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出生于商贾之家， 其父阎书堂十四五岁便“辍学经商”， 后经营钱铺“吉庆昌”（资本约500 吊）。阎锡山故弱冠之年便开始习染经营金融之道， 是其父钱铺中仅有的两名店员之一。阎书堂经营的“吉庆昌” 初时运筹得法， 信誉不差。然他不满所得“小成”，铤而走险“打虎” （当地人用此词形容买空卖空一类的投机生意， 意喻此行为危险性极大），终于破产负债远走他乡。也正因此使阎锡山走投无路， 只能“弃商习武” 投考其时鲜有人问津的新式学堂。
民国时期， 军阀割据， 各派势力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 均处心积虑敛收财富， 而通过设立和勾结各种银行， 发行货币和募集公债就是一个极好的生财之道。据1937 年《全国银行年鉴》分析1927—1937 年间银行发展时称： “现有银行一百六十四家， 其中三分之二成立于最近十年之内。”“在民国初年， 北京的银行家与各政治和行政派系的关系密切， 靠公债发了财”。据统计， “从1927 年至1937 年， 政府（指国民政府） 所借的多达10 亿元的内债中， 大多数（50%—75%） 是由上海银行家提供的。”通过银行发行超额货币， 政府自身发行大量公债， 百姓血汗被搜刮殆尽。正如一位西方记者所言： “中国的公债是一根神奇的香肠， 它一端养活了政府军队， 另一端喂肥了银行家。”
1917 年， 阎锡山走上了军阀之路， 由于家庭出身和早年的那段经历， 使其对金融和货币有极大的兴趣。在后来的军阀生涯中， 阎氏十分重视运筹金融， 经营财富。比起其它军阀而言， 阎锡山更加懂得办银行发钞票的重要性。因此在谋划“大事” 之时， 办银行发钞票更是阎锡山的重头戏。例如在他主政山西的早期， 就自任山西银行筹备处处长， 直接控制该行大计。山西银行从1919 年起开始发行晋钞， 人们迫于阎氏严令而使用， 在前五年，发行额不大， 没有超过500 万元。从1925 年起， 阎氏扩军备战， 所需军费大多数由山西银行支垫， 于是发行额逐年增多， 至1928 年达900 万元， 以后愈发愈滥。
一“问鼎天下” 与中华国家银行的设立
阎锡山一生有两件比较重要的大事， 一是联合倒蒋， 二是模范治晋。中华国家银行就是其为联合倒蒋而设立的。所谓倒蒋， 不过是手段， 阎锡山的真正目的是取而代之， 问鼎天下。其实， 阎氏青年时就志不在小， 日本留学军事， 又崇拜军国主义。辛亥革命后， 他做了山西都督， 袁氏覆灭后又当上了山西省省长， 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以后又自称中山先生信徒， 自居“再造共和” 之功臣， 在太原城头竖起了青天白日旗。在阎氏自己看来， 他的“革命资历” 和“文治武功” 毫不亚于蒋介石， 有朝一日取而代之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这从他把自己设立的银行冠以中华国家银行之名便可管窥。早在1916 年阎锡山就在山西铸造铜元“壹枚”， 早期的版本正面上端为“中华铜币”， 下端为“当制钱十文”， 两边为“山西” 二字， 中间环圈内为相交五色国旗和十八星军旗。而末期的版本则将两边的“山西”二字去掉了。为什么要去掉“山西” 呢？ 有人分析认为， 这是阎氏混淆真假， 企图冒充中央的一种手段， 他的政治目的也隐藏在铜元之中，期望有朝一日统治全国， 彼时的“中华铜币” 应是他日“中华国家银行” 纸币之先声。
