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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前后, 临沂钱币市场出现了数十枚新生合作社流通券 (以下简称“新生票”) 。笔者根据当时钱币爱好者叙述的情况, 简要整理后, 撰写了《新生合作社票谁发行》一文, 发表在《中国收藏-钱币》2010年第一期。当时这批票子共有两种面额五个版别。依据钱币爱好者所说的票子发现于费县梁邱这一线索, 笔者推测, 新生票可能系梁邱某驻军、某团体或刘桂堂部发行。近些年来, 新生票又陆续面世了一些, 并且发现了新的版别, 同时, 笔者也从第一手交易商那里获悉新生票的发现地点, 从史料方面获得了一些线索, 故萌生了对新生票考证的念头。
新生票的版别介绍及各版别的存世量估计 到目前为止, 发现新生票共有三种面额七种版别。其中五元券和民国32年红十元券冠字后面加印“北”字者是新发现的版别。所有流通券冠字均在号码之后。
新生票发现地及已知的流通区域介绍 据币商王先生说, 他最初在费县探沂镇高家岭村杨老太太处, 从众多老票子中发现了五六张品相不好的新生票。一段时间后, 王先生在苍山棠林王老先生家中见到一大纸盒老票子, 总数约有数百张, 内中有数十张新生票, 品相均较好, 因为担心是假票, 仅买了二十张。后来他听说王老先生那些剩余的新生票被一位摆地摊的郑先生买走了, 郑将其中一部分卖给了翟先生。但是, 翟先生对笔者说, 他从费县马庄一位老太太那里买了五六十张新生票, 分别卖给多人, 剩余十多张, 从苍山老郑那里仅买了三四张。据翟先生估计, 老太太总共约有一百多张新生票。另据币商刘先生说, 爱好者刘风尘在他的店里买了老翟三十多张新生票, 他自己后来也从老翟那里买了十张。刘风尘是我的朋友, 他手上的新生票也就三四十张。除了买老翟那一批外, 零散收了几张。到目前为止, 新生票的发现地仅马庄、棠林和探沂高家岭三处。马庄发现的新生票最多。
受笔者委托, 币商王先生趁赶棠林集之际, 前往棠林王老先生家询问当年新生票发行及回收情况。得到回复说:发行情况王先生不清楚, 仅记得八路军过来后票子就不用了, 当时停用得很突然, 早上票子在刘庄 (当时正名叫“刘家庄”, 简称刘庄) 还能使用, 到了下午, 仲村集 (今属苍山县。当时中村、仲村混用) 已经不能用了。这说明当时刘家庄到中村之间至少是新生票流通区域的一部分。此外, 新生票的发现地也可能在流通区域范围内。因此, 高家岭、棠林、马庄可能都在流通区域范围内。高家岭是个小村庄, 没有集市, 杨老太太手上的新生票很可能是在探沂集市交易而得。据此而论, 探沂也在流通区域内。
高家岭位于费县东南方向约13公里处, 当年在滋临公路边上, 其东边2.4公里处就是探沂镇。杨老太太卖票子的时候约八九十岁, 1949年以前她家里开粉房 (做粉条或粉皮生意) 。棠林位于苍山县东北方向约24公里处, 北临费县, 东靠临沂, 是三县交界处。王老先生今年 (2016年) 九十一岁, 1949年以前干过保安队长。马庄位于费县南偏东约17公里处, 东偏北约8公里处是刘家庄。马庄东南约8公里处是苍山棠林。马庄那位老太太今年七十多岁, 除了新生票, 还有一些四大行的票子, 据说这些票子是从娘家 (亦在马庄) 带来的。中村在刘家庄西南约16公里处, 在马庄东南约15公里处。各地之间的具体位置关系见“1944年费县行政区划和斗争形势图”。
1940年6月, 费县西部以滋临公路为界分别建立费北县、费南县。1941年1月3日, 费东行署建立 (1943年9月更名为费东县, 辖费县东部地区) [1]。由图1看, 前述新生票的可能流通区域大部分归属费东, 少部分属于外县。在该地图上将探沂、马庄、中村、棠林、刘家庄五个点顺次连起来, 就构成了一个近似四边形的图形 (见图1右下方红线连成的四边形) , 棠林在四边形的一条边上。可以认为四边形围成的区域 (以下简称“四边形区域”) 是新生票流通区域的一部分。根据“形势图”说明, 红色区域为我根据地, 黄色区域为国民党占区, 黄色带斜线区域为我游击区, 蓝绿色区域为日伪占区。无色区域属于外县。1944年是根据地的飞跃发展期, 由“1943年鲁南抗日根据地形势图” (图2, 局部图) 看, 图8中黄色带斜线区域在上一年度基本上属于国民党占区 (含荣子恒部) , 如“四边形区域”中黄色带斜线部分就如此。红色区域中绝大部分为日伪或国民党占区, 如梁邱、埠下等地。图2中红色部分为抗日根据地, 蓝色部分为敌伪占区, 绿色部分为“顽军”占区。而图8中没有标示刘家庄、东崮口、柳行头、仁和庄、梧桐峪、磨其山等地, 因为文中提及这些地名, 故笔者参照其它地图, 将这些地名补在相应的位置上。
