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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盛观熙
高昌地位中西交通的交汇处，其灿烂的文明历史与丝绸之路西去的印度、伊朗、地中海沿线的文明相互融合，更与中国汉文化紧密联系而影响深远。
关于“高昌吉利”钱的研究，始于清代。由于早期出土、传世的实物非常稀少，文献资料又十分缺乏，因此，关于该钱的制造时间、铸造地点，以及发行、流通年限等若干问题，长期以来悬而未决。建国五十多年来，随着科学考古工作的深入，实物出土的不断发现，中外钱币学者对该钱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
1973年前后，新疆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队在吐鲁番阿斯塔那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文物史料，其中除了古代官私文书、丝、麻、棉、刺绣、毛织品、绢画、壁画，各类彩色泥塑、陶制品、木器、漆器、铁器、石器、钱币，以及各种作物果品和面食点心外，第519号墓葬出土的一枚“高昌吉利”钱，特别引起钱币学家们的关注。该钱为铜质，直径2.6厘米，厚度0.38厘米，重量12.5克，面文“高昌吉利”为隶书、旋读，这枚钱与黄文弼先生过去在吐鲁番收集到的那一枚相同。此钱在出土时，压于死者尸体之下，未经盗扰触动。与此同时，该墓还出土了一块唐代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的墓志，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该钱应铸于麴氏高昌王国时期，从而，为我们解决了“高昌吉利”钱长时期来的某些疑问，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一、“高昌吉利”钱的研究情况
“高昌吉利”钱的研究，最早始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翁树培《古钱汇考》引刘燕庭语：“余藏有高昌吉利钱一枚，为仁和吴我鸥所赠。《泉宝录》以为高昌国钱，容或然也。”
此后，道光、咸丰年间，张崇毅《钱志新编》一书引《泉宝录》记载：“高昌吉利钱，光幕，极厚重，乃高昌所铸，未知出于何代？”（1）
同治年间，李佐贤《古泉汇》录有一钱拓，并引《古钱汇考》记述：“（汇考）据北史西域传，高昌赋税则计田输银，故泉宝录断此为高昌国铸，但今见铜钱而银钱未见。”（2）
民国廿五年（公元1936年），古钱学家丁福保在他编纂的《古钱大辞典》中，除了收录前两书的有关论述之外，还引郑家相语：“高昌吉利钱，《泉汇》所载，谓是高昌国所铸，而未详时代。按高昌即汉时车师前国之一部，今吐鲁番东南约百里，有地名哈剌和卓者，有村名三堡，即古之高昌。汉武帝时西征，军行困敝，就屯于此，地势高敞，人物昌盛，因以高昌名。或谓汉军置壁垒于此，呼高昌壁，因之名地。……麴氏传九代，凡百四十四年，官制仿魏，文字亦同华夏，其间曾制重光、章和、永平、和平、建昌、延昌、延和、义和、延寿等年号。”“此钱近日所见四、五品，皆厚重大如折三，文作隶体，与天兴七年（公元404年）金钱类似，尚有北魏风味，当是麴氏所铸。”“丹翁按，高昌吉利钱，寒云公子曩尝得一枚于董绶经先生，后赠黄叶翁，因黄叶有介弟设高昌货物肆，与以厌胜。及其介弟逝世，此钱又归黄叶翁矣。予又见刘辫翁在无锡收一枚，银铸此钱，夕间电炬下获观，正如郑先生所云，大如折三者也。”是书296页收录有二枚图片，一为隶书，一为隶楷相参，后者背穿上有星纹者。（3）
解放前，中国钱币学社在社员活动的例会记载中，罗伯昭、张炯伯、丁福保等均有收藏。《中国钱币学社例会记录》一书第16次（1940年12月13日）、第34次（1941年4月19日）、第124次（1944年1月29日）分别有他们的出品记载，惜无拓片面世。仅有郑家相收藏的一枚“高昌吉利”钱，该钱拓图刊在《寿泉集拓初集》（丙集）。（4）
解放前，上海出版的《泉币》杂志第十七期，刊有吴县包申甫“高昌吉利”一文，文中附有“高昌吉利”钱图一枚，并告知“检拓敝箧获自李氏高昌两品。”在编者按语中，提到尚有其它一品，背文四角有三角形饰纹者，面文文字较弱。经查检资料此品刊于《泉币学社百次例会纪念》，原拓背图右下角钤盖一篆文“选青草堂藏泉”印章。经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李荫轩捐赠品（背四角有三角形饰纹者）相校，丝毫不差，当为李氏原物。（5）
昭和十七年（1943年），日本奥平昌洪编著的《东亚泉志》载有拓图，并有文字说明：“右高昌吉利钱，旧谱《北史·西域传》，高昌赋税则计田输银钱，无者输麻布。此钱系于古之高昌国，然其形制有元钱之风（元代高昌，地新疆省镇西府西部），当为元代高昌之地之物。故今附于元钱之末。”（6）
1954年，中国科学院出版《考古学专刊》第三号，刊载考古学家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在“高昌吉利”钱的记述中，有一段记述：“此钱圆肉方孔，有边。直径2.5厘米，厚0.4厘米，重12.5克。此钱在吐鲁番购入，据本地居民云，出哈拉和卓旧城中。正面文为‘高昌吉利’，四字方笔分书，读法自上而右回旋读之；背面光幕无文，正反均有边沿，宽约2毫米，红铜质，颇厚重。今此钱以高昌题名，必为高昌建国时代所铸。但从高昌国为国号或王号者，有两时期。一为麴氏建国时期，当公元500年至640年。麴氏称王高昌，一切制度，仿效中国，可能麴氏王朝铸有钱币。但据《北史·西域传》称：‘赋税则计田输银钱，无者输麻布。’尚无铸铜钱明文。一为元朝，回鹘人自九世纪迁入新疆后，在吐鲁番建立畏兀儿国，然至元时仍附属于元，一切制度政令仍遵奉元朝。据元虞集《高昌王世勋碑》称：‘元仁宗皇帝始封纽林的斤为高昌王，别以金印赐之，王印行诸内郡，亦都护之印行诸畏兀儿之境。’是畏兀儿亦都护兼有高昌王号，始于元仁宗（公元1312-1313年），则此钱或系十四世纪初期所铸也。其体制亦类元钱。丁福保《历代古钱图说》附于元钱之末，疑是。”（7）
