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顺帝至元年间(公元1335年至1340年)铸造的。版式繁杂，变化无常，除光背外，有背"玉"、背星月、背异文及供养钱等。其四体文钱便是这一时期的杰作。
而至元通宝四体文钱钱文则有四种：面文“至元通宝”4个字为汉文，背文穿上、穿下直读为蒙文八思巴文，穿右为察哈台文，穿左为西夏文。因此，该钱被称为“四体文钱”。在历朝历代的古钱币中，面文和背文多达四体的，仅此一例，别无其他，可谓“空前绝后”。关于这种钱的用途，历来钱币学家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镇库钱，有人认为是供养钱，目前尚无定论。
元顺帝妥懽帖睦尔至元年问(1335～1340年)所铸。元朝有两个至元年号，一是元世祖忽必烈，再就是元顺帝，习惯上称此为后至元。顺帝登基时年仅13岁，元朝统治的兴盛期早已过去，留给他的只是一副烂摊子。由于他年少无知，朝政完全由权臣伯颜专擅自恣。伯颜有着强烈的唯蒙古贵族独尊意识，尤其是对汉人、南人充满了鄙视和猜忌。至元改元后，伯颜蛊惑顺帝下诏停止科举取士，同时将供奉儒学贡士庄园的田租改为禁卫军费用；不准汉人、南人等学习蒙占文字；禁止汉人、南人等持有兵器，也不准拥有马匹。更为甚者，竟妄图唆使顺帝杀光汉人中张、王、刘、李、赵五大姓。
“至元通宝”是随着中世纪蒙古的崛起和元帝国的建立应运而生。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蒙古人虽然依仗强悍的骑兵军团征服了一系列文明程度较高的封建王朝，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先进文明所征服”。在入主中原之后，汉文化的博大精深、高雅绚丽和辉煌灿烂使征服者深受震撼，称羡不已。汉文化的强势地位和独特魅力以及统治汉地的实际需要使元朝统治者逐渐接受并采用了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建立货币制度即是其中之一。当时，中原地区使用货币的历史已达两千余年，到两宋时货币制度渐趋成熟。元帝国疆域辽阔，海陆交通发达，中外贸易往来频繁，江南地区的商业一度繁荣兴盛。在这种经济形势的推动下，元朝政府仿效宋代币制确立了不兑换的纸币本位制。有元一代，政府因强制发行纸币“宝钞”，对金属货币的铸造严格限制，所以铜钱数量之少可谓空前绝后。元代铜钱分为“官铸钱”和“供养钱”两种。“供养钱”是佛教信徒向寺庙布施时专门用于供奉神灵的私人铸币。“官铸钱”是由元朝政府监督铸造的铜钱，种类较多，其中就包括“至元通宝”。虽然蒙古统治者多次颁布禁止使用金属货币的法令，但在民间，“至元通宝”等铜钱仍有少量流通，为当时的商业贸易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由于伯颜自恃功高权重，一时声威煊赫，其擅杀诸王大臣，大肆侵吞天下贡赋，引起顺帝不满，遂启用伯颜侄子脱脱，并于至元六年(1340年)初，罢贬伯颜出朝，命其迁居南恩州(今广东阳江)，后病死于途中。顺帝任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进行社会改革，为调和民族矛盾和笼络汉族土大夫阶层，恢复科举制度，并派人去曲阜孔庙祭祀，以表示对正统儒学的尊崇，同时又大兴国子监，选名儒雅士传播孔孟之道，并下诏编修辽、金、宋史书。
“至元通宝”四体文大钱，直径4.48厘米，重19.4克，极有可能是顺帝逐走伯颜推行新政时所铸。一般认为是寺观庙宇或供养钱，非流通货币，也有认为是纪念币。其面文为汉字，真书直读；背有4个异文，甚为独特，泉家和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解释。有认为其“穿上为蒙文，穿下为女真文，穿右为回文，穿左为西夏文，按上下右左顺序，也应该是‘至元通宝’四字”。有学者认为，背穿上下为八思巴文，是元世祖时国师八思巴根据藏文字母创造的一种文字；穿右是察合台文，也称突厥文；穿左为西夏文，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命大臣野利仁荣创造的文字。总之，这种由几种文字合而成文的钱币，在中国古钱币中绝无仅有。这也说明了各民族在文字、语言上有着相互影响和渗透。是钱存世甚少，目前所知真品不超过10枚，为非流通货币中的佼佼者，是元钱珍稀品之一。
我国古代的方孔钱，面和背的钱文绝大多数为单一的汉文，也有极少量的是契丹文、西夏文、蒙古文和满文，在元代和清代，有较多的方孔铜钱面文为汉文，背文为汉文和蒙文或汉文和满文。
而至元通宝三体文钱钱文则有三种：面文“至元通宝”穿上、穿下直读为蒙文八思巴文，穿右为察哈台文，穿左为西夏文。因此，该钱被称为“三体文钱”。在历朝历代的古钱币中，面文和背文多达三体的，仅此一例，可谓“空前绝后”。关于这种钱的用途，历来钱币学家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镇库钱，有人认为是供养钱，目前尚无定论。
至元通宝三体文钱是元顺帝至元年间（公元1335年至1340年）铸造的。元世祖忽必烈于公元1285年至1294年也曾铸造过至元通宝钱，但只有汉、蒙两体小平至折三共六品。而元顺帝所铸造的至元通宝版式繁杂，变化无常，除光背外，有背“玉”、背星月、背异文及供养钱等。其三体文钱便是这一时期的杰作。此泉存世两品，甚为珍稀，当为泉家所重。直径42.4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