图1 1944年费县行政区划和斗争形势图
图2 1943年鲁南抗日根据地形势图
新生票发行人之探讨 根据二元五角券、五元券背面的发行说明知道, 新生票是以法币为本位的。当时, 无论是日伪还是抗日民主政权均禁止法币流通, 因此可以排除日伪系或抗日民主政权系印发新生票的可能。不过, 由于新生票能在日伪占领的探沂、中村等地流通, 说明新生票的发行人与日伪不无关系。
之前, 笔者曾推测刘桂堂 (刘黑七) 是新生票的可能发行人之一。后来笔者在临沂市党史办图书室查到了由政协费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撰的《费县文史资料第二辑-刘桂堂专辑》 (内部资料) 。该书是由多人撰写的回忆录构成。通览全书, 仅有两个人谈及刘桂堂印票子的事。一是高化五回忆说, 1939年, 刘部给雇佣的民夫一天发两张“农民银行”五角券, 票子是刘桂堂部用国民党给的票版和票纸在锅泉师部印制的 (见第23页) 。二是刘万田回忆说, “于学忠 (鲁苏战区总司令) 还专门给了刘黑七一套印制‘中国农民银行’伍角钱票子的印版, 由他大外甥彭志玉监督着印票子 (见第171页) 。”两人均仅言刘部印制过“农民银行”票子, 未言印过其它票子。其中, 刘万田是刘桂堂的同乡, 当年曾在刘部卫士连服役, 一直到1943年刘桂堂被击毙止。卫士连的主要任务是看管刘桂堂的钱粮财物。如果刘桂堂印制了其它票子, 刘万田不会不知道。另外, 无论是刘的大本营锅泉, 还是最终被歼灭的柱子一带, 均离“四边形区域”较远, 因此可以排除刘桂堂部印发新生票的可能。
不是刘桂堂, 新生票又会是谁发行的?要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得从“四边形区域”入手, 深入研究当年曾经驻扎过该区域的国民党武装力量。由图8看, “四边形区域”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蓝绿色部分属于日伪占区, 黄色部分属国民党占区, 无色部分归属外县。按照清朝行政区划, 无色部分的中村、棠林等地属于费县。按照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 中村属于临沂, 而棠林仍属于费县。民主政权成立后, 将中村、棠林等地划归边联县 (后更名为赵镈县, 今属苍山县) 。除了中村属于日伪占区外, 1942年, “四边形区域”中无色部分棠林以南中村以北这一地段先后由王洪九部、八路军、日伪等占据, 1943年属于日伪或荣子恒部占区。因此, 要破解新生票发行人之谜, 就必须搞清楚1943年这一年, 哪几股武装力量曾经占据过“四边形区域”中的黄色区域或其周边地带。其次, 目前已经发现的新生票数量不算少, 加上这些流通券都是六位数号码配冠字, 并且已经发现多组冠字, 当初发行量应该比较大, 非一般小股武装力量可为。本着这个思路, 笔者查阅了《山东省志·军事志》、《中共鲁南党史大事记》、《沂蒙革命根据地志》、《中共临沂地方史》、《临沂百年大事记》、《临沂市军事志》、《临沂市革命遗址通览》、《中国共产党平邑县历史》、《平邑县志》、《费县党史资料》、《费县志》、《王洪九兴衰始末》等大量史料及临沂市档案馆资料, 梳理出荣子恒部、刘国帧部、王洪九部、李以锦部等武装力量均具备前述条件。具体情况分析如下。