1984年，《中国钱币》第三期刊载陕西省博物馆文物保管部主任、陈尊祥副研究员“西安何家村窖藏钱币的研究”一文，文稿中提到在窖藏出土的502枚中外钱币中，有一套按历史顺序，上自春秋齐国“即墨之法化”，下及唐天宝十五年以前的5种7枚“开元通宝”铜钱，计31个品种共36枚，内中有一枚“高昌吉利”钱。“此钱径2.6厘米，穿0.8厘米，厚0.4厘米，重10克。其径穿与西汉五铢同，厚重却超过西汉五铢一倍。我认为此钱是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前，我国少数民族高昌国铸造的钱币。（8）
1984年，陕西《钱币之友》创刊号登载铜川钱币收藏家周昆宁先生“高昌国与高昌吉利古钱”一文；1985年，《陕西金融·钱币专辑》（四）又刊出周昆宁“高昌吉利钱初探”；1997年，台湾《钱币世界》第七期再次刊载周昆宁“再论高昌国的高昌吉利钱”等3篇文稿，把“高昌吉利”钱的研究再次推向高潮。
作者通过十余年的研究指出，“高昌吉利”钱应为唐朝所铸，而绝非元钱，其铸造年代上限无确实证据，推断为唐武德或贞观年间，尤以公元630年即贞观四年（公元630年）高昌国王麴文泰入朝时最为可能，其下限已被西安何家村出土文物初步断定为公元640年（贞观十四年）。（9）
1985年，《内蒙古金融·钱币增刊》（总51期）刊登荷兰学者Dr.Tjong Ding
Yih（易仲廷博士）“海外飞鸿”一文，文章是写给当时担任该刊编辑的卫月望先生，以信件的形式发表的。文章将“高昌吉利”钱的铸行时间定为元代。（10）
1985年，《内蒙古金融·钱币增刊》（总55期）发表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金融研究所卢健生“高昌国与高昌吉利古钱疑补”一文，作者引述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有关高昌王朝大量珍贵文物，其中519号墓出土一枚高昌吉利钱，直径2.6厘米，厚度0.38厘米，重量12.5克。该钱出土时压在死者的尸体下，未经盗扰触动，该墓同时出土一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墓志。据此，认为高昌吉利钱不是麴氏王朝的流通货币，它的铸造年代当是北魏至隋，制造地点在北魏或隋的首府，而它的使用目的是作为非正式流通的压胜钱。（11）
1986年，《苏州钱币》（总第二期）刊载苏州钱币研究会邹志谅“高昌吉利钱研究”一文，文章认为西安何家村窖藏钱币已由郭沫若生前考证，为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十五年（公元726年）6月，因安禄山之乱逃奔四川时，邠王李守礼后人所窖藏。关于高昌钱铸造时间的上限，应该为公元499年（即北魏太和廿三年），下限应定为公元640年（即唐贞观十四年）；同时认为，此钱不是一般流通货币，当属吉庆钱。（12）
1986年，《内蒙古金融·两会专刊》（总71期）登载卢健生、周昆宁、邹志谅联合撰写的“关于高昌吉利钱的探索”的研究文章，将三人的论点进行了整合。他们的观点是：
（1）钱币文字突破了魏晋到隋唐铸币名称的常例，重量超过10克，为汉五铢钱的三倍。因此，不可能是高昌地区的一般流通货币。从二座唐墓出土的资料分析，一个墓主是唐朝的显贵，另一个是高昌王国的高官。“高昌”是国名，“吉利”寓祺祥之意。
（2）此钱铸造年代当在麴氏执政时期，上限为麴氏执政开始之时，约公元499年，下限为麴氏灭国之年，即公元640年。
（3）铸高昌吉利钱有可能在隋唐二朝，而以唐太宗铸行赏赐钱的可能性大一些，钱的铸地可能在中原古都长安附近。（13）
在同一期的《内蒙古金融·两会专刊》中，还转载英国大英博物馆研究员M.R.Joe
Cribb(克力勃)“有魔力的中国钱币”一文，作者论述“这枚象征吉祥、幸运的钱币，是南北朝至初唐（公元400-650年）的，上面铸有‘高昌吉利’四个字，意思是极大的繁荣和吉利，这枚钱的大小、形状和图案，与第七号王莽钱币相似，这种钱币已经发现两例，它们是在中国的土耳其斯坦（新疆）发现的。它给我们一个启示：钱上的铭文高昌是吐鲁番哈剌和卓城的汉语名字，图案之标本是M.A.Stein（斯坦因）先生在哈剌和卓本土得到的,另外的残片是在离阿斯塔那(Astana)30里的地方发现的。”（14）
1987年，《中国钱币》第二期发表王琳“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钱币”一文，全文分为“中原钱币”、“汉佉二体钱”、“汉龟二体钱”、“龟兹小铜钱”、“高昌吉利”、“阿尔斯兰汗钱币”、“察哈台汗银币”、“人像铜币”等八个部分。文章第五段引述该馆收藏的吐鲁番出土的3枚“高昌吉利”钱，同时附有2枚拓片。
作者论述：“高昌之名最早见于汉朝，从汉朝高昌壁，历经东晋十六国时期所建高昌郡，至阚、张、马、麴氏所建高昌国，一直到唐朝西州，历经七、八个世纪。这一时期中，高昌居民大部分是汉族。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麴氏高昌国毛氏夫人墓志、虎牙将军夫人张氏墓志等，皆非安史之乱后畏兀儿所建高昌。新疆考古队于1973年在阿斯塔那519号张隆裕妻麴文姿墓中，出土一枚‘高昌吉利’钱，说明它的铸造年代，上限应在麴氏高昌国之前。”（15）
1990年，《舟山钱币》第三期刊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蒋其祥研究员“新疆古代钱币的发现与研究”（三），文章述及到高昌吉利钱、突骑施钱、阿尔斯兰汗钱、桃花石可汗钱等古代丝绸之路货币。在“高昌吉利”钱部分他说：“吴县包申甫藏有两品，旅顺博物馆有3枚，黄文弼1928年发现1枚，七十年代以来西安、吐鲁番考古发现及私人收藏不到十枚。另据悉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也收藏有十枚左右。此外被斯坦因从新疆获得2枚，日本也存有高昌吉利，是大谷光瑞从新疆搞走的。以上合计不少于三十枚，实物笔者亲见只一二枚，但可肯定版式绝非一种。”又说“完全排除高昌吉利钱作为流通货币是困难的，很有可能它们就是当时麴氏高昌王国的通行货币。”（16）
1994年，《甘肃金融·钱币研究》第一期刊载杜金娥副研究员“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丝路货币”一文，文章列举“高昌吉利钱，本馆五十年代入藏，系传世品，经骆泽民先生鉴定，确认为珍品。此钱为鎏金，直径2.6厘米，孔径0.8厘米，重12克。钱文为八分书，旋读，字体工整有力，素背，制作精湛。”“据以上不完全统计，国内公私收藏高昌吉利钱总共十余枚，可见其珍稀程度。”（17）
