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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大元宝”背天铜铁钱，历代谱录载总计存世不超过十枚。因其存世罕少，被列为中国古钱币五十名珍之一。已面世的保大元宝钱大多制作厚重精好，直径约在31毫米-35毫米之间，重量约在15克-25克之间。钱文保大元宝四字均为带有隶味的楷书，书法俊秀拙朴，右旋读，背穿上镌一天字。
该钱最早披露于明代王圻《稗史汇编》、《永乐大典"事林广记》、《说郛"董遹钱谱》三种书中，他们都称“保大元宝，（南唐）江南王李璟铸。”因明人钱币著述舛误歧出，为清朝钱币学家所不齿。所以清代著名钱币学者：翁树培、刘喜海、刘燕庭均认为明代三书记载不足为据。①事实也证实，保大年间，李璟根本无暇铸别的钱。因为保大期间他正大量铸造篆隶相对的南唐开元并穷兵赎武，四处树敌。刘喜海说过“洪文安、宋人距南唐未远，故于五代诸品，泉志剖论甚详，独不载此种，（保大背天）宜附存以俟考可耳”。②刘燕庭也说：“戊戌冬日，余于吴门顾湘舟处见此泉，文字制作均不类五代物，似为伪作。”③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保大元宝背天钱才被正式发现与收藏。第一枚“出于浙江同里镇”，被收藏家张叔驯以三千大洋获藏。此后保大背天钱陆续在湖南长沙、福建、南平、上海、无锡等地区出土和被发现。前后共发现铜品6枚、铁品4枚。时至今日，除笔者外，北方遍访泉家、尚未听说何人获藏此种珍钱。（最近听黑龙江泉友告知，五常地区出土近十枚保大元宝背天钱，均生坑翠绿、厚重精整。）因为“保大元宝”均发现于南方，所以泉界大多数人也渐渐认可了该钱系南唐保大期间（公元943-957年）所铸的说法了。但对铸主是李璟还是另有其人？也出现了新的观点。1940年著名钱币收藏家鉴定家罗伯昭在《沐园四十泉拓》说：“余按保大钱乃（马）希萼奉唐朔后所铸，文字制作与小样铁乾封不异，背天尤为明证。”④他的论据基础主要为《十国春秋"楚世家》所载的一段史实：“乾祐三年十一日，希萼帅师陷长沙、杀希广自称楚王。明年春奉唐朔称保大九年。二月甲辰遣使入贡于唐。三月，唐以王为天策上将军，武安、武平、静江、宁远等军节度使兼中书令，封楚王。十月辛卯，唐将边镐引兵入醴陵。希萼奔衡山、希崇降。十一月迁马氏诸族千余人于唐”。⑤因罗伯昭说马希萼在奉唐朔的七个月中铸了保大钱无直接证据，让人难以完全信服。而证物小样铁乾封，虽面背轮郭与“保大元宝”略微有些相似，但文字精神却相差甚远。虽说背天和天策上将军可以扯上关系。但明眼人都清楚这个天策封号只是南唐灭马前的权宜之计，马希萼也没有更不会当真进行庆祝纪念，铸背天钱。所以，信罗伯昭其此说者寥寥无几。人们仍不得不暂时认可保大钱是南唐李璟所铸。但对其文字与南唐钱篆隶书为主的风格相左，背天字始终得不到正确解释，在全部顺读的南唐钱中为什么突兀出现一枚右旋读钱的疑问，不能不存疑待考。
1983年随着对辽代钱币研究的深入开展，钱币学家卫月望在《内蒙古金融》第1期：“辽代货币经济专号”首次提出保大钱可能为辽钱的观点。他说：“‘保大元宝’右旋读，背“天”字之钱一种，一般均定为南唐李璟所铸。但辽之末代皇帝‘天祚帝’于公元1121年，改元‘保大’，此钱之背为纪其帝，面文为年号，右旋读是辽钱之通例，故或为此时所铸之钱。”⑥
卫先生因为谦虚，没有用肯定的词语阐明自己的结论。但其行文中间肯定的论述：“背为纪其帝，面文为年号，右旋读是辽钱之通例”，说明其认定保大钱是辽铸的信心是坚定的。
笔者是赞成“保大钱”为辽铸的中坚分子。本人同意卫先生的观点，并想以自己在北方收集的“保大元宝”实物，证明保大钱是辽天祚帝所铸。我想先从保大钱本身入手分析其是辽铸的道理。
