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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第二次军需库券二、三事(得壹堂)

     

           1931年(民国二十年)广州国民政府于6月1日发行了“广东第二次军需库券”,有壹圆(竖券)、伍圆、拾圆、伍拾圆和壹佰圆5种面值,发行量为1000万元。广东第二次军需库券伍圆券的正面右边是孙逸仙(中山)肖像和代理国税收支处兼省金库库长黄典元的签名与钤章;左边是“伍圆”面值和广东财政特派员兼省财政厅长林云陔的签名和方印 。上面有“广东第二次军需库券”和“中华民国二十年六月发行”的字样,下方是发行编号NO.。军需库券的背面有:“民国二十年发行广东第二次军需库券章程:第一条,本省库券定名为民国二十年广东第二次军需库券,以广东省国税收入担保并以现金偿还本息。第二条,本库券定额为广东毫洋壹仟万。第三条,本库券用途专为备支军费之用。第四条,本库券利率不论久近定为周息一分计算。第五条,本库券定于民国二十年六月一日发行。第六条,本库券按照券面十足发行但为奖励募销者起见,准提扣手续费二厘以九八核收。第七条,本库券自发行之日起满一年后即民国二十一年六月起分作十个月 平均偿还本息其先后以抽签定之。第八条,本库券还本付息事宜由广东中央银行经理。第九条,本库券应付本息由广东财政特派员公署于开始偿还本息之前一月起按月由国税收入项下照数拨交广东中央银行收存备支但国税收不敷支时由广东财政厅在省库收入项下借拨......第十四条,本章程自公布日实施。”
          该伍圆面值库券的票幅为187×129毫米,另拾圆面值库券的票幅是188×128毫米。另还有壹圆券,竖版,票幅为151×50毫米。壹圆券是以便支付时特备的①。由于民国年间的公债(包括军需库券)有一特色,就是很少有本息全数偿还的,一般百姓兴趣不大,政府就用强迫手段来认购和摊派。债券的主要销售对象是银行、钱庄等金融机构,为了鼓励大量采购,当时就规定银行得以公债作为保证金。因此大面额公债由银钱业收购,小面额公债则摊派到一些地方机构和百姓就成为通则。这也是该库券在市场所见一般都为小面值券为主的原因。
    一:关于此券的发行背景
           丁张弓良女士著的《中国军用票图录》中对此券的介绍如下1931年,广东省由陈铭枢主政,林云俊②为财政特派员兼财政厅长。这一时期全国局势非常混乱,广东亦受战争影响,税收大减,纸币贬值,时有向银行挤兑事件发生,造成每月增加支出数达100余万元。由于无法维持军政各费,省政府一方面改革新币制,由广东省银行发行毫洋券、大洋券等新券,换取旧纸币;另一方面于是年6月发行“广东第二次军需库券”,定额为1000万元毫洋库券,此项库券为支付军费专用,并规定由国税省税项下收入拨交广东中央银行支付本息③。也有研究者认为该军用券的发行与当时的局势,粤、桂联合反蒋备战“北伐”密切相关。如广西玉林市钱币学会的梁汉文④。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后,也认同梁氏的论点。1931年2月,蒋介石策划召开国民大会,攫取大总统宝座,但立法院长胡汉民表示反对。蒋介石迫胡汉民辞职下野,但遭胡汉民拒绝。蒋介石便于2月28日,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西郊的汤山。消息传开,舆论哗然。胡汉民的亲信古应芬逃出南京到广东,策动陈济棠反蒋。
          4月30日,国民党中央四监委邓泽如、肖佛成、林森、古应芬等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5月3日,由陈济棠领衔,10名广东高级将领通电表示拥护。5月26日,陈济棠、李宗仁等两广将领20余人联衔通电,限令蒋介石于48小时内下野。该日,陈济棠还发表了出师讨蒋通电。5月27日,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太子派、古应芬、邓泽如、肖佛成的元老派、邹鲁的西山会议派以及陈济棠的粤系、李宗仁的桂系等,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另组国民政府,推定唐绍仪、汪精卫、孙科、古应芬、邹鲁、邓泽如、肖佛成、林森、李宗仁、许崇智、陈济棠、唐生智、蒋尊簋、李烈钧、陈友仁、熊克武等16人为国民政府委员(后加伍朝枢)。推举孙科、汪精卫、古应芬、唐绍仪、许崇智(全为粤籍)为常务委员,轮流但任主席,汪精卫首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同时,成立了由19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以陈济棠、李宗仁、唐生智三人为常委,将陈济棠的第8路军改称为第1集团军,李宗仁的桂军改称为第4集团军。另任命张惠长为空军总司令,陈策为海军总司令。改组了两广政府,以林云陔、黄旭初分任广东、广西两省主席。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粤桂军即向湘赣进兵。蒋介石也调兵遣将南下,战争一触即发⑤。
