依然是蒋介石的座上宾。⑧正如《北华捷报》刊发的一篇文章所说：“对于在中国老一辈和现在的居民而言，几乎再也没有任何别的事情比汇丰银行建立以来的历史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了。从其孩提时代起，它就是远东两大商埠（香港和上海）的掌上明珠……在中国，只要我们一说‘这家银行’或者只说‘银行’，无需进一步形容，人们立刻就会知道我们所说的是汇丰银行。”⑨
汇丰银行开业当年4月在上海外滩南京路口设立分行，后迁黄埔路12号，1923年在原址建造了一幢十分豪华气派的办公大楼（今上海中山一路12号），当时英国人称这座大楼为“从苏伊土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最华贵的建筑”，⑩至今依然被公认为是上海外滩建筑群中最漂亮的地标性建筑。此后，汇丰银行又在广州、天津、北京、汉口、青岛、烟台、厦门、福州、沈阳、九江、海口、澳门、牛庄、大连、哈尔滨、台湾的高雄、基隆等十多个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抗战时期，又在重庆设立分行。
二、汇丰银行在华发行的纸币
汇丰银行于1865年3月成立之后，4月就在香港开始发行钞票，当年8月12日就被港英政府库房宣布为认可接纳的钞票。它不但在香港发行，而且从l866年开始先后在我国各大城市发行纸币。19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中国市场抗拒外国银行钞票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外国银行的钞票日益成为中国通商口岸市场上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在厦门，汇丰于1878年开始发行以西班牙本洋为单位的银元券，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这种银元券已约有60-70万元，出口茶叶和华侨汇款全部以汇丰银元钞票支付。汇丰钞票在80年代初期进入汉口、天津，以后又在福州普遍流行。到80年代末期，中国的通商口岸几乎没有一处没有汇丰银行钞票。“往昔上海通行钞票，皆系洋商所发行，而以汇丰之钞票为最多，人民视之，几与现洋无异。”（11）甚至汇丰银行自己都得意地说：“本地人宁愿要汇丰银行的票子，不愿要他们自己钱庄的票子。”它们挟其优势地位，对有些交易契约还特别规定“须用汇丰的钞票支付”。（12）在这种形势下，汇丰发行钞票的数量急剧增加，很快超过了它的竞争对手——比它资格更老的丽如银行。汇丰钞票主要有银两票和银元票两种：银两票有1两、5两、10两、25两、50两、100两6种，银元票有1元、5元、10元、50元、100元5种，见有上海、天津、北京、汉口、烟台、（13）厦门、福州、牛庄（14）等地名。该行纸币票面上的中文行名很不一致：在香港发行的钞票上，在1865-1888年期间称“香港上海汇理银行”，另加印“香港”地名；从1888年以后称“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另加印“香港”地名。在中国内地发行的钞票上中文行名也不统一：1888年以前在上海发行的钞票上称“香港上海汇理银行”；而1888年以后称“英商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均另加印“上海”地名。在天津、汉口发行的钞票上称“英商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另加印“天津”或“汉口”地名。在北京、厦门、烟台、福州等地发行的钞票上称“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另加印“北京支取”、“北京”、“烟台支取”、“福州”等等。
按照香港政府1866年制定的《汇丰银行法》第五条规定：“汇丰银行可发行钞票，发行额不得超过实收股本额，同时须以不少于发行总额三分之一的硬币或金银存于香港总行作为准备金。”（15）1898年7月，当地有关法令又重新规定，在一年以内该行可以超额发行，但须缴纳1%的发行税。但汇丰银行由于是在港英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成立的，同港英政府的关系密切，一直受到港英政府的支持和偏爱。因此，它可以自行采取在法定或授权发行额之外超额发行钞票。例如，汇丰银行在1898年时的实收资本额为1000万港元，而截至当年3月31日它的纸币实际发行额达1077余万港元，耐人寻味的是港英政府则予以默认，接着对发钞银行的发行制度进行检讨和改革。港英立法局于当年7月28日通过法令，并经报请英国殖民地大臣批准，允许汇丰银行在法定或授权发行额之外超额发行钞票，条件是汇丰银行应将超额发行数量相等的银元或金、银块存入其库房中作为储备金。这样，就使汇丰银行超额发行合法化，同时，也给后来大量发行钞票开启了大门。汇丰银行获取了这一特权后，当年就拨出100万银元作为超额发行的准备金。此后，汇丰银行几乎是年年超额发行钞票。例如：1900年至1906年间，它的实收资本为1000万港元，而其钞票发行额最低年份为1251万港元，最高年份为1905港元；1907年至1911年间，它的实收资本为1500万港元，而其钞票发行额最低年份为1503万港元，最高年份为2531万港元。（16）此外，汇丰银行还得到港英政府比其它银行更多的照顾。例如，港英政府自己建立的仅仅维持了20个月的造币厂由于亏损严重于1868年倒闭，此后数年市场银元供应断绝，影响市场交易，至1872年政府决定授权一家私营商业银行发行l元面额纸币代替银元投放市场流通，当时，港英政府没有考虑其它任何银行便将发行1元面额纸币的特权授予了汇丰银行，发行额最初定为22.6万港元，后来至1917年又提高至35万港元，以后再提高至120万港元，直至1935年放弃银本位，进行币制改革，由港英政府直接发行1元面额纸币代替为止。（17）
在英国各家发钞银行中，汇丰银行始终独领风骚。据统计，1890年该行发行总额为647.8万元，流通总额为431.9万元；到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发行总额增加到2483万元，流通总额也增至1655万元；到1923年发行总额增加到4188万元。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国内掀起反对英帝国主义的高潮，各地拒绝使用汇丰银行的钞票，“上海市民存款于该行者，均纷往提取，持有该行钞票者，亦争先往兑。”（18）以致发行和流通数量有所减少，但不久又已恢复。至抗战前夕的1936年竟增加到12764万元，流通总额也增至8509万元，创汇丰纸币发行的空前纪录。（19）从而掠夺了中国人民大量财富，以致汇丰银行的历年纯益从19世纪80年代起，每年都在100万港元以上。《北华捷报》对此曾发表评论：“这样高的利润，据我们所知是伦敦任何股份组织银行所未曾有过的。”（20）