大家知道“保大元宝”是铜铁两铸，铸制时必有铸母或铁母。铸母和铁母大都比行用钱厚重精好，这是一般规律。可是清代民国钱币学家在谈“保大元宝”时，一般都不公布钱的直径、穿径、厚度、重量等数据。大多仅用形制精好、精整厚重，厚肉等形容词笼统说说而已。所以，我们很难知道已面世的铜质“保大元宝背天钱”，那些是行用钱，那些是铸母，那些是铁母。而只有知道了行用钱，铸母、铁母的技术数据，才能了解铸地、钱监、进而落实铸主。所幸关汉亨先生在《中华珍泉追踪录》“保大元宝背天珍品”一文，透露了三枚保大钱的重量，使我们得以掌握些许有益于解开铸主之谜的信息。其一，为上海收藏家孙鼎（字师匡）先生收藏的由戴葆庭相让的，长沙出土的一枚保大背天铜品。重15.4克。其二，为无锡收藏家玄泉先生辛未年在上海获得之一枚黑漆古传世保大背天铜品。该泉径34毫米，重21.5克，文字深峻，制作厚重。其三，为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枚铁质保大背天钱，该泉重15.4克。⑦有了重量，再有了钱径就可以推算其厚度。有了重量、直径、厚度数据，就大体可以推知其是行用钱，还是铸母或铁母了。现面世的有重量的三枚保大背天钱只有玄泉一品有直径，而其它两枚只有量拓图了。经实测孙鼎钱径为31.8毫米，穿径8.2毫米；玄泉钱穿径8.7毫米，上博铁钱径34.4毫米，穿径7.6毫米。由此可推算出它们的厚度约为：孙鼎钱厚2.5毫米；玄泉厚3.8毫米，上博铁钱厚2.8毫米，而五代及辽折五型行用钱一般厚2-2.8毫米，铸母稍厚或相同，而铁母厚必在3毫米以上。按考古器型学原理分析孙鼎钱可能是样钱或母钱，而玄泉钱非铁母钱莫属。至于铁钱应为初铸试样（模）钱。如果此分析不大错的话，其余无数据的四枚铜钱，三枚铁钱，大约也是样钱或铁母钱。假设今后在南方再无其它证据：如铸钱遣址、窖藏或墓葬的发现提出直接证据。大约即可确定在南方已面世的保大背天钱，系从外地传入该地而并非在当地铸制。因为一种有样钱，母钱，甚至铁母钱的官方铸币，在广大的地区每处只发现一两枚，而且不是行用钱，这是不符合情理的。那只能有两种可能：一、有突然变故被迫停铸，像清代祺祥钱一样；二、此种钱是从外地（原铸地）流入。南唐李璟和马希萼保大时期都没见记载有什么突然变故，继续铸造行用钱才是正理。可他们应做却没做，这只能说明保大背天钱非李璟或马希萼所铸，而是从外地传入。就像前几年在长沙楚墓发现和辽铸面乾封泉宝背福德长寿大钱一样，是从辽地流入。
辽代天祚帝保大年间（公元1121-1125年）铸没铸过年号钱，史书没有记载，泉谱也未发现记录。但根据辽代改年号必改铸新年号钱的惯例。加上经济频临崩溃，军费剧增府库亏空的拮据情况，其应该铸有保大年号钱。尽管保大年间是辽代多事之秋，但保大元年天祚帝仍例行四时捺钵，完全有时间也需要铸钱。二OO二年五月，笔者从吉林白城获藏一枚保大元宝铜钱（见照片1拓图1），是2000年于白城附近大兴乡农村出土的窖藏钱中挑出。该钱制作厚重精好，文字深峻。紫红色铜质，黑褐色包浆。内郭左大右小背内郭错范。面文和南方的保大背天钱一模一样，是一人所书只是保大元宝四字“大”字略小，“元”字大且左进。背光幕无文，其背无剜削痕迹，光背实属天成。该钱径33.4毫米，面穿径8.5毫米，背穿径7.3毫米，穿孔有1.2毫米稍度，厚3.9毫米，重22.2克。根据其厚重及文字深峻，有拔模梢度的情况分析，其应为铸造铁钱的铁母钱。该钱为何光背无“天”字，愚意以为应是保大二年金兵逼迫，百工人心惶惶时的产物。忙乱中顾不上细审，或不满朝廷的雕工有意所为。背天是纪朝号，去“天”，岂不意为“天朝”无存了吗？这枚钱是北方发现的第一枚有确切出土地点的保大钱。近年我在研究保大钱时又从黑龙江、内蒙古、吉林等地搜寻到三枚保大背天铜钱，两枚传世品，一枚老生坑。传世钱、一枚黑漆古、一枚褐色传世古。老生坑披黑蓝色硬锈。