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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边五铢。据史料记载，这类钱币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到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公元147——184年）数量就更多了。所谓“凿边”，就是将一枚完整的五铢钱通过冲凿的方式强行分成内外两枚，这么一来，一文钱便可当作两文花，原先钱面上完整的“五铢”二字在两部分上都仅留下一半，只有将两部分相合，才能拼出完整的钱文，故而它又被称为“对文五铢”。从严格意义上讲，“凿边五铢”仅是对五铢钱被一分为二后里面那一部份的特定称谓，外面的部分在钱币研究界被称为“綖环五铢”，顾名思义，它指的就是被凿去内圈的钱，原本规整的钱币仅剩下一圈窄窄的边缘，形似圆环。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凿边五铢却不是由官方发行的法定货币。它们的出现，源于当时币值的不稳以及物价的动荡，在这种经济背景之下，平民以凿分五铢钱的方式，将一文钱当作两文钱使用，用这种今天看起来十分荒唐可笑的方式来对抗物价持续上涨的压力。惟利是图的奸商更是大规模地雇人凿钱，以求在贸易活动中牟取不正当利益。可以说，凿边五铢的大量出现是当时的大汉朝廷所不愿意看到的，但在整顿币制、稳定物价等措施乏力的情况下，其他所有的管控手段都无法真正指向这一经济病象的症结。
在之后的东晋时期，凿边五铢又演化出了新的种属，那是一种被称做“沈郎五铢”的大孔小钱，钱文为“五朱”或“五金”。和凿边五铢有所不同的是，这种钱是一次性铸造完成的，并没有经过冲凿的后续加工。
公元317年，晋王朝迁都于建康（今江苏南京），是为东晋，朝政由北方士族王敦、王导兄弟把持。“沈郎五铢”的发行者沈充当时在王敦手下当参军，也是他的心腹僚属。公元322年，王敦在武昌举兵叛乱，攻克都城建康，沈充当时奉王敦之命前往吴兴（今浙江湖州）招募士兵。为了筹集军资，沈充在当地铸造了大量既小又轻的五铢钱，但这批钱很快就随着王敦叛乱的失败而退出历史舞台，并最终成为了后世文人调侃的对象。唐代诗人李商隐写有“今日春光太漂荡，谢家轻絮沈郎钱”；被誉为“诗坛鬼才”的唐代诗人李贺则吟道“榆荚相催不知数，沈郎青钱夹城路”将沈郎五铢的微小轻薄形容得淋漓尽致。
由于沈郎五铢的钱体过小，钱面当然就挤不下完整的“五铢”二字了，最后只能参照汉代剪边五铢的形式，将“五”字完整保留，“铢”字则只取半边，写作“五朱”或“五金”。对于这两种版式，钱币学界历来莫衷一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最终定论，我倾向于认为“五朱”仿照的是“剪边五铢”内圈所保留的文字，“五金”仿照的则是外圈“綖环五铢”残存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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