1.荣子恒部。1939年以后驻费县南部高桥、崮口一带[2]。一一二师主力南下苏北 (1940年冬) , 荣子恒部仍留在费南崮口山区[3]。1942年1月, 第五战区参谋处长张佩文来矿坑校阅军队, 王洪九到刘家庄迎接, 驻刘家庄的荣子恒部备有浴室[4]。1942年5月, 一一二师荣子恒、刘国帧部等据守费南崮山口地区[5]。1943年3月, 荣子恒带三三四旅投靠汪伪政府 (应理解为此时筹划投降, 但尚未公开) , 驻天井汪 (天井汪由南北相邻的两个村庄构成) [6]。1943年7月, 驻崮口荣子恒部投降日军[7]。伪一师分布于崮口以东的柳行头、仁和庄、前后梧桐峪地区[8]。1944年5月1日, 天井汪战役迫使驻东、西崮口之荣子恒军部及第一师仓皇逃窜[9]。荣子恒 (1905-1945) 河北枣强县人 (图3) , 1928年7月, 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九·一八事变时任张学良卫队第三队队长, 1938年1月, 升任第一一二师三三四旅少将旅长, 后升任第一一二师副师长兼鲁南游击总指挥, 仍兼三三四旅旅长, 1943年6月6日宣布反正, 投靠汪伪政府, 9月3日, 国民政府免去其一切职务后, 随即被汪伪政府任命为暂编第十军中将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第十军先后辖三个师和一个独立旅:第一师系三三四旅升编, 第二师系刘国帧团升编, 第三师系刘桂堂师改编, 独立旅系李以锦支队改编 (该部后脱离荣部投靠王洪九部) 。1945年2月4日, 荣子恒在泗水战役中突围时阵亡。
图3 荣子恒戎装像
2.刘国帧部。1942年5月, 刘国帧部和五十一军张本枝 (张部为六八三团, 1943年已它调, 张本人该年死于蒙阴, 故不列为考证对象) 等据守费南崮山口地区[10]。1943年10月, 刘桂堂逃至东柱子村, 其东部是伪二师刘国帧部[11]。伪二师分布于西崮口及崮口西北的磨其山、天井汪、莲花汪、桃花湾地区[12]。1944年5月1日, 和平建国军第二师在天井汪被八路军全歼[13]。刘国帧 (?-1944) , 1943年前任五十一军一一四师三四二旅某团长, 部队驻防天井汪周围。1943年, 其部被荣子恒编为第十军第二师, 刘任师长。1944年5月2日在天井汪战役中阵亡。 3.王洪九部。1942年7月, 王洪九率部移驻崮口地区。司令部驻东崮口, 一大队先驻西崮口, 后驻山西头。二大队驻下庄。三大队驻河西、柴山口、柳杭头。1943年3月, 荣子恒请王洪九开会, 劝王投靠汪伪政府, 拟将王部编为第十军第三师, 王任师长, 遭王拒绝。因担心荣子恒的火并, 当即撇开荣军秘密东移。王部东移后, 活动在马庄山区以东的边沿地带。4月移驻前寨 (属临沂) , 之后继续东移[14]。王洪九 (1906—1979) 临沂沙沟崖村人, 1942年10月升任“鲁苏战区挺进第十纵队”少将司令。1979年4月22日病逝于台北。
4.李以锦部。1941年5月, 费南县南部被五十一军六八三团张本枝和李以锦等占领[15]。1942年5月, 鲁苏战区十七支队李以锦据守梁邱一带[16]。1943年10月, (东柱子村) 北面是十军独立旅李以锦防区……11月14日, 驻梁邱的李以锦一部闻讯增援 (刘桂堂) [17]。刘桂堂被消灭 (1943年11月15日) 后, 李率残部撤出埠下、刘庄 (此刘庄在崮口西北方) , 先到天井汪, 后到崮口, 于1944年初投靠王洪九, 驻花园 (属临沂) 一带[18]。李以锦 (1902或1903-1946) 费县梁邱人, 1943年前任鲁苏战区第二十一支队司令, 1943年任荣子恒第十军独立旅旅长, 9月密谋投靠王洪九, 1944年初, 任王洪九部第三十一支队长, 1945年11月22日, 在兰陵傅山口被俘, 次年2月16日, 在东掸 (今属临沂市) 公审后被处决。
根据上述史料, 1943年11月15日以前, 李以锦部主要布防于梁邱及其东北方向的埠下和刘庄等地, 这些地方距“四边形区域”甚远。之后李部由埠下、刘庄向东南方向的天井汪、崮口转移, 次年初转移到临沂花园。从崮口到花园可能要途经“四边形区域”。由于仅仅是经过, 停留时间不会长, 且李部此举是要脱离荣部投靠王部, 肯定是秘密进行的, 途中不可能那么张扬地发行纸币, 故可以排除李以锦发行新生票的可能。
1943年3月以前, 王洪九部驻扎于荣子恒控制区内的崮口、下庄、河西、柳杭头等地。虽然这一地带位于马庄西部 (今马庄水库的西岸线) , 离“四边形区域”甚近, 但是与流通区域没有交集。3月以后, 王部秘密脱离荣防区, 东移马庄山区以东的边沿地带 (东、西墠附近) , 4月就转移到临沂前寨。由于王部在“四边形区域”内停留时间亦没多久, 也是秘密行动, 且之前王部发行了“公利合作社流通券” (该券1943年尚在发行) , 没有必要仓促之间换发新的纸币, 故也可以排除王洪九发行新生票的可能。
