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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汉四川军政府军用银票简介

     

          大汉四川军政府军用银票发行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四川。辛亥革命四川光复后,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军政府成立之初,军政支出浩繁,而府库空虚,财政异常紧张,拖欠军饷甚至酿成兵变。为缓解财政紧张局面、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四川军政府发行军用钞票-----大汉四川军政府军用银票投放市面流通。大汉四川军政府军用银票发行数量不少,是辛亥革命时期各省发行的众多军用钞票中较为常见的品种之一,成为珍贵的辛亥革命历史见证物。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点燃了辛亥武昌起义的导火索。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之后浙江、江苏、上海等地纷纷响应。11月22日四川革命党人光复重庆,成立重庆蜀军政府。11月27日成都光复,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以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为军政府都督。12月8日成都巡防军以政府拖欠军饷为名发生兵变,在成都城内抢劫三日三夜,将藩库、盐库、造币厂、浚川源银行等公私金融机构以及商号、富户等洗劫一空。军政府都督蒲殿俊仓皇出逃,军政部长尹昌衡率新军入城平息了兵变,随后改组四川军政府,尹昌衡、罗纶被推举为军政府正副都督。鉴于拖欠军饷酿成兵变的教训,尹昌衡决定在原浚川源银行旧址成立“四川银行”,发行大汉四川军政府军用银票,以解军政府财政燃眉之急。


    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蒲殿俊

             大汉四川军政府军用银票长12.4厘米,宽7.8厘米,使用川汉铁路公司印股票的道林纸以石版双面印制,整体较为毛糙简单。银票正面上端中间“壹”字两旁有两面交叉的“汉”字旗图案。汉字旗又称“汉字十八星旗”,此旗中央大圆圈内有一“汉”字,四周绕以十八个小圆圈,代表当时关内十八个行省,是辛亥革命时期西南各省所广泛使用的革命旗帜,具有强烈的革命色彩和鲜明的时代特色。旗帜下方是“大汉四川军政府军用银票”字样,正中央花纹处标示“壹圆”面额,再往下有“四川银行发行”字样。银票右侧有“财政部部长”字样并盖 “财政部长”圆形图章,左侧是“四川银行总理”字样并盖“四川银行总理”方形印鉴。钞票四周边框内饰以“壹圆”两字及花纹图案,四角均置有“壹”字。银票背面印有“军用银票通行章程”,其内容为:“第一条,此项军用银票由军政府所属四川银行发行,并负完全责任;第二条,此项军用银票第一次发行以三百万元为总额,自宣布发行之日起,一年内不得兑换现银,但经过一年后即作为兑换票,在四川银行兑换现银;第三条,此项军用银票凡在四川境内,无论丁粮厘税及人民交易均一律通用,不得稍有留难折扣等情,其有不收用者,得呈请军政府或地方官查明处罚;第四条,此项军用银票通用时不得签字盖印任意涂污;第五条,私造军用银票,一经查出即处以死刑。黄帝纪元四千六百有九年十二月造”。银票的左侧边上盖有骑缝印章及编号。
          根据印制日期的不同,大汉四川军政府军用银票可分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有九年十二月造”、“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十年某月造”、“中华民国元年十二月造”三个年份版别。其中“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十年某月造”版大汉四川军政府军用银票只见《中国军用钞票图典》中有文字介绍,目前未发现实物。“中华民国元年十二月造”版也极为罕见。“黄帝纪元四千六百有九年十二月造”版目前存世较多,有一元、五元两种面额,由四川官报局制版、文伦书局承印。票面采用“黄帝纪元”,也显示了鲜明而强烈的“反清复汉”革命色彩。
           大汉四川军政府军用银票发行数量,根据票背面“军用银票通行章程”第二条规定,“此项军用银票第一次发行以三百万元为总额”,上述3个年份发行额应为900万元。但有学者研究认为其实际发行量为一元券1289.44万元,五元券210.57万元,总计发行1500.01万元,大大超出原定发行计划。由于该银票设计印制简单,发行不久就出现了大量假票。据《民国时期四川货币金融记事》记载:“是年(1915年)四川军用银票发行后,自1913年至今3年中,成都、华阳、南部、武胜、重庆、巴县及下川东一带,不断出现伪票。官府也承认,不详加鉴别则致取赔累,认真检验又过繁琐且易起冲突。人民因真伪莫辨,致纸币信用日降,票价日低。”当年伪造的假军用银票大量流传至今,目前在收藏市场上发现的大汉四川军政府军用银票假票很多即为当年的老假票。假票票面四周花纹印制粗糙,线条模糊;背面文字疲软无力,笔划偏粗,笔划多的字挤成了一团臃肿难看,个别字还有了缺笔少划的现象;假票纸张薄脆、光、亮,没有真票纸张的柔韧性。这些特征收藏者应特别留意。

          由于大汉四川军政府超计划粗印滥发军用银票,且规定“自宣布发行之日起,一年以内不得兑换现银”,而市面上假票肆行,商民对银票的真假无法辨别,纷纷抵制拒用,“致纸币信用日降,票价日低”,最终跌至四至五折行使。民国4年,陈宦任四川巡按使,决定分批收兑。第一次由盐税项下按税款十成搭收军用票三成办法进行收兑,共计收回300余万元,并在重庆商会内当众焚毁。第二次向重庆中国银行息借中国银行“四川”地名兑换券400万元,同时开征粮肉附加税,拨交浚川源银行,由浚行发行兑换券(浚川券)200万元,在成都设置“回收军用票局”办理收兑工作。收兑中还发现并非伪造的重号军用票。收兑办法,正号票按大洋五折收兑,共收1390余万元。重号票按大洋四折收兑,共收回58万余元。还有正号票160万余元未收回,扣除污损等自然损耗因素,实际只有不过30万元散在民间。随着岁月的流逝,其存世数量日益减少,而其历史价值及收藏价值则日渐显现,引起越来越多收藏爱好者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