汇丰银行在发行货币的过程中，经常采取乘人之危，趁火打劫的手法，在打击其它货币信用的过程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1916-1918年，北京、天津一带爆发“京钞风潮”，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纸币按低于票面额二三成的比例打折扣行使。全国除上海外，其他各地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纸币一般都受到影响。此时汇丰银行趁机大量增发纸币，以打击当时中国国家银行纸币的信用。这从汇丰银行纸币全国的发行总额和流通总额便完全反映出来，如1916年的发行总额达到2925万元，流通总额达到1950万元；1918年的发行总额达到2631万元，流通总额达到1687万元，这是过去历年所未曾达到过的数字。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各地人民纷纷排斥日货，日本所属各银行发行的纸币，除在南满铁路沿线和旅顺、大连照常流通外，其他各地的日籍银行纸币均被中国人民拒绝使用。这时，汇丰银行又乘机扩大其纸币发行量，当年发行总额达到3052万元，流通总额达到2035万元。1921年，中法实业银行倒闭，受其影响，中国、交通两银行在北京、天津一带发行的纸币再次遭受挤兑。这时，汇丰银行又故伎重演，放手扩大货币发行，竟至使汇丰银行纸币的全国发行总额达到4404万元，流通总额达到2936万元。（21）1924年，广东省银行纸币贬值，汇丰银行又趁机再次增加纸币发行，用以打击广东省银行纸币的信用，从而霸占广东省的货币市场。当年，汇丰银行的纸币发行额，又比1921年增加了20%左右。1935年至1936年，国民党政府和香港当局先后进行币制改革，由银本位制改为纸币本位。改革后的国民党政府法币和港币均一天比一天膨胀。在此情况下，汇丰银行再次抓住时机，扩大发行纸币。1935年的纸币发行额比1925年增加一倍半；而1936年的纸币发行额则比1925年增加了将近三倍。
1937年“七．七”事变后，汇丰银行在中国东北和华北各地分行的营业趋于衰落，逐步撤退。同年“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后，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只能困守在英租界内维持时日。但就在此时，该行趁上海市面筹码一时缺乏之际，将以前收回的纸币再次在上海发行，为此，当时上海市总商会立即提出抗议，并且警告中国商民不得行使该币，否则，将严厉处罚。后来由于上海失陷，他们不得不紧缩业务，停业撤退。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汇丰银行香港总行被日寇控制。同时其上海、汉口、广州等地的分行也均被日军接管。从此，该行在香港及中国内地的货币发行权均被日军攫取，日军把包括汇丰银行、有利银行和麦加利银行在内的三家银行的未发行新纸币重新发行出去，用以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汇丰银行在上海等地的分支机构相继复业。
注释：
① 武为群：《香港货币（1841-1997）》，26页，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
② 刘诗平：《汇丰银行帝国140年的中国故事》，10页，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
③ 台湾《宣和币钞》，2004年，休刊号，101页。
④ 刘诗平：《汇丰银行帝国140年的中国故事》，11页，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
⑤ 洪葭管主编：《中国金融史》，151页，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⑥ 刘诗平：《汇丰银行帝国140年的中国故事》，35页，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
⑦ 转引自寿充一、寿乐英：《外商银行在中国》，1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
⑧ 刘诗平：《汇丰银行帝国140年的中国故事》前言，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⑨ 《北华捷报》，1890.8.15。
⑩ 马传德、徐渊、胡幼文：《上海滩货币》，32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11） 宋汉章：《五十年来中国金融之演进》，中国通商银行：《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18页，1947年。
（11） 寿充一、寿乐英：《外商银行在中国》，2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
（12） 吴筹中、吴中英：《汇丰银行及其发行的钞票》，《中国钱币》，1994 （2），41页。
（13） 柏文：《百草集》上编，138页，亚洲钱币学会出版社，1999年。
（14）《汇丰银行百年史》，164页，中华书局，1979年。
（15） 武为群：《香港货币 （1841-1997）》，20-21页，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
（16） 武为群：《香港货币（1841-1997）》，41页，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
（17） 寿充一、寿乐英：《外商银行在中国》，2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
（18）《北京日报》，1925.7.8。
（19）钱薇：《旧上海汇丰银行的“赚钱术”》，《上海金融，钱币研究专辑》，1992 （2），55页。
（20） 寿充一、寿乐英：《外商银行在中国》，21-2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
（21）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资本主义国家在旧中国发行和流通的货币》，11-13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