2001年4月22日至24日，全国部分城市在河南洛阳召开“21世纪中国钱币学论坛”，内蒙古钱币学会副会长杨鲁安在会议交流“新出高昌吉利钱考”一文，作者披露一枚在西安周边地区出土的“高昌吉利”钱。该钱直径2.62厘米，穿宽0.68厘米，厚0.32厘米，重9.5克。这几项数据与黄文弼在吐鲁番获得者，阿斯塔那519号墓所出者，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鎏金钱等三枚，大致相近，只是此钱略薄而轻些。认为“高昌吉利钱当是专为显示皇家豪华，并用作赏赐友邦和臣僚的特铸钱。”（18）
此外，《新疆钱币》2003年第一、三期，分别发表了王秉诚“关于高昌吉利钱若干存疑问题之浅见”、杨文清“高昌吉利钱收藏漫谈”。两文内容均未跳出前人臼巢，惟在杨文中披露了3枚高昌吉利钱新品，为研究“高昌吉利”钱的版式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综合以上各家发表的主要论述，根据文章发表的前后次序，特此制表如下，以供广大学者了解参考。
近年发表的高昌吉利钱有关资料
刊 名 期 号 文 章 作 者
1、《中国钱币》 1984/第3期 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钱币研究 陈尊祥
2、《钱币之友》 1984/创刊号 高昌吉利古钱 周昆宁
3、《内蒙古金融》 1985/第2期 高昌国与高昌吉利古钱 周昆宁
4、《内蒙古金融》 1985/增刊 海外飞鸿之一 （荷兰）易仲廷
5、《陕西金融》 1985/专辑四 高昌吉利钱初探 周昆宁
6、《内蒙古金融》 1985/增刊 高昌国与高昌吉利古钱疑补 卢健生
7、《新疆金融》 1986/增刊 高昌吉利古钱 卢健生
8、《钱币天地》 1986/6-7 关于高昌吉利钱的研究 卢健生、周昆宁、邹志谅
9、《苏州钱币》 1986/总二 高昌吉利钱研究 邹志谅
10、《内蒙古金融》1986/专辑 关于高昌吉利钱的探索 卢健生、周昆宁、邹志谅
11、《内蒙古金融》1986/专辑 有魔力的中国钱 （英国）克力勃
12、《中国钱币》 1987/第2期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钱币 王 琳
13、《舟山钱币》 1990/第3期 新疆古代钱币的研究与发现 蒋其祥
14、《甘肃金融》 1994/第1期 天津历史博物馆藏丝路货币 杜金娥
15、2001年部分城市钱币研讨会新出高昌吉利钱考 杨鲁安
16、《新疆钱币》 2003/第1期 关于高昌吉利钱若干存疑问题之浅见 王秉诚
17、《新疆钱币》 2003/第3期 高昌吉利钱收藏漫谈 杨文清
迄今为止，关于“高昌吉利”钱确切的制造年代、铸造地点、制造数量、铸造者，以及钱币的版式、真伪性质等尚无正确的定论，大多为推断之说。仅就最基本的制造时间来讲，综合上述各位作者的论述，概括有五种论说：
（一）北魏说：认为北魏与高昌国并存过34年，魏国曾经在首都洛阳于“崦嵫馆”设立驿站，接待过各国往来的使者；高昌国的国王是受中原王朝册封的；“高昌吉利”钱的钱文为隶书，具有北魏时期的风格。持此说者有丁福保氏、郑家相、英国M.R.Joe
Cribb(克力勃)、王琳等部分国内外学者。
（二）隋朝说：隋炀皇帝于大业五年（609年）曾经西征吐谷浑，到达河西的高昌国，当时高昌国国王麴伯雅曾随行回到中原，还娶了华容公主，并带着册封的“光禄大夫弁国公——高昌王”头衔回国，该钱或为庆贺两国的友好邦交而特别制造的纪念币。持此说者有新疆卢健生、苏州邹志谅等研究者。
（三）唐朝说：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以后，与邻国开展对外友好交往，当时赴印度取经的高僧玄奘，曾经得到高昌国国王麴文泰的厚待。贞观四年（630年），高昌国国王偕妻赴长安，李世民隆重接待并赐其妻为李姓，册封长乐公主。该钱可能是当时高昌国的赏赐之物。持此说者较为普遍，有陕西陈尊祥、铜川周昆宁、新疆蒋其祥、内蒙古杨鲁安等学者。
（四）五代十国：“高昌吉利”钱的钱文颇类刘仁恭的永安钱，或说唐末回鹘居高昌为国都，若铸于此时应该为回鹘钱。也有说辽代早期也曾经使用过“千秋万代”钱，不能够排除是正用品的可能性。或说此钱为冥钱，持此说者较少，以日本龙谷大学为代表。
（五）元朝说：日本《东亚泉志》曰：“此钱旧谱系于古之高昌国，然其形制有元钱之风，当为元代高昌之地（在新疆镇西府之西部）之物，故今附于元钱之末”。持此说者有黄文弼、荷兰Dr.Tjong
Ding Yih (易仲廷博士)等海内外专家。
尽管上述关于“高昌吉利”钱的推断或许与历史的情况相合，但是，缺乏科学的考证往往会贻误后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神秘的“高昌吉利”钱再次深入进行研究。
二、现存“高昌吉利”钱的实物及图片
高昌古城位于我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北路，过去这些地方限于交通不便，向来被披上神秘的色彩。解放前后，中外学者在高昌故城的科学考古中，发掘到大量的历史文物。其中，包括俄国、英国、德国、日本和瑞士等的探险家们的侵略性的掠夺，有关的出土报告已经出版。尤其难得的是在1973年，新疆自治区博物馆和西北大学历史系联合考古队，在吐鲁番阿斯塔那第519号墓中发现有1枚“高昌吉利”钱，为我们研究这个时期的货币经济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现将有关所见到的钱币实物报道和图片资料汇总后列表如下：
（1）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翁树培《古钱汇考》，道光、咸丰年间张崇毅《钱志新编》等均有记载，李佐贤《古泉汇》录有一拓图，这是在古籍资料中最早有“高昌吉利”钱的记录。惜该书的拓图都采用手工描绘，细审钱文的书法，起势为圆笔，其点、横、撇、捺均为楷法，估计早已失去钱币的原来神韵。因此，该枚钱图的文物价值不大（图1）。
（2）1928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在吐鲁番收集到这种钱1枚，原图刊1954年《考古学专刊》第三号。该钱实物如今去向不明（图2）。
（3）1938年，由丁福保编纂的《古钱大辞典》一书，在上编922页中刊登有2枚图片，其中一枚为光背，另一枚背穿上有星纹记号。两钱系丁氏在编辑《古钱大辞典》时录入，实物前者为丁氏本人收藏，后者不得而知。后者风格同《古泉汇》，也系伪品（图3-4）。