           在此广州国民政府积极备战,准备“北伐”的背景下,发行了此广东第二次军需库券。
    二:关于此券被摊派的单位与实际发行数额
          1931年(民国二十年)“6月1日 广东省财政厅奉广州“国民政府”令发行第二次军需券1000万元,专为备支军费之用,按商人资本大小摊派,年息1分,自发行之日起满1年后,分10个月平均偿还本息⑥”。在此内容中我们看到的是此次军需券专为备支军费之用,且按商人资本大小摊牌。笔者对第二次军需券实物的收集和整理中看到,不但有商人通过商会摊派到军需券,商会自己也按一定比例摊派到军需券,如广州市商会;还有相当部分摊牌到一些缴税机关和政府机关如广东印花烟酒税局、粤桂闽区统税局、罗江税厂⑦、广东省会公安局和新会县政府等,实物证明不但按商人资本大小摊派,还部分摊派到纳(征)税机关。应征了“广东第二次军需库券 民国20年6月发行,总额1000万元,市内店铺派销租金一月,纳税及机关学校经费均搭销两成。实际发出863.6万元,用于军费⑧”。
          而实际发出(或收到广东豪洋)的金额与总发行额相差为136.4万元,并没有达到1000万元。另据《新桂系史》一书记载:李宗仁派他的军需部长陈劲节为驻粤办事处主任,每月从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领取三十万元军费,从民国二十年六月到九月,共领取一百二十万元。将此笔款项在广州向德国、英国购买军火,以武装桂系联合反蒋救胡。民国二十年十月至次年的七月再次领取军费计二百七十万元,两次合计三百九十万元⑨。若桂系再加上民国二十年发行的广西金库券,就接近五百九十万元。而广州国民政府减去桂系所领取的军费后,粤系军队却只有473.6万元,低于桂系近一百万元。
           为何发行总额为1000万元,实际却只收到广东毫洋863.6万元呢?在广东第二次军需库券章程的第六条中写到,本库券按照券面十足发行但为奖励募销者起见,准提扣手续费二厘以九八核收。由此可见为鼓励募销者,广州当局采用了提扣二厘作为奖励的方式,所以不可能实收1000万元。
    另《陈竟存(炯明)先生年谱》里有一段记述如下:自广州市民下大决心拒绝新税捐后,广州政府欲增辟税源, 以裕收入, 业经成为绝对不可能之事。 职司财政者应付此偌大之军费, 实已穷于术, 欲征收预饷, 不惜先使未来钱, 然各项税饷, 已预之又预, 缴无可缴, 乃迫得利用纸币政策, 俾间接一达收预饷之目的。如财政部之军需库券, 财政厅之抵纳券,市政厅之市库券,即此种政策之见诸实行者也。盖发行此种票券, 有一扣折, 商人有利可图, 当然相率购买,缴纳各种税捐, 则政府收入纵不能有所增加, 亦可于较短之时间, 收入较多之款项, 未尝不可藉此以救济一时。 惟既有扣折, 则收入之数, 断不能符合定额, 无形中损失不少,十足收入,尚不敷支, 何况暗中受此亏损, 则拮据日甚一日, 可为预决。 是此种纸币政策, 无异饮鸩止渴, 将来财政状况 必弄至大大不了。且军需券竟决定用以搭发军费,将来军队强迫市面行使, 势所必然, 恐无难复酿成手票风潮时景象, 故预料此种军需券之发行,必无良好之结果也⑩。其中提到了广州政府所属机关在1924年前所发行的各类券证(尤指财政部之军需库券)也采用折扣奖励的方式。 
    三:林云陔其人其事
          军需券的左边有广东财政特派员兼省财政厅长林云陔的签字与盖印,而关于此人相关书籍介绍的并不多,孙中山曾多次说林是“吾党革命德行之神圣” ,故此君是不得不介绍的民国人物。
           林云陔,原名公競,字毅公。广东信宜人。宣统元年(1909年)赴广州,考入两广方言学堂,并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三·二九”广州起义,担任转运军械事宜。事败后,掩护朱执信于家中避难,并设法护送其脱险。之后奉孙中山之命,率数人回高州策动起义,光复后任高州都督。后辞职回广州,被孙中山选派往美国留学,先入纽约州阿尔便法学院学习,后入圣理乔斯大学学习法律、政治,获硕士学位。