阎氏本身就有野心， 而蒋介石的“削藩” 则成为阎锡山起事的催化剂， 激起各派军阀的反对。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得极不平衡， 各派军阀之间矛盾重重， 蒋又顺势采取分而化之的策略， 先是“削” 了桂系， 而后“削” 了冯玉祥。阎锡山越来越感自危， 1929 年末决定伺机而动。其时， 蒋氏在名义上是中央领袖， 掌握全国资源，而阎氏仅以一省之力， 发动反蒋各方面准备还略显不足， 尚需进一步筹划。于是， 在正式倒蒋之前， 阎、蒋之间进行了近两个月的电报论战， 争议“国是”。但双方的大战不可避免。1930 年3 月21 日， 阎锡山、冯玉祥公开发出倒蒋通电， 全国各地反蒋军阀陆续起而响应。到当年初夏， 各派联合形成由阎锡山主导， 冯玉祥和桂系等军阀襄助， 以汪精卫、陈公博领导的国民党北京扩大会议为耳目的反蒋联盟。该联盟尽一切努力网罗民国建元以来的各色人物， 如陈公博曾亲自找顾维钧会谈， 向他道出组织新政府的秘密计划， 即新政府将由阎当主席， 汪当行政院长， 并邀顾出任外交部长。军事、政治条件初步完备后， 阎锡山便开始谋划成立中华国家银行。在正式发动倒蒋前夕， 阎锡山已命令从山西省银行抽调人员， 在太原龙王庙街成立银行学校， 为中华民国国家银行培训干部。阎锡山显然十分重视为中华国家银行培养人才， 对报名银行学校的考生进行认真地选拔： 考生生源均从店员子弟中挑选， 全省105 县， 各县5 人， 在500 多人中只录取了109 人。不仅生源的资格严格限制， 入校后又坚持人格和专业两方面的教育，力图培养高素质的金融人才。山西省银行学校存在时间很短， 但其学员以后大多在金融界工作，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至此， 阎锡山已经作了较为充足的准备， 希望中华国家银行的设立为其进行倒蒋战争和建立新政府发挥作用。
二“中原大战”与中华国家银行的短暂生命
1930 年5 月11 日， 蒋介石先下达了对阎锡山、冯玉祥的总攻击令， 鲁西、豫东战事爆发， 这标志着一场历时5 个月的中原大战正式打响。但战争爆发伊始， 反蒋联盟在军事上就处于失利状态， 战线非但未向南京推进， 鲁西、豫东战场纷纷告急。阎锡山坐镇太原，无计可施， 只好决定在战争未胜利之前就先建立新政府， 以增强号召力量， 意图扭转时局。但阎氏毕竟是以一省之功对抗蒋氏举国之力， 经济上也越发捉襟见肘。于是， 成立中华国家银行便成为现实之必要了。
1930 年7 月， 阎锡山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名义核准公布了《中华国家银行条例》、《国家金库条例》和《中华国家银行兑换券暂行章程》等有关条例法令， 决定成立中华国家银行， 国家总、分、支金库均由中华国家银行经理， 发行新货币。8 月1 日， 中华国家银行于北京正式挂牌开幕， 行址位于西交民巷一号。徐一清任总经理（徐乃阎的岳叔， 当时仍兼山西省银行经理）， 齐圣五为协理， 温相臣为业务主任， 李生有为会计； 资本由山西省银行调用， 准备印制发行兑换券五千万元， 且成立之时就已印制纸币五百万元。中华国家银行成立1 个多月后， 即民国十九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时九分， 阎锡山选定这个“五九” 飞龙在天的良辰吉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宣誓就任中华民国新国民政府主席。中华国家银行也正式成为新政府的中央银行。阎氏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名义通令晋冀察绥各省政府： 国家银行所发印有“北京” 字样的钞票一律通用。为了保证这些“口吹大洋” 的信用， 中华国家银行在其发行的钞票上打上地名戳记、加盖地名， 借以迷惑人心。