（4）昭和十三年（公元1939年），日本东京岩波书店出版的奥平昌洪《东亚泉志》一书，载有钱币拓图一幅。该钱原拓拓制精细，印刷成书以后原钱毫发毕现，失真甚少，惜具体数据不详，实物收存何处不确（图5）。
（5）民国廿九年（公元1940年），上海中国泉币学社出版的《泉币》杂志第17期，刊有吴县包申甫“高昌吉利”一文，文中附有“高昌吉利”钱图一枚，实物现今去向不明（图6）。
（6）四十年代，上海钱币界罗伯昭、张炯伯、丁福保等前辈均收藏有此钱，惜未见图片。仅在《寿泉集拓初集》（丙集）中，找到郑家相收藏的一枚拓片资料，现附于后（图7）。
（7）1970年10月，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出土千余件各类文物，在36枚历代中国古钱中发现1枚“高昌吉利”钱，实物现藏陕西省博物馆。该钱亦系科学考古发掘所获，极具文物历史价值（图8）。
（8）1973年，新疆自治区博物馆与西北大学历史系联合考古队，在吐鲁番阿斯塔那第519号墓中发现1枚，实物现藏新疆自治区博物馆。由于系科学考古发掘，加上原墓未被盗扰，故该钱具有重大的文物历史价值（图9）。
（8）陕西省铜川市收藏家周昆宁原收藏1枚，1982年连同1234枚古钱全部捐赠给铜川市博物馆。该钱系传世品，实物原由铜川市博物馆收藏，后转陕西省博物馆收藏（图10）。
（9）根据周昆宁文章得知，新疆吐鲁番博物馆收藏有1枚，但是，关于这枚钱币的具体数据和详细情况都不清楚（图11）。
（10）大连市旅顺博物馆收藏有3枚，系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在新疆搜夺到的，1987年《中国钱币》第二期披露，其中曾刊出2枚图片，现转刊于后（图12-13）。
（11）1991年，新疆钱币学会出版的《新疆钱币》图册，在上编中刊有3枚图片，其中编号为075号为传世品，有明显的流通痕迹；编号076号为出土品，品相非常漂亮；编号074号，钱文工整，色彩不佳，估计与照片拍摄后冲洗有关（该钱未录）。据悉，实物由新疆钱币学会钱币博物馆收藏（图14-15）。
（12）上海博物馆钱币馆收藏有1枚，1991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馆中国钱币馆》画册中刊有彩色图片。笔者前几年在参观上海博物馆时，曾经目睹该钱面容。其背部四角有4个三角形状的纹饰，罕见。另一枚选自香港关汉亨《中华珍泉追踪录》第79页，两钱实物现藏上海博物馆（图16-17）。
（13）据1994年第一期《甘肃金融·钱币研究》杜金娥撰文称，天津市博物馆藏有1枚，系鎏金传世品，仅见实物图片，有关钱币的来源和具体数据不详（图18）。
（14）台湾钱币学家蔡养吾《中国古钱讲话》一书附录三第545页，收录有1枚图片，据该书作者称钱币来源于大陆新疆，但具体数据不详（图19）。
（15）1999年，美国钱币学家曾泽禄博士60大寿时，在他出版的《壮泉阁六十寿泉拓集》一书中，收录“高昌吉利”钱1枚，系藏家在海外收集。但笔者根据拓图分析，对这枚钱币的真实性存在怀疑，由于未见实物，因此只能够对此存疑（图20）。
现存高昌吉利钱的有关实物及图片
时间 实物来源 现存何处 直 径 厚 度 穿 径 重量 图 例
清 李佐贤撰 《古泉汇》 --- --- --- --- 1
1928年 黄文弼收集 《吐鲁番考古记》 2.5 0.4 0.75 12.5克 2
1938年 丁福保藏 《古钱大辞典》 2.5/2.6 --- 0.8/0.75 --- 3/4
1939年 （日本）奥平昌洪 《东亚泉志》 2.5 --- 0.75 --- 5
1940年 吴县包申甫藏 《泉币》杂志 2.55 --- 0.8 --- 6
40年代 郑家相藏 《例会记录》 2.5 --- 0.8 --- 7
1970年 西安何家村出土 陕西博物馆 2.6 0.4 0.8 10克 8
1973年 阿斯塔那519墓 新疆博物馆 2.6 0.38 0.75 12.5克 9
1982年 铜川周昆宁捐赠 铜川博物馆 2.67 0.35 1.1 12克 10
--- 吐鲁番出土 吐鲁番博物馆 2.65 --- 0.8 --- 11
1987年 吐鲁番出土 旅顺博物馆 2.6/2.5 --- 0.8/0.75 --- 12/13
1991年 吐鲁番出土 《新疆钱币》 2.6/2.6 --- 0.7/0.7 --- 14/15
--- 李荫轩捐赠 上海博物馆 2.6 --- 0.75 7.1克 16
--- 出土地不详 上海博物馆 2.55 --- 0.8 10.2克 17
1994年 出土地不详 天津博物馆 2.6 --- 0.8 12克 18
1999年 新疆某地出 台湾个人藏 （蔡养吾《中国古钱讲话》收录） 19
1999年 海外某地 曾泽禄收藏 （《壮泉阁六十寿泉拓集》收录） 20
2001年 西安某地 杨鲁安收藏 2.62 0.32 0.68 9.5克 21
--- 吐鲁番出土 国内个人藏 2.6 0.4 0.85 10.5克 22
--- 出土地不详 张吉保收藏 （《中国民间钱币藏珍》） 23
--- 吐鲁番出土 国内个人藏 2.55 0.4 0.75 12.5克 24
2003年 吐鲁番出土 国内个人藏 2.6 0.4 0.7 12.81克 25
2004年 吐鲁番出土 国内个人藏 （由互联网所见，无详细资料）
注：本表钱币数据除有可靠资料外，部分系非实物直接测量所得，长度单位为厘米。
（16）2001年，全国部分城市在洛阳召开“21世纪钱币学论坛”，内蒙古钱币学会杨鲁安在交流的论文中披露1枚，作者在会上透露，该钱出自西安周边地区，实物现由作者本人收藏。根据对图片的审视，该钱的真伪有待于进一步鉴定（图21）。
（17）据周昆宁在1991年发表的“再论高昌国的高昌吉利钱”一文，曾经提到乌鲁木齐市某君也收藏有1枚，并附有拓图。由于未见实物，无法对此进行判断（图22）。
（18）此外，由海南省钱币学会编辑的《中国民间钱币藏珍》一书第102页，也刊有此钱图片1枚，系由西安藏家张吉保收藏，惜具体情况不详，无法提供详细资料（图23）。
（19）数年前，外地泉友曾寄来一拓请求鉴定，附来彩色相片，并留有一拓。该钱直径2.55厘米，穿孔0.75厘米，厚度0.4厘米，重量12.5克。据云钱出新疆，较为厚重，系出土多年的生坑。钱体红绿相间，锈色浸润，令人爱不释手，不知今日花落谁家（图24）。
