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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春，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东下关乡一个建筑施工队在五台山佛教圣地中台顶佛塔旧址清理塔基时，挖掘出上千枚“淳化元宝”背佛像金币，钱径2.4厘米，厚0.12厘米，穿径0.5厘米，佛像隆起0.2厘米，成色96%，枚重12克左右。 宋代金币，以前也有发现，比如1966年山西应县木塔中就曾发现过一枚“政和通宝”和一枚“宣和元宝”金钱，形制上与正用钱没有什么差别，而“淳化元宝”金钱，背不仅有刻划的数字，而且还铸刻着两尊佛像，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发现。
“淳化元宝”金钱背所铸的两尊佛像，均有莲花宝座和祥云依托。莲花是佛教的象征，说明这种金币与当时的佛事活动有一定的关联，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我国之后，唐代时发展到了兴盛阶段。但是，由于五代时期地方割据，致使佛教受到了摧残。到了宋代初年，宋政权对佛教进行了适当的保护，停止对寺院的废毁，并派人去印度求法，使佛教得到了恢复。五台山出土的这批佛像金钱，是宋太宗淳化年间巡幸五台山时烧香敬佛专门铸造的，充分显示出宋政权对佛教的重视。
“淳化元宝”金钱出土后曾被民工私分并倒卖，后来到了香港钱币市场，一枚金钱可以换一辆豪华轿车，珍贵程度可想而知。后来，河北省阜平县公安局破获了这起特大倒卖古金币案件，收缴宋代“淳化元宝”金币1343枚。为此，国家文物管理部门举行了颁奖大会，对有功人员进行了表彰。
“淳化元宝”金钱背面的两尊佛像神态逼真，栩栩如生，右为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的观音菩萨，左为双手合十微向右侧站立在莲花瓣座基上的善财童子，当为一幅童子拜观童的画面。
现在市面上所见的都是伪品，其中纯金铸成的较少，大都是用杂铜铸成，粗糙低劣，或外刷一层金粉等。
钱背造像的解说向来多有纷纭。坐像多认系观音，立像则有善财童子及韦驮等说。五台山自东汉建大孚灵鹫寺，唐宋时已是公认的文殊菩萨道场，故观音之说实不可取。韦驮是“二十诸天”中第十二天，世称韦驮菩萨，中国寺院中常置于天王大殿弥勒像后，面对释迦牟尼佛像，形象为披甲胄拄金钢杵（或合掌横金刚杵于双臂上），立像与此显然有异。立像肩上带状物实为帔帛而非如意，这在精铸版金银钱上得到了证实，其细节十分清晰，分别自左右腋下延展至肩上，故“如意”之说于此已可彻底否定。帔帛是宋以前妇女的常用服饰，作用大抵类似于披肩或围巾，至晚汉代已见流行，因为刘熙《释名》一书中已讲到：“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帔帛在宋以后已基本退出实用，然而在仕女造像中，一直到明清仍是常用的经典服式，其造型在唐代较短，五代时加长成为一条飘带萦绕于肩臂之上而两端垂于身侧。魏晋以降，菩萨的服饰常见有帔帛。立像背后的焰状身光，表明其身分当为高级有名号的菩萨，因为低级的菩萨、罗汉、诸天都只能有圆形的项光而不可有身光。佛教造像对“光”的等级区分是很严格的，并且原则上是可以降级使用而不能拔高，所以，据此即可判定精铸版的立像等级必为菩萨，坐像当为坐佛。其实钱背整体可视作一个具体而微的简化佛龛，因中有穿孔而无法安排好起码的一铺三尊，只得进一步简化为坐立二像：坐佛居左，其结跏趺坐的方式是吉祥坐，印相为法界定印，当为密宗最尊崇之毗卢遮那佛即大日如来，释迦牟尼的法身；右侧立像当为右胁侍普贤菩萨，不过若按显教的构图方式则为文殊。因此，似乎也不须太过执著于立像的菩萨名号。
笔者收藏一枚铜质“淳化元宝”背刻佛像钱，钱径24毫米，穿径5毫米，重3．8克，水红铜质，有黄褐色传世包浆。
该钱是用北宋太宗淳化年间（990年）铸造流通中的一枚“淳化元宝”铜钱，在钱背雕刻阳文左立、右坐于祥云之上的两尊佛像（指善财童子和观音菩萨“称童子拜观音”），他们的形态、位置、大小都与沈鸣镝文中金质佛像图录大致一样，这说明古人是以淳化元宝金佛像钱为样，又巧借淳化元宝铜钱钱缘的宽度和钱肉的厚度来刻琢凸起的画面。
利用铜钱之上琢刻两尊不同形态的佛像，而且使佛像神态自如，线条流畅自然、清晰庄严，足见当时的金属雕刻工艺水平，如雕刻过程刀法精炼纯熟，刀刀如削不留刀迹，使整个画面纹路纵横流利、曲折起伏。又从实物中看出，作者不但要勾勒出凸起的图案，又要掌握钱肉的厚度，才能在钱背空白之处刻削得恰到好处，从而增强画面人物和祥云的立体效果，透露出秀拔之气。最精妙之处是把原淳化元宝佛像金币的佛像重新在流通“淳化元宝”铜钱上复制刻琢出来，这又充分说明古人对淳化元宝金佛像钱仰慕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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