此时的中华国家银行似乎要开始发挥作用了， 然而战事对阎锡山方面越来越不利， 中华国家银行自诞生不久就走了下坡路， 其转折点在于张学良由中立转而支持蒋介石。中原大战之初， 张学良以中立为筹码同交战双方谈条件。据李宗仁回忆， 蒋介石许李宗仁600万元和河北、山西地盘， 加上“海陆空军副总司令” 为条件。而据陈公博说， 张学良实际上拿了蒋介石500 万现款和1000 万公债。除此之外， 蒋介石命部下在东北兵工厂以每支高过日本25 元的价格订购步枪10 万支， 等于送给张学良250 万元。蒋介石还电报张学良，保证胜利后“北方诸事托汉卿全权处理”。而阎锡山只许诺张学良以“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和“国民政府委员” 两个虚职。这显然难以打动张学良。其实， 要说阎不能许张管理“北方诸事” 倒情有可原， 因为北方地域向来是阎的地盘， 且阎氏的新国民政府定都北京， 总不能把“国都” 委托给汉卿吧？ 那阎氏为何不针锋相对， 许张管理“南方诸事”， 引张直捣蒋的老巢呢？ 阎也是久经沙场， 他知道张氏盘踞东北多年， 许他在南方一大块地盘， 他即使相信也不一定愿去。既然阎氏在地盘上不能给张什么实际的好处， 为何在金钱方面也不给张更多的利益以扳回一局呢？ 笔者不敏， 揣测两点原因： 其一， 阎氏太过自信了， 在倒蒋前与张的一次密商令他吃了定心丸。原来阎曾拟好了讨蒋通电， 送请张署名后由沈阳发出。但电稿刚发不久， 南京的说客便让阎又有所动摇， 遂电告张讨蒋通电暂不签发。张得知此事， 甚为不满。于是阎就认为张是有反蒋决心的， 只要自己的决心一下， 再辅以一些条件， 张必呼应。其二， 阎锡山深知金钱之作用， 虽然似乎坐拥各派， 但这些人大多是“下野派” “留洋派” 等失意政客， 在经济上只靠阎一人维持（实际上主要就是靠阎的山西地盘补给）。阎锡山没有给张学良那么多钱， 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没有那么多钱。而蒋介石名义上仍是全国的领袖， 倾举国之财力， 这不是阎锡山能够对付的。倒蒋失败后， 当各色人等都作鸟兽散而阎氏亦自身难保之时， 他还分别送汪精卫、李宗仁等几十万元，可见他并非悭吝之人。
1930 年9 月18 日， 张学良通电拥蒋入关。当日北平的山西省银行、中华国家银行关门； 天津的河北省银行、山西省银行发生挤兑。20 日， 阎锡山一边手谕中华国家银行“着即移设太原营业”， 一边拨中华国家银行现款数万办理兑现。（但于21 日晚结束兑现， 未兑尽钞票由商会代兑。） 阎锡山返回太原后， 一面通令继续推行中华国家银行钞票， 一面“整理金融委员会” 研究维持金融办法。10 月3 日， 中华国家银行在太原市鼓楼街中国银行地址挂牌。此时， 反蒋联盟控制区内通货急剧膨胀， 币值猛烈下跌， 公私拒收晋钞， 改用现洋； 中华国家银行的钞票价值也由一元跌至五分， 信用扫地。
虽然军事失败， 新政府破产， 但阎锡山对中华国家银行还要尽量利用。10 月10 日，阎锡山发布公告， 在山西省发行中华国家银行加盖“北京” 字样一角、二角、一元、五元、十元兑换券五种， 该行钞票随时径往该行兑现。10 月13 日， 阎下令正太铁路客票停止收用晋钞， 一律改收中华国家银行票， “如乘客无该行钞票者， 准以现洋代替” （货车托运收费改用中华国家银行票是9 月1 日）。为整顿山西金融， 阎锡山连日集议维持省钞办法。
10 月23 日， 太原总商会召集20 个商行会董事开金融会议， 请省政府借给现洋100 万元，由太原总商会担保， 一年为清还之期； 由国家银行发行钞票100 万元， 由总商会烙印， 当现金通行市面， 不得折扣， 随时兑现， 一年收回。阎锡山“言及国家银行发行纸币一百万元， 在各地流通使用， 不兑现， 其准备金借给各县殷实商号， 此法我想最好， 因拿一元钱，就顶两元钱使用， 并且借贷之外， 还以八厘生息”。但是， 此次倒蒋败象已定， 各种努力已无力回天。兵败返晋后的阎锡山勉强维持了两个月， 为保性命， 终于11 月29 日宣布下野， 以山阴县富山水利公司经理曲容众为化名， 乔装打扮黯然离晋， 宣布“出洋考察”， 后蛰居大连。中华国家银行也随之成为一个历史的名词。从8 月1 日正式成立到11 月29 日阎锡山下野， 中华国家银行只存在了121 天。