（20）2003年第三期《新疆钱币》，发表了吐鲁番市作者杨文清“高昌吉利钱收藏漫谈”一文。文章披露了在吐鲁番地区收集到的3枚“高昌吉利”钱新品。其中在高昌王城故址的那一枚钱，“书法清秀，文字峻深，字体精整，背面光幕无文”。该钱直径2.6厘米，穿径0.7厘米，厚度0.4厘米，重量12.81克（图25），系迄今为止所见到的“高昌吉利”钱中，较为厚重者，惜其它2枚钱币磨损十分严重，照片经过复印已经模糊不堪，无法在此录出图片。
二钱的基本参数分别为直径2.5/2.5厘米，穿径0.7/0.65厘米，厚度0.425（5-3.5毫米的平均值）/0.25厘米，重量16/8.6克，前者重量重达16克，为高昌钱重量之最。新疆新出的3枚高昌实物，为我们研究“高昌吉利”钱币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另笔者最近在网上查阅有关资料时，曾经在国内各大网站见到数枚，但均系伪品，仅见到有1枚真品。该钱通体绿锈包裹，色泽纯真，为一眼可知之真钱，如今花落谁家，不得而知。
根据笔者上述的统计，已知“高昌吉利”钱有30枚，如果包括国内出土的、海外传世的、科学考古发掘发现的、古籍图谱记载的、中外文物和博物馆（据说中国博物馆及上海博物馆各收藏有10余枚，确实情况待查）、收藏家个人所收藏的“高昌吉利”钱，估计其总数量绝对不会少于50枚。
三、关于高昌王国的历史简况
高昌，车师前部故地，以其“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
高昌王国的地域位于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北面以博格达山为界，南面以库尔塔格山为界。高昌故城维吾尔族叫“亦都护城”，在历史上也称和州、哈剌火者、哈剌火州、哈剌霍州、火州和哈剌和卓等名称。概括高昌故城而言，隋代以前叫高昌，唐代改称西州，西州回鹘占领以后，称呼不一，直到回鹘高昌灭亡以后，这个城市才被废弃。
《史记·大宛列传》卷一二三记载：该地区为车师人“庐帐而居，逐水草，颇知田作”。但是，当时实际上由匈奴人控制。汉高祖刘邦时（公元前200年），吐鲁番与有“弦控之士”三千的匈奴为界。东面是遥远的西汉首都长安。汉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朝廷派赵破奴率轻骑七百人，破姑师。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朝派军队争夺这个地区的控制权，最后，在永平三年（公元60年），汉朝才夺取了这个地区，并任命郑吉为第一任西域都护。这个地区分为“车师前国”和“车师后国”，前者以雅尔为首府。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汉元帝刘奭在今新疆吐鲁番东南30公里，车师前国的高昌城建立戊己校尉，负责管理当地的军队、屯田和其他行政事务。（19）
《周书·异域传》卷五○载：“高昌者，车师前王之故地，东去长安四千九百里。汉西域长史及戊己校尉并治于此。晋以其地为高昌郡，张轨、吕光、沮渠、蒙逊据河西，皆置太守，以统之。其后，有阚奭及沮渠、无讳并自署为太守。无讳死，茹茹（柔然）杀其弟安周，以阚伯周为高昌王，高昌之称王自此始也。伯周之从子首归为高车所灭，次有张孟明、马儒、相继王之，并为国人所害，乃更推立麴嘉为王。嘉字灵凤，金城榆中人，本为儒右长史，魏太和末立，嘉死子竖立。其地东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国内总有城一十六。”当时已经成为西域的一个强国。其国有百姓共8000余户，总人口约30000余。“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赋税则计（田）输银钱；无者输麻布，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地多石碛，气候温暖，谷麦再熟，宜蚕多五果。”（20）
建兴四年（公元316年），西晋的灭亡导致中原王朝在这个地区的力量削弱。咸和二年（公元327年），前凉的张骏占领了高昌，并且在高昌设郡统治该地。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北魏打败北凉，北凉王族后裔无讳率领一万余家百姓从敦煌西迁至鄯善，三年后，无讳占领高昌，并自称为凉王。这是一个独立于河西地区的国家。
《隋书·西域传》卷八三载：“高昌国者，则汉车师前王庭也，去敦煌十三日，行其境，东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昔汉武帝遣兵西讨，师旅顿敝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其地有汉时高昌垒，故以为国号。初蠕蠕（柔然）立阚伯周为高昌王，伯周死，子义成立，为从兄首归所杀。首归自立为高昌王，也为高车阿伏至罗所杀，以敦煌人张孟明为主，孟明为国人所杀，更以马儒为王，以巩顾、麴嘉二人为左右长史。儒又通使后魏，请内属，内属人皆恋土不愿东迁，相与杀。儒立嘉为王。”……“嘉死，子坚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来归中国。坚死，子伯雅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遣使贡献，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来朝，因从击高丽还，尚宗女华容公主。……”（21）
北魏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无讳的兄弟安周控制了雅尔城，最后消灭了车师前部政权，车师的残余部分西迁至焉耆，从此，吐鲁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就从雅尔转移到高昌。北魏和平元年（公元460年），蒙古人柔然西侵，安周在战争中被杀，由于当地的一万余家汉人百姓居住在高昌，作为权力基础在蒙古高原的柔然很难统治。于是扶植了一个汉人傀儡国王阚伯周，阚伯周的统治标志着吐鲁番地区以高昌王朝政权为代表的开始。
阚氏家族是一个短暂的时期，北魏太和五年（公元481年），草原上的另一个民族高车人灭掉了他，另立张孟明为高昌王。几年以后，张被国人所杀，立马儒为王。马儒常以为高车所控制，曾于497年遣使北魏，请求举国向内迁徙，这个主张引起国内土著人的不满。为此，高车杀马儒，立麴嘉为王，仍以高昌为都城。麴嘉高昌王朝虽然常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但是，他发展经济，广结友好，所统治的时间长达144年的历史。