刘国帧部主要分布于崮口及其西北地区, 师部驻天井汪, 荣子恒的防区正好将刘部和“四边形区域”分割开来, 刘部自己发行的纸币应该比较难流通到刘家庄、中村一带。也没有史料证明刘部1943年曾经驻防过“四边形区域”的某一地带, 所以新生票系刘部发行的可能性很小。
排除了三家, 剩下的就是荣子恒部了。荣部主要布防于崮口及其以东地区, 军部驻东崮口。荣部的防区应该不仅仅局限于前述几个地点。据《临沂市革命遗址通览》载:1940年2月初, 一一五师第二梯队进驻崮口山区。在其帮助下, 费县二区区委及民主政府成立, 驻地马庄, 辖马庄、棠林、崮阳、马山、浃河等五个乡。因五十七军和地方顽固政权频繁制造摩擦, 8月初, 一一五师第二梯队调离崮口山区, 中旬, 二区区委、区政府及游击二大队撤出崮口山区, 迁往边联县石坑区 (位于中村西南方向) , 顽军趁机占领该地盘[19]。1939年至1944年5月间, 荣部一直驻扎费县南部崮口一带, 因此可以判定, “通览”所说的顽军主要指荣子恒旅。这说明1940年8月以后, 马庄、马山、棠林 (崮阳、浃河地理位置不详) 等地系荣部占据。由《王洪九兴衰始末》一书知, 1942年荣部在刘家庄有驻军。由“鲁南我军与敌伪顽匪斗争态势图1942年” (图4) 及图2看, 1942、1943年, 马庄、马山、刘家庄、棠林[20]等地仍属于荣部控制区 (“四边形区域”中显示马山属于日伪区, 当系1944年5月荣部他移后, 日伪占领了该区域) 。中村属于日伪占区。尽管鲁苏战区部队入鲁后至1943年撤离前, 屡遭重创, 损失惨重, 但是, 没有史料表明这期间荣子恒部也遭受过重创。甚至在鲁苏战区总司令部最艰难的1943年上半年, 荣部反倒不断扩编, 防区是有增无减。另外, 除了王洪九部、李以锦部可能短暂逗留过马庄、刘家庄外, 没有证据表明, 1942年至1943年底, 有其它武装力量占据马庄、马山、刘家庄及棠林等地。因此可以认为, 1943年这一整年, 马庄、马山、刘家庄及棠林一带仍系荣部控制区。这一推断十分重要。因为前述地带不仅涵盖了新生票的主要发现地马庄和棠林, 还涵盖了新生票的一个已知流通区刘家庄, 且这一地带正好是“四边形区域”的中心。以马庄、马山、刘家庄及棠林四个地点连接成的四边形 (图8中紫色线条围成的区域) 覆盖了“四边形区域”中绝大部分黄色区域。结合当时荣部号称拥有二万人, 是整个鲁南地区除八路军以外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 以及新生票在日伪占区能流通, 与当时荣子恒的特殊身份相吻合等情况, 可以断定新生票的发行人非荣子恒部莫属。
图4 鲁南我军与敌伪顽匪斗争态势图1942年
另外, 据《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载, 1944年11月3日的《大众日报》刊登了题为《山东省行政委员辛葭舟批驳国民党提出的取消民主地区发行之货币问题》一文[21]。文中说“荣子恒 (原为国民党五十七军三十八旅旅长, 后投敌为和平救国军第十军军长) 发行‘卫生合作社流通券’。”文中的“卫生”当系“新生”的笔误。理由有二:一新生票已经确定为荣部发行了, 在不长的时间段内, 荣部发行两种券名纸币的可能性很小;二文中说的其它临沂周边国民党系, 如李以锦、李子瀛等发行的纸币均已面世, 唯独没有发现卫生合作社流通券的踪影。由于临沂市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均没有1944年的《大众日报》, 笔者未能核对原文, 不知其错误所在。
印发时间段、停用时间、流通区域、版别及券名等问题的探讨 1.印发时间段
新生票的印发时间段大致在1943年3月至9月间。其中, 二元五角券、五元券印发于1943年3至6月间, 十元券印发于6至9月间。