三枚钱的材质不尽相同，黑漆古为青黄色铜，传世古为褐色铜，老生坑为紫红色铜。形制基本一样，都规整精好。只是钱径穿孔与厚薄、重量大小略有差别。黑漆古径32.1毫米，穿8.05毫米，厚2毫米，重8.7克；传世古径3.6毫米，穿径6.7毫米，厚2毫米，重9.4克；老生坑径32.5毫米，穿径8毫米，厚2.1毫米，重8.8克。三钱的钱文版别不尽相同。黑漆古和老生坑笔法相同但字大小不同，老生坑大样大字广穿；黑漆古字文稍小，特别元大宝三字最明显。传世古和其它的钱相比差异显著，“保”字口正方，两点连横，立人第一笔起笔见锋。“大”字一撇横上部分特长，撇捺均见笔锋。“元”字大且书法奇异，第四笔竟写成圆钩形。“宝”窄方，方贝末笔带有内钩。三钱的背“天”也不一样，传世古扁大，黑漆古稍高大，老生坑最小，但最匀称。这三枚钱从钱径、厚薄、重量分析，应是行用钱。
以上四枚钱都经过有关专家鉴定认定确系真钱。问题是北方除这枚光背保大铜钱外，尚未发现面世与南方一样厚重的保大元宝铜铁钱。（在此文打印时，北方已发现十余枚和南方一样厚重的保大元宝背天铜钱，均生坑翠绿无可挑剔。笔者注）目前多发现少量和笔者三枚铜钱一样轻薄的保大背天行用钱。两地发现的同样年号钱，轻重悬殊为什么差这么大？笔者认为这是辽朝经济恶化有意把行用钱减重的结果。而遗留在北方的为什么都是这种减重钱。笔者认为这是金兵攻占上京，百工跟天祚帝大逃亡的自然现象。钱监官员和工人逃亡时不会带行用钱，而会带着母钱、样钱。因为他们可能认为到外地只要有铜材和炉火即可铸出新钱，即使当钱用，人们也乐意接受厚重钱。《辽史"天祚帝纪》保大二年就记有：“癸酉，以诸局百工多亡，凡扈从不限吏民、皆官之。”的记载⑧。这些亡逃的百工可能南逃进宋。走海路的可能到山东、福建、湖南。走陆路的可能进长城到河南、河北。相比来讲，走海路安全些，这可能就是已面世的保大元宝背天样钱，母钱，多发现在南方沿海地区的缘故。既然保大背天钱是辽铸，为什么文革前北方始终无人获藏。这可能因为当时铸量稀少，大部分好钱又被带往南方，北方遣存的少量行用钱再遭兵火、缴销，所剩更加罕少。文革前北方农村变化很小，基本无大规模土建，信息闭塞。农民即使发现了保大钱也不会当回事，东北仅有的几个收藏家光活动于沈阳、大连等大城市中，怎么会收藏到这种珍贵钱呢？
文革后，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形成。东北地区集藏古钱币如火如荼，农村修路建房兴办水利把许多千年未动的土地都翻了个个，农民也注意了古钱的价值，所以什么样的珍稀钱都面世了。东北地区除了笔者收有数枚保大钱外，相信比我集藏更多的人一定大有人在。
保大背天钱直径30毫米左右，相当于辽代当五钱。特别和一枚辽道宗清宁元宝当五钱⑨非常相似，其元字如出一手，这更进一步证明保大背天钱确系辽钱。除了当五钱，天祚帝是否铸有平钱？答案是肯定的，卫月望先生就从大英博物馆钱币部辽钱盒中亲手拓回国一枚保大元宝背天小平钱拓图，可惜没公布数据。相信在原辽金故地会再发现保大元宝背天小平或其它折当钱。
综上所述，从典籍实物和前辈泉家的分析看，南唐李璟和楚马希萼，都无条件和需要铸造保大元宝背天钱。南方面世的保大钱，是辽亡时，逃亡到南方的辽代百工带到该地区的。天祚帝铸背天钱，是制有所依的。辽朝自称天朝辽太宗就曾铸过尧舜衕宝背天钱。实物证明，保大元宝背天钱，不但面世有行用铜钱，铁钱，而且有样钱，母钱。既有当五钱，更有小平钱。至此，我们可以说辽代九帝二十二个年号，均铸有年号钱，是中国钱币史上真正改元即换铸新钱的第一个封建王朝。
笔者著文意在抛砖引玉，以引起对保大背天钱的进一步研讨。文中错误再所难免，望专家和同好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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