又《新唐书·西域传》卷二二一（上）载：“高昌，在京师西四千里而嬴，其横八百里，纵五百里，凡二十一城。王都交河城，汉车师前王庭也，田地城戊己校尉所治也。胜兵万人，土沃，麦禾皆在熟。有草名白叠，撷花可织为布，俗辫髻垂后。其王麴伯雅，隋时尝妻以戚，属宇文氏之女，号‘华容公主’。武德初，伯雅死，子文泰立，遣使来告。高祖命使者临吊。”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文泰病死，子智盛立。（22）
麴伯雅统治时期，由于积极推行汉化政策，高昌王朝与隋朝关系密切，引起了国内一些贵族的不满，甚至发生了战争，后来经过镇压平息了这场叛乱。唐朝，对位于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取得了一系列的军事胜利，并在公元630年消灭了东突厥汗国，把原属东突厥伊吾7城并入唐的版图。高昌国王麴文泰由于考虑到国界邻近西域，担心唐军西进，与西突厥私下达成协议，共同抵抗唐朝。但是，当唐政府的军队开始进攻，西突厥首先就投降了；因此，高昌王国的统治者随即也向唐军投降了。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朝政府在这里设立了西州，同时在雅尔（交河）设置了安西都护府，统治九代144年之久的高昌王国，就这样灭亡了。
四、高昌王朝时期的经济和社会
在吐鲁番地区，当地的文化与中国汉文化，以及印度、伊朗等地中海等外来文化相互交融汇合。实际上，高昌的真正根基是中国汉人驻军及在戊己校尉治理下的屯田，因此，深受汉文化的影响。
唐初，两国的睦邻关系建立以后，为促进两国的友谊，高昌国采用中原的流通钱币形制和风格，派遣工匠到内地学习铸钱技术，或专门聘请唐朝的工匠传授工艺，或直接为高昌王朝铸造钱币等，都是合乎情理的事情。从高昌钱币铸造不很精整、背部常有移范现象看出，“高昌吉利”钱比同时期的隋唐汉文钱，要相差一段比较长的距离。
高昌国王麴伯雅统治时期，与隋朝建立了密切的睦邻关系，积极地执行汉化政策。在隋代大业年间（公元602-613年），曾经到达过隋朝首都长安觐呈，并且娶华容公主为妻，还被册封为光禄大夫。正是这一时期，高昌王国的疆域已由北魏时期的八城，扩展到唐初的二十二城，成为当时西域最强盛的一个国家。因此，钱币铭文的“高昌”两字，其含意十分清楚。它不是一般的流通钱币，应该是一种作为赏赐用的吉庆钱。
前引《周书·高昌传》：“赋税则计（田）输银钱，无者输麻布。”（23）史料记载的银钱，即是流通货币的古称。按今人字面的意义理解，高昌国当时流通的货币，应该是银质的钱币，这里显然没有指名是“高昌吉利”银钱。考古发掘在高昌故地阿斯塔那古墓，出土有大量的波斯萨珊时期银币（公元226-651年）。从1959年至1973年在当地发掘的墓葬中，其中24座坟墓中出土的波斯银币，都是覆盖在死者的双眼或含在口中的。北周至初唐时期，西域银币在西北流通的情况，史籍都有明确的记载。《隋书·食货志》载：“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钱，而官不禁。”从1915年一直到1973年，我国总共出土过33批波斯萨珊银币计数量1174枚，分布在全国12个地区。其中在新疆境内1002枚，占85.3%，在高昌故地吐鲁番54枚，占全国的4.6%，占新疆的5.4%。这类银币包括由沙卜尔二世（公元310-379年）至伊斯提泽德三世（公元632-651年）在内的12个皇朝发行的银币（24）。
从吐鲁番大量出土的文书中，麴氏高昌王国以银钱为基价货币。我们能够得到实物的证实。如阿斯塔那84号墓出土有麴氏《高昌条例出藏钱文数残奏》，文中记录“所藏绫十三匹……藏钱一百十一文，提婆锦一匹；平钱五十，红锦二匹，平钱九十文。”（25）
另如阿斯塔那78号墓发现的《高昌蒋守显的等田亩得银钱账》记录：“……银钱壹文半，蒋显祐半亩三十步得银钱叁文，道法师半亩，得银钱□□；半亩十五步，得银钱叁文。冯伯相玖拾步，得银叁文……。”从出土的吐鲁番文书看，高昌国使用波斯银币作为通用货币，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唐朝初期。考古工作者在高昌故城中发现二座墓葬，一座出土20枚波斯银币，另一座10枚放在一只精致的小匣中，同时还有汉朝的铜钱（26）。
麴氏时期崇尚佛教，其中尤以麴文泰虔敬特别著称。延寿七年（公元630年），唐朝名僧玄奘赴印度朝圣取经，路过高昌应邀停留并进行讲经。玄奘将开法座，麴文泰低跪为蹬，令玄奘蹑上。临行时又选派4名沙僧跟随西行，以便途中照顾服侍，并且赐衣30套，又棉衣、靴袜等日常生活用品，另赠黄金百两，银钱三万，绫绢五百匹，以充往返20年之费用。从中可知高昌时期使用银钱的概况。
《梁书·诸夷传》卷五四载：“其地高燥，筑土为城，架木为屋，土覆其上。寒暑与益州相似，备植九谷，人多吃面及羊牛肉。出良马、葡萄、酒、石盐，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缕，名为‘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又《新唐书·西域传》卷二二一（上）载：“有草名白叠，撷花可织为布。”麻布是什么东西？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这种古籍记载的布，就是今天我们使用的麻布；而这种所谓的“白叠草”，就是现在著名的新疆长绒棉花。（27）
上文何为“平”？“平”者在此可作“当”译，亦可解释为“普通铜钱”。从这件《残奏》中来看，所指的“钱”只可能是普通铜钱，绝不会是金银币。那么这种普通铜钱指的是何钱？笔者认为是中原王朝的小铜钱，而决不是厚重达10余克左右的“高昌吉利”钱。
阿斯塔那出土大量的吐鲁番文书，为高昌王国提供了社会和经济的缩影。这个时期征收赋税和劳役制度，以银钱缴纳为标准；赋税的数量不仅取决于土地的面积，而且取决于土地的肥沃程度。各种劳役的分量也按照制度决定，历年来还征收其他多种租金、劳役和贸易税。商业和贸易在高昌很繁荣，使用银钱作为通货，土地出租和租赁在麴氏统治时期很普遍。土地的出租契约与合同的发现，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当时的经济发展和货币流通情况。