目前已经面世的鲁苏战区所属正规军在临沂周边发行的纸币有两个特点:一是票面印部队番号, 如陆军第一百十一师粮秣兑换券、百十四师制用的粮秣兑换券;二是均为一元小额纸币。仅印一元券及以下辅币, 当是依据国民政府行政院孔祥熙院长“准许战区地方金融机关酌量发行一元币及辅币, 以节制法币, 防止敌人夺取”的启示[22]。荣子恒决意投靠汪伪政府之前印发的纸币, 理应遵循此例。以此推测新生票当印发于荣部计划投敌之后。1943年3月, 荣子恒请王洪九开会, 劝王洪九一道投靠汪伪政府, 表明此时荣子恒已经计划投敌了。故认为新生票始印发于1943年3月前后。这与荣部其时正积极筹划扩编相吻合。荣部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 将所属旅扩编为师, 另外收编了两个师。如此快速地扩编, 必然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当时鲁苏战区总司令部正处于极其困难的时期, 不可能提供大量资金供其扩编, 因未正式投靠汪伪政府, 汪伪亦不可能提供大量的资金, 唯独印发纸币是条解决问题的捷径。
1943年6月6日, 荣子恒宣布反正, 9月3日, 国民政府正式免去荣子恒的一切职务。这期间关系比较微妙。荣子恒虽投敌, 国民政府并未免去其职务, 汪伪政府也没有任命其职务, 荣部名义上仍属于国军序列, 而不是伪军序列。但是, 荣子恒实际上已经摆脱了鲁苏战区总司令部的指挥, 又未在伪军任职, 属于双不管阶段。此时期, 因为荣宣布反正, 国民政府不会拨给其军费, 同时, 因为未正式编入伪军序列, 汪伪政府不一定拨给其全部军费, 即便全拨, 也不一定能满足荣部的扩编需求, 何况拨款不一定及时到位, 当是新生票的高速印发期。汪伪政府对货币管理甚严, 正式任命荣子恒为第十军军长后, 在提供其全部军费时, 应当不会允许荣部自印纸币, 更不会允许印制那种票面带有“兑换法币”等与汪伪货币政策相违字样的纸币。基于此, 可以认为新生票的停发时间约在1943年9月间。
新生票二元五角券、五元券背面均印了含有“兑换法币”字样的发行说明, 十元券没有。这绝非偶然。目前面世的鲁苏战区所属部队 (含游击部队) 1943年间在临沂周边发行的纸币均印有“兑换法币”字样的发行说明, 如百十四师的粮秣兑换券、公利合作社找零券等, 表明这一时期, 普通杂钞在国民党占区较难流通, 只有那些能兑换法币的杂钞才方便流通。新生票二元五角券、五元券背面印含有“兑换法币”字样的发行说明是情理中的事, 同时表明此时期荣子恒尚未公开投敌。更难流通的十元券 (当时杂钞面额越大越难流通) 背面为什么反而不印发行说明?唯一的解释就是该票印发于荣子恒宣布反正以后—尽管十元券难流通, 碍于汪伪政府的货币政策, 不得不如此尔。所以, 笔者的结论是二元五角券、五元券印发于1943年3至6月间, 十元券印发于6至9月间。
2.停用时间
前面说过, 新生票的停发时间约在1943年9月间。停止印发并不等于停止流通。无论荣子恒“曲线救国”的本意是什么, 这个梦想的实现, 离不开一支强大的军队, 为此必须不断扩军, 必须有大量的资金去支持。另外, 荣子恒决意投敌后, 就不断受到王洪九部的攻击, 如西墠之战等, 正式投敌后, 八路军也是其威胁之一。在这种情况下, 荣部的军需肯定不会宽裕, 何况根据已经面世的新生票号码和冠字看, 当时发行量较大, 即便汪伪政府要求其收回已经发行的纸币, 荣部可能不愿急于或没有能力马上收回。次年5月1日, 八路军发动了天井汪讨荣战役, 荣部遭受重创, 5月5日撤出崮口山区, 先转移到临沂, 后被调往泗水。荣部走了, 纸币自然失去了流通的根基, 何况其原防区大多变成了八路军的根据地或游击区, 八路军是不允许杂票流通的。可以说, 是天井汪战役结束了新生票的流通。正如棠林王先生所讲, “八路军打过来后票子就不能用了”。新生票的停止流通时间是1944年5月初。
3.流通区域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 要完全再现当年新生票的流通区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笔者仅能依据史料及当年的斗争形势大体勾勒出新生票的可能流通区域。