      1918年回国,1920年粤军回粤,他随孙中山赴广州,任大元帅府秘书,兼土地登记局长,广东教育行政委员会《教育》杂志社社长。1921年底,孙中山北伐取道桂林时,他任大本营金库长兼广西银行行长。1923年2月至1924年10月历任广州市政厅委员长、大本营金库长、大本营财政部第三局局长、大本营秘书、中央银行行长、广东高等检察厅审判厅代理厅长、中央银行董事、大本营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署长等职。
      林曾三次出任广州市政委员会委员长(1928年5月起改称市长)  为了纪念孙中山和弘扬南粤文化,他主持了建造中山图书馆(旧址)的规划,该馆于1929年底动工兴建。1929年初,为了建造海珠桥,他特令城市建设委员会进行总体规划,征求设计方案,后选中建筑费用较廉的美国慎昌洋行,由马克顿公司承建,总造价约需103.2万两(大洋),工程由市工务局监理,于1929年12月正式开工兴建。位于今广州市府前路的广州市府大楼,是陈济棠主粤时,也是由林云陔提议修建,原称为市府合署。自1930年起,他对广州市内6000条街道实行整理,以交通、消防及清扫便利为原则,采取因地制宜划线整理,清理并拓宽内街,并规定街巷宽度最窄不得低于2.2公尺。在以后3年中相继扩宽内街1356条。在他任内,还落成了中山纪念堂。
           1929年3月,林云陔被选为国民党第三届中央候补监察委员。1931年5月,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及广东财政特派委员,参加了反蒋各派组织召开的中央执监委广州非常会议。是年6月,因古应芬不就省政府主席职,受陈济棠支持由他上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同时还兼任省财政厅长。1932年1月,兼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不久辞财政厅长职,改兼建设厅长。他在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和建设厅长期间,任用一批留学欧美的工程技术人员,担任政府部门和厂矿负责人,致力于广东地方工业的建设。在广州市郊建立了以西村工业区为主的一批工厂企业,如造纸厂、硫酸厂、西村士敏土厂、电解厂、电厂,河南纺织厂以及新造、市头、顺德等一批榨糖企业。他任广州市长和广东省政府主席的7年,是广东现代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广东最初的工业基础就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
      1935年11月,林云陔被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1936年7月到南京,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不久,改任国民政府审计部长、审计长。1948年10月4日,在南京病逝。 
    参考书目及注释:
    ①   台湾戴学文藏品。 “发行章程”的第十一条写有:本库券分为壹百元伍拾元壹拾元伍元四种,但伍元券酌以一部分为五则每则一元以便支配奇零数。
    ②   书中原文为林云俊,估计是笔误或校对差错。
    ③  《中国军用票图录》 丁张弓良 著,第230页
    ④  《广西军库券和广东省第二次军需库券发行考》 梁汉华 著,
    广西金融专刊2001年增刊。
    ⑤  《民国军阀派系谈(07年修订版)》陈贤庆 著,第九章粤系。
    ⑥  《广州百年党事》民国二十年。
    ⑦  《中国军用票图录》 丁张弓良 著,第258页。
    罗江税厂:清雍正十一年(1733)在广东化州(今属茂名市)城北岸设罗江税厂,征收过往船只及货物税金。民国23年(1934年)裁撤。
    ⑧  《广州市志》财政税务志上编 晚清、民国时期第一章财政收入第四节 公债与借款。
    ⑨  《新桂系史》第一卷,第300页。

    ⑩  《陈竟存(炯明)先生年谱》陈定炎 编,李敖出版社,第十二章、无法应付之广州财政问题【六月十二日 华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