麴氏高昌国的强盛时期疆域约为五万平方公里，中部地势低洼，气候干燥，日照充分，无霜期长，是著名的葡萄产区，并且种植小麦、棉花等经济作物；四周绿草如茵，是良好的天然牧场。麴氏统治时期，高昌王国的行政体制和官号，与中原政府所采用的几乎一样。坟墓的样式、墓志铭、文书都显示出汉文化的主宰地位。在阿斯塔那古墓出土时，死者头枕鸡鸣枕，面部掩巾，双目加盖金属眼罩，双手握木，身着棉麻或者丝绢织品制作的衣服。在死者的四周，陈放着模拟的亭台楼阁、车马仪仗、琴棋笔墨，或放置着葡萄、瓜果、饺子、面饼等食品，供死者在阴间享用。在墓室的四壁，绘有人物、花鸟、山水、走兽等壁画，其形态逼真，线条流畅。墓葬中出土大量的汉文书籍，在文书残片上用毛笔书写的汉字，以及抄录的各种经文，说明儒家文化早就在此流传。（28）
高昌的第一个麴氏国王麴嘉，曾经向北魏求借《五经》及大量中国史书，并聘请汉廷官员为博士，教育高昌的学生。高昌政府的公文也是用汉字书写的，在格式和措词方面，也类似汉魏中原的公文。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高昌王朝的使用中原政府的铸币，而在自制的钱币上采用汉字。
《新疆钱币》图册上编第22页中，分别载有3枚高昌吉利钱，据悉全部出土于吐鲁番地区。由于是彩色摄影图片，其中编号075那一枚，我们仔细地分辨一下，可以看出钱体上有经过磨损的痕迹，但是，另外074和075号二枚，则保持原貌基本上没有磨损（29）。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高昌吉利”钱是朝廷特别铸造的、专门为官员和贵戚赏赐而用的、具有吉庆祈福性质的、一种非流通钱币。
五、“高昌吉利”钱的铸造年代及制造者
“高昌吉利”钱的铸造时间及制造者，由于史无明载且缺乏足够的出土实物证明，对此我们不详。但是，根据新疆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文物管理委员会、铜川市博物馆、旅顺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以及日本龙谷大学等文物单位和海内外个人藏家所收藏的“高昌吉利”钱实物来看，除内蒙古杨鲁安1枚出自西安周边地区外，其余几乎全部出自新疆的吐鲁番，即古高昌王国故地附近。目前，据已经知道下落的所有“高昌吉利”钱分析，除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实物来源尚待公布外，唯一的是陕西省博物馆所藏的那枚“高昌吉利”钱，是从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中发现的。因此，至今所有有关研究“高昌吉利”钱的学者，都认为该钱是高昌王国所铸造，当无异义。
虽然，我们对“高昌吉利”钱的制造时间不详，但是，既然认为该钱是高昌王国之物，那么，我们可以根据高昌王国的历史进行研究。首先，能否确定该钱制造的上限和下限。关于货币制造时间的上限与下限，并非该钱制造时间的定论，而是最早（上限）与最晚（下限）两个时间的概念。高昌国灭亡时间约在唐贞观十四年（640年），故其下限应为公元640年。这个结论是目前大多数的学者都能够接受的。
“高昌吉利”钱制造的下限，首先，得到何家村出土唐代窖藏文物的证实，郭沫若先生在生前曾经撰写《出土文物二三事》，对此进行过详细的考证；其次，又有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第519号唐墓出土的一枚“高昌吉利”钱实物证实。显而易见，此前日本奥氏《东亚泉志》、丁氏《古钱大辞典》，以及黄文弼、荷兰Dr.Tjong
Ding Yih (易仲廷博士)等的“元钱”之说被彻底否定。
关于“高昌吉利”钱的制造上限问题，可上溯到阚伯周称高昌王的公元460年，然而自阚伯周历经阚义成、阚首归、张孟明、马儒等5个汉人高昌王共约37年，期间仍然处于柔然、高车等部族的统治下充当傀儡。柔然、高车等部族经济、文化、军事落后，政权还未巩固，尚无铸造钱币的历史。所以，“高昌吉利”钱的制造上限，绝对不会早于公元497年。
麴嘉是麴氏高昌王国政权的创始人，但是，在他在位的34年中与北魏并存，期间，虽然经历连年战争，但是经济发达，国力强盛，铸钱的可能性最大。其子嘉坚即位，立年号为章和，时在公元531年。此时国力更强，他在位与西魏并存18年，虽然时有战争，不会影响他们的钱币制造。根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的显示，仅从1959年至1975年间，在高昌古城遗址阿斯塔那进行的13次考古发掘中，459座古墓中有119座古墓发现了文书。总数1586份汉文文书中，有403份确定为麴氏家属统治的高昌王国时期，1020份出自唐代。发掘出来的300多块墓志铭中，大部分是属于麴氏时代的，从而证明这个时期的高昌国，是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发展的鼎盛时期。
麴氏王朝虽然常常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在他的领导下还是抗击了外来的侵略，生存了144年（公元497-640年），是当地政权中延续时间最长的。因此，我们将“高昌吉利”钱的制造上限，定在高昌王朝麴嘉执政开始，即公元497年为宜。
笔者进一步大胆设想，根据“高昌吉利”钱的文字铭名、书法风格和钱币形制综合考证：钱背的内郭类似北周钱，特别是该钱的钱文非常接近唐初“开元”钱风，是否可以将上限定在麴文泰重光元年，即公元620年。在匆匆地铸造了20年以后，便结束了它辉煌的历史。
六、关于“高昌吉利”钱的铸地及制造量
“高昌吉利”钱的铸造地域、制造量，史书不载，至今也未发现钱范和制造遗址，因此，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无法知道。
上海《钱币之友》刊有“咏高昌吉利钱”七言诗一首，言为“唐铸国名”，但出处未明，有人认为该钱系隋炀帝同麴伯雅时期，铸造于“隋京”，或唐太宗同麴文泰铸造于“唐都”。以上说法虽然有一定的理由，但是，笔者认为此钱应该铸造于高昌故城，即吐鲁番本地的可能性更大。虽然，制造地域目前尚且不知。从所见实物的草率，背部内外郭常发生移范的情况来分析。隋及初唐的铸钱水平已经很高超，尤其是“开元通宝”钱更是开创了钱币制造的新纪元。由此，如果系“唐太宗同麴文泰铸造于‘唐都’”，显然是不太合适的。