1943年3月以后, 荣部陆续扩编, 顶峰时拥有三个师和一个独立旅。这些部队, 除了一师系由其原属三三四旅升编而来外, 其余部队是陆续收编的, 最晚收编的是三师。一师主要布防于崮口以东地区;二师 (刘国帧部) 主要布防于崮口以西地区, 三师 (刘桂堂部) 先是占据费县西部锅泉一带 (今属平邑) , 后移驻柱子周边;独立旅 (李以锦部) 主要布防梁邱周边及埠下和刘庄一带。收编的部队要发给其军饷, 这些军饷中估计会搭配一定数量的新生票。因此整个荣部防区应当是新生票的流通区域。这一区域可能不包含刘桂堂部原大本营锅泉一带。因为刘桂堂部被编为荣部第三师的时间是1943年9月[23], 本月12日, 刘部已经离开锅泉向荣部靠拢, 移驻刘国帧部西边柱子一带。1940年冬季以前, 新庄、柱子、埠下、白露一带曾是一一二师三三六旅防区。之后, 三三六旅随师部南下苏北, 这一空位当由荣部替补。估计这也是刘桂堂部受到八路军重创后, 移驻柱子一带的原因, 这一区域应是新生票的流通区。由于荣子恒的特殊身份, 靠近荣部防区的日伪控制区, 也应当默许新生票流通。
综合以上情况, 就地域看, 新生票的流通区域大致分布在东墠以西, 探沂以南, 白彦以东, 中村以北这个范围内 (图3蓝线围成的区域) 。笔者绘制蓝线图的依据如下:探沂是新生票的发现地之一, 马山属于荣部控制区, 所以蓝线从此经过。到了许家崖, 蓝线转向西南方向, 这一地段蓝线外侧基本是根据地[24], 内测是日伪占区或荣部控制区。1943年, 梁邱及其西南方向, 属于日伪、李以锦部及荣子恒部占区。高桥是荣部占区。1942年, 高桥东边、新庄南部是八路军根据地, 但是, 到了1943年, 这里是荣部或日伪占区, 所以蓝线在高桥附近继续向东南方向延伸。1942年, 除了中村系日伪占领外, 其周边是八路军根据地, 到了1943年, 中村周边成了日伪占区, 并一直连接到荣部防区。东墠、西墠当时是边缘地带, 荣部的人员经常在此活动, 从这里向南, 到棠林附近止, 蓝线内侧是荣部占区, 外侧是临沂日伪占区。
由于斗争态势在不断变化, 笔者参考史料绘制的“新生票流通图”仅仅是个大略图, 误差在所难免。另外, 1943年6月6日以后, 不排除费县整个日伪占区、与费县接壤的临沂日伪占区, 新生票都可以流通。这样以来, 新生票的流通区域要比笔者绘制的流通区域大许多。
4.关于版别的一些猜测
十元券分红、蓝两色。红色券中又有大写年号和小写年号之分, 小写年号中又分单字轨、双字轨及冠字后面加印“北”字者。十元券前后印发的时间并不长, 却出现了数种版别, 耐人寻味。笔者以为其中几种版别是为了区别使用单位。比如说, 印有“北”字的新生票最少, 这与李以锦部人数最少且当时李以锦随其主要部队驻扎崮口西北方的埠下及刘庄一带相对应, 蓝色券面世的虽然不少, 但少于红色券, 似与刘国帧部相对应。这些猜测及年号的大小写等问题, 有待进一步探讨。
5.对券名的思考
荣子恒发行的纸币为什取名为“新生合作社流通券”, 这个“新生”有没有其特殊含义?为了探明这个问题, 笔者试图从那一时期荣子恒所处的背景中寻找答案。荣子恒最初是积极抗战的, 随鲁苏战区五十七军入鲁后不久的1940年9月, 五十七军就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九·二二锄奸”事件。当时五十七军一一一师以军长缪澄流密谋投日的名义, 派兵包围了军部, 试图逮捕军长。其时, 军长恰好在费县荣部驻地看戏, 在无法确定军长是否投敌的情况下, 荣子恒并未交出军长, 而是派兵将军长护送到战区总司令部。显然此种处置并无不妥, 但却使荣子恒成了一一一师的敌人, 认为荣“参与缪澄流的投敌计划”。之后, 缪澄流被撤职, 五十七军番号被撤消, 再之后, 一一一师“八三起义”投靠了共产党, 整个部队被拆得四分五裂, 荣子恒在鲁南坚持抗战的信心开始动摇, 加上父亲荣臻多年来的劝“降”, 荣子恒最终选择了曲线救国之路, 开始了他新的梦想。这或许就是荣子恒自己认为的新生吧。往事已矣, 是非自有公论!
注释： [1]山东省费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费县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 第15至16页。
[2]内部资料。临沂市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临沂市军事志》, 第427页。
[3]中共临沂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临沂地方史》,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5月, 第一卷第154页。