三 中华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
根据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发布的《中华国家银行兑换券暂行章程》， 该银行发行的纸币“分一角、二角、五角、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八种， 其各种发行数额呈由国民政府核定”。据阎锡山在山西发布的公告， 当时已印好并投入市场的应该只有一角、二角、一元、五元、十元5 种面额的兑换券。而且中华国家银行存在时间很短， 而真正处于运营阶段的时间更短， 故而很可能只印行了十元以下的较小面额。可以肯定地说， 上述5种面额的纸币是已经发行并在市场流通过的， 因为阎锡山发布过多个关于使用中华国家银行纸币的告示。所以， 已故钱币学家吴筹中先生认为中华国家银行钞票未及发行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但是， 由于中华国家银行存在时间很短， 且信誉太差， 因此其纸币一直被挤兑，估计流通票已无存世。目前发现的实物只有二角、一元、五元和十元的兑换券样本票。样本票是银行为了便于各地银行机构识别比对流通票而印制的， 与流通票无异， 唯有冠号字母全部为“0”， 并在票面上加盖“样本” 二字。
笔者未见二角样本票实物， 仅见一元、五元、十元样本票实物， 现就这三种样本票加以分析。中华国家银行一元、五元、十元样本票尺寸分别为130×77mm、134×79.5mm、138.5×86.5mm， 主色调分别为浅褐色、橄榄绿色、橘红色。
三张样本票正背面图案设计统一， 只有面额的区别。样本票正面上方书“中华国家银行” 字样； 中间主图为北京天坛， 主图两边为面额“X 圆” 字样； 下方书“中华民国十九年印” “北平印刷局制” 字样并镌“总裁之章” 和“副总裁章” 两枚方印； 四角亦有面额“X 圆” 字样。样本票背面上方书“THE NATIONAL BANK OF CHINA”； 中间为“X 圆” 及相应英文“XDOLLAR”； 下方为年号1930 年； 四角亦有相应的阿拉伯数字面额。样本票在正面加盖“北京” 字样， 由于系样本票， 在正背面亦加盖“样本” 和“SPECIMEN”。从该样本事物，笔者有以下几点看法： 其一， 此券设计风格与中国银行1918 年版兑换券十分相似， 表明中华国家银行确有取中国银行而代之之意。其二， 此券由北平印刷局制， 加盖却为“北京”， 表明印制时间应在阎锡山改“北平” 为“北京” 之前。阎氏组织新政府后， 迫不及待地在该券上加盖新都名称， 以示其为正统。其三， 对比阎锡山现存墨迹， 与该券上的行名、面额等字体形神皆一致， 应为阎氏所题写， 足见阎锡山对中华国家银行的重视和喜爱。中华国家银行没有像阎锡山所期待的那样成为一个经营得法的中央银行， 助他问鼎天下， 反而由于中原大战的失败， 使它成为又一个信用扫地的“吉庆昌”。阎锡山步其父后尘， 狼狈地关了钱铺店门， 再次背井离乡。在阎锡山创设的金融机构中， 中华国家银行应是他自己最寄厚望的一个， 但却是失败最惨的一个。
中华国家银行的失败折射出阎锡山的失败， 从此他再也无开设个人的“中央银行” 的野心。他向蒋介石送上了一份悔过书， 表示“锡山治全国不足， 治两省而有余”， 专心做一个“模范省长”。阎锡山重新上台后， 又令中华国家银行的原班人， 在天津旧法租界32号路泰丰里2 号， 开设天津亨记银号。这个银号后来几易其名， 成为阎锡山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 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