“高昌吉利”钱的铸造地域和制造量，虽然史料没有记载，使我们无法了解更加详细的情况。然而，去除历代钱谱中刊载的“高昌吉利”钱图片，仅从已经确实知道下落的“高昌吉利”钱来看，其中新疆12枚，陕西省博物馆1枚，铜川市博物馆1枚，旅顺博物馆3枚，日本1枚，英国大英博物馆2枚；此外，民间收藏的不少于10枚。上述30余枚钱几乎全部出自新疆吐鲁番一带，出土地域集中于高昌故城附近。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其祥先生曾经说，“高昌吉利”钱至今发现总数不少于30枚左右。则使我们联想到一个人口仅仅3万左右，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的区区小国，经过三百多年的历史变迁，竟然会留下这么多的货币实物。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不断地有“高昌吉利”钱被人们发现，所以说它的制造数量应该是不少的。
根据笔者所知，近五十年来，仅从新疆地区发现的高昌吉利钱，包括古籍披露的、海内外公私收藏的全部数量大约有50枚左右，估计一部分已经流入民间收藏家的箧中，由于该钱比较稀少，故一般藏家都秘不示人，因此，详细的情况和确切的数量目前尚无法估计。
七、“高昌吉利”钱的版式及辨伪
根据目前已经收集到的图片资料，我们确切的知道高昌吉利钱大约有3种版式。其一是光背，数量占已知钱币总量的90%以上；其二是背四角有三角形的花纹，现在仅有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一枚，即李荫轩先生的捐赠品，该钱是孤品。《泉币》杂志第17期包申甫文中，还提到过另一枚的背四角有三角形纹的高昌吉利钱，实际上就是李氏的同一枚。其三是背有星纹者，仅见丁福保《古钱大辞典》刊出一枚。另荷兰易仲廷博士在1985年《内蒙古金融?钱币增刊》（总51）发表的文章中，附有两枚高昌吉利钱图，内中一枚为背有星纹者，但仔细辨认以后，这枚图片就是从丁氏《古钱大辞典》中转录的那一枚赝品。
“高昌吉利”钱的钱文为隶书，结体方正，布局均称，书法用笔遒劲，飘洒秀丽，笔法中含有北魏及初唐书意。在钱文的结构中，“高、昌、吉”三字为上下方块形状，“利”字为左右开式结合，为获得人们的视觉效果，钱文的书写者将“利”字稍作放大，以求取总体的平衡。此外，在字体的局部处理中，亦见作者刻意经营。如“高”字下部左右，直接与穿孔相互连接；“昌”字两日中间的一横，左联而右离，以免除方块汉字呆板的弊病；“吉”字竖笔与内郭相连；而“利”字最具该钱的特征，其“禾”字首笔微弯，中竖垂针顿笔，最绝妙之处为右旁的刀部，内中末笔以点代竖，全部的精神集中于此，可谓“画龙点睛”之作。且此点安排在“禾”部的中间，即横与捺之间，钱文书法细微之处，从中可见一斑，这也是高昌钱钱文辨伪的最关键之处。上述钱币文字的几处细部，正是我们对“高昌吉利”钱鉴定的要处。凡是“利”字右旁刀部内，一竖者基本上是有问题的；凡是一点者当为真钱。当然，各类光背钱中，钱文也有不同的细微变化，这也就是我们钱币研究者称作的小版别。
旧社会封建王朝中，钱币制造是一件重大的事件，而钱币文字的书写，大都是有身份和地位者，有些还是帝皇将相的手笔，绝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工匠随意刻画；同时，钱币文字从题写到铸造，有着十分严格的程序，并不是朝令夕止、随心所欲的。因此，钱币的文字差异应该不大，这里所说的细微差异，就是钱币的不同版别。
仔细分析钱文的笔画不尽相同，若以大英博物馆所藏的“高昌吉利”钱版式，与其他“高昌吉利”钱相比较，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说：“高昌吉利”钱绝非一种版式，“高昌吉利”钱确实有不同的版式存在。然而，由于这种钱币的铸造量很少，出土传世更稀，其版别差异不会太大。
那么，背星点是否就是赝品呢？对于《古钱大辞典》所刊载的这一枚“高昌吉利”银钱，从各类钱谱的拓片和所见实物来判断，认真从各方面分析钱币实物，这枚钱
“无力而神态呆滞”，缺乏“时代气息”，当属赝品无疑。关于高昌吉利银钱，周昆宁先生文章中叙述：“1988年秋，路经无锡，亲眼见到过一枚银质高昌吉利光背钱......。”“1989年，在西安市泉友李某家又见到过一枚，当时在座五人皆泉界人士，几经审视无一人能视其为赝品。”由于笔者未见到过此类银钱，因此不敢遽下妄论。
至于美国曾泽禄博士在《壮泉阁六十寿泉拓集》刊出的一枚，内蒙古杨鲁安先生得自西安某地的那一枚，
1991年出版的《新疆钱币》图册收录的其中一枚（本图未收录），按笔者审视的真伪标准，都值得藏家对实物作进一步鉴定（30）。
八、结 论
综上所述，麴氏高昌王国时期，正处于丝绸之路的繁荣兴盛阶段。高昌地位古代东西方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自然地担负起国际贸易的汇集和交流站。由于商品经济和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波斯萨珊银币就充当了“准国际货币”的角色，成为麴氏高昌王国时期的主要货币。
关于“高昌吉利”钱确切的制造年代，笔者认为应该在麴氏统治时期铸造，其上限定在麴文泰执政开始之时，约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下限定在麴氏灭国之年，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为宜。其铸造地点，大致在高昌故国的地域内；即吐鲁番本土，其制造的时间仅有20年，因此，制造的数量比较少。
关于该钱的性质，由于钱币的铭文“高昌”、“吉利”，集国名与祈祥吉语而一体，所见实物大多比较厚重，多在10克以上，为同时期五铢钱的2-3倍；但钱币由于铸造时间比较仓促，钱币之间的轻重分量相差很大，个别甚至相差7-8克，多达半枚钱的重量。从阿斯塔那519号墓出土的那枚“高昌吉利”钱分析，该钱出土前原放置在死者的背部，且墓主人是贵族身份。虽然少数“高昌吉利”钱有磨损痕迹，但大部分实物均未经过流通使用。因此，笔者认为此钱是皇家正式发行的、具有纪念性质的压胜钱，是朝廷作为赏赐官员和贵戚之物品，而非流通货币。
根据所见到的“高昌吉利”钱实物和收集到的拓片，此钱的版式不多。大部分为光背，其它的版式甚罕，是否有银质钱存世，尚待进一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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