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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兴业银行纸币简介

     

    浙江兴业银行的创始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争相攫取中国铁路修筑权,各地民众纷纷起来反抗,掀起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为抵制英美插手苏杭甬铁路,1905年7月江浙绅商160余人在上海斜桥洋务局集会,强烈要求自筹资金修筑苏杭甬铁路,决定成立浙江全省铁路公司,推举汤寿潜为总经理,获官方批准。
          一时间从码头挑夫、上海名伶、小店饼师、寺庙僧人、教堂教徒,甚至连妓女都踊跃认购。到1907年10月总共招收款项达2300万元,为各省最高,苏杭甬线改为沪杭甬线,很快在沪杭两地同时开工。
          如此巨大的一笔款项, 一开始分存在杭州、上海30多家钱庄里, 保管和运输都十分困难,支取非常不便。汤寿潜和蒋抑卮的哥哥蒋玉泉是姻亲,得知蒋抑卮刚从日本留学归来,专攻经济财政,非常高兴。蒋抑卮提议成立专业银行,保管和运作款项。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浙江铁路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决定成立公司附属银行,初定资本100万元,分为1万股,每股100元。
          当时银行是新生事物,一般老百姓都不敢认购,蒋抑卮说服父亲率先认购1000股。1907年10月以“振兴浙江实业”为名义的浙江兴业银行成立, 总行设在杭州,是浙江省第一家银行,也是国内第一家商业银行。蒋海筹为三大股东之一,出任银行董事,二年后,1909年蒋抑卮代父任此职,成为浙江兴业银行的实际掌权人。
          蒋抑卮性格沉稳,天生有商业头脑,又熟悉近代金融,指挥银行运作自然游刃有余。由于注重信誉,坚持稳健经营,短短二年时间浙江兴业银行除服务浙江铁路公司外,自身业务得到迅速发展,相继在上海、汉口开设分行, 并发行钞票。
          1910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12日夜汉、汉阳大火,13日各银行、钱庄相继停业.消息传到杭州变成了“汉口兴业银行倒闭”,一时谣言象长了翅膀迅速扩散,杭州的存款户纷纷涌到银行敲门攀窗争相提款。其时杭州总行发行钞票60万元,活期存款50万元,各种票据30万元,库存现金仅有30多万元。蒋抑卮让父亲将家中的银子用担子挑到银行,特意招摇过市,以安定人心,但无效。14、15日杭州总行兑出现银70万,库银为之一空。只好向大清银行杭州分行、两浙盐运使署借款35万。18日几乎将公司发行钞票、所有活期存款全数兑尽,剩下的只有浙江铁路公司的票据,好在营业一天也没有停止.
          汉口商人手持浙江兴业钞票,到上海分行要求兑银。为顾全信用,不能不兑,但是资产和负债相抵尚缺少85万。其时湖南已响应独立,清军正在南下,前途并不明朗,上海人心浮动,金融界尤其如此。有人提议暂停营业,蒋独持异议,主张必须维持营业,以取信于市。当时库存只有3万,巡捕主动来问,如开业可来维持秩序。蒋抑卮毅然决定开业,他拿出私产,到处奔走,终于借得巨款,度过难关。
          11月5日杭州光复,汤寿潜任都督。蒋抑卮向汤寿潜求助,正好攻打南京的浙江联军有一笔银元要发饷。汤寿潜下令全部交给浙江兴业银行杭州总行运到上海。银子一到,挤兑的人群散去大半。自10月10日以来,蒋抑卮每天早上天未亮就到银行,深夜12点钟后才回家,连续二十多天,到此时才松了一口气。辛亥革命之际浙江兴业银行的挤兑风潮终于平息。
          蒋抑卮在风潮中不避风险,想方设法,运筹奔走,浙江兴业银行的信誉不减反增,受到同行们的推崇。董事长叶葵初后来说:“苟非抑卮先生之毅力和热忱,漫天大风大浪,最险之日,安然度过,本行亦当无复有今日之盛也”。
     
                   以振兴民族工商业为己任
          1915年浙江兴业银行总行迁沪,以“准备充足,信用为上”为经营方针,业务发展稳扎稳打。1915年到1926年是中国近代军阀混战的乱世,却是浙江兴业银行的全盛时期。1926年总资产达到5400万银元,吸收存款连续五年居全国各大商业银行之首。据学者傅国涌考证,1897年__1927年全国有60家商业银行,大多中途倒闭,能够坚持下来的只有18家,其中史称“南三行”的浙江兴业、上海商业储蓄、浙江实业的资金实力超过“北四行”,而浙江兴业居“南三行”之首。
          浙江兴业银行“以振兴民族工商业”为己任,江浙沪一带有名的企业几乎都曾与他有联系。荣氏家族的面粉厂、穆藕初的纱厂、张謇的南通大生纱厂、商务印书馆等都是浙江兴业的老客户。大生纱厂自1907年到1922年15年中5次得到浙江兴业的贷款而解围。总行1918年乔迁上海,张謇登门向蒋抑卮拱手道贺,称“我这个状元公还要靠你这个秀才多多扶持啊”。刘鸿生是位财大气粗人物,曾是开滦煤矿经纪人,1920年起陆续开设码头公司、煤气公司、火柴公司等企业,曾任上海公共租界工商局华董,招商局总董, 他说过“浙江兴业银行是企业自己的银行”。1933年8月浙江建造钱塘江大桥,成立茅以升为主任的建桥委员会。万事俱备,只缺东风,政府没有钱,只能靠银行贷款。当时银行对造桥把握不准,大都取观望态度。蒋抑卮与董事长叶葵初多次围炉夜谈,反复商议,最后决定与中国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共同组成银团,一起投资200万元,其中浙江兴业投资100万元。钱塘江大桥1935年4月动工,1937年9月建成,不久为阻止日寇侵略炸毁,蒋抑卮潸然泪下。
          该行发展的中后期,经营房地产业务是其特色之一。在上海的华资银行中,浙江兴业银行的房地产业务做得最大,拥有近1000幢房屋。山阴路165弄兴业坊建于1927年,是浙江兴业银行建造的职工宿舍,这里曾居住过著名小提琴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盛中华。在兴业坊建成二年以后,浙江兴业银行又在狄斯威路(溧阳路)建造浙兴里。
          1927年蒋介石上台,向上海各银行摊派,蒋抑卮坚持不让国民党官僚权贵们插足浙江兴业银行。和张公权、陈光甫、钱新之等不同, 浙江兴业银行保持金融机构的独立性, 同仁无一人在国民党政府里兼职当官,实属难能可贵.但由此受到国民政府当局的挤压,业务逐渐下滑,1927年以后逐年减少,到1936年跌到同行业第六。1935年国民党当局将钞票的发行权集中于中央、中国、交通银行,勒令其他银行将已发行钞票和准备金全部上交。浙江兴业银行自晚清以来已有三十多年的钞票发行史,这次损失十分惨重。在无情的政治压力下,浙江兴业银行的大势已去,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
          1937年抗战爆发,许多企业的贷款无法收回,浙江兴业银行变成一个空壳。
          1940年11月18日,蒋抑卮在上海因病去世,终年66岁。
    (本文刊于2012年8月<金融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