[4]訾忠、孟明著:《王洪九兴衰始末》, 山东文艺出版社2011年4月, 第53页。
[5][10][16]山东省平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平邑县志》, 齐鲁书社1997年1月, 第21页。
[6]同[4], 第58页。
[7]同[1], 第17页。
[8][12]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编, 《沂蒙革命根据地志》, 中华书局2014年6月, 第341页。
[9]同[1], 第18页。
[11]中共平邑县委党史研究室编, 《中国共产党平邑县历史》,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4月, 第一卷, 第106页。
[13]同[1], 第18页。
[14]同[4], 第56至60页。
[15]中共临沂、枣庄、济宁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鲁南党史大事记》,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 第347页。
[17]同[11], 第106至107页。
[18]同[4], 第70页
[19]贾京玉、金松林编:《临沂市革命遗址通览》,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1月, 第419页。
[20]《鲁南我军与敌伪顽匪斗争态势图》未标马山、棠林二处地名, 由位置判断属于该区域。该图标明该区域系荣子恒、王洪九占区。矿坑战役后, 王洪九部突围后向荣部防区靠拢。根据其它史料, 这一时期他们是交错占据该区域的。但没有资料表明王部占据马庄至刘家庄一带。荣子恒兼鲁南游击总指挥, 王部应受其指挥。荣让王洪九部进驻其防区很可能是为了兼并王部, 从后面的劝降可见一斑。称该区域是荣部控制区应无不当。1943年3月以后, 王部秘密撤离该区域。
[21]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金融研究所编辑:《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一册,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 第188页。
[22]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省档案馆合编, 《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 (下册)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12月, 第703页。
[23]中共临沂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临沂地方史》第一卷,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5月, 第325页。但是, 临沂市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的内部资料《临沂市军事志》第427页说刘部是1943年7月编为伪三师的, 中共平邑县委党史研究室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平邑县历史》 (第一卷) 第106页说刘桂堂是10月编为伪三师的。由于荣部是1943年9月编为第十军的, 刘桂堂部9月12日向荣部靠拢, 移驻柱子一带, 故临沂党史一说可靠。即便是7月间刘桂堂部已经依附荣部, 由于锅泉离荣的指挥部甚远, 且以刘的秉性, 不会完全听命于荣子恒, 荣子恒未必会拨给其军饷。
[24]根据“鲁南我军与敌伪顽匪斗争态势图1942年”说明, 虚直线区域为我根据地。
文刊《中国钱币》201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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