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商银行创办于1897年，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商办银行。宁波商人叶澄衷、严信厚、朱葆三等是该行的创办人与大股东。通商银行名为商办，实系奉旨设立的官商性质，规定"权归总董，利归股商"，其实大权均由盛宣怀一人独揽。通商银行创立时，招商股500万两，先收半数250万两，并商借度支部库银100万两，议分5年摊还，至光绪二十八年如约还清，纯留商股。股份中，盛宣怀任督办的招商局和电报局分别投资80万两和20万两，占实收资本的2/5;盛宣怀名下包括他本人和代其他大官僚如李鸿章等的投资达70余万两;北洋大臣王文韶投资5万两;通商总董中张振勋和严信厚投资10万两和5万两。以上几笔已达200万两，约占当时实收资本的80%。其余真正属于各地纯粹商人投资的股份为数极少。此时，中国无银行法令及成规可援，故一切组织管理及营业规则，皆参照外商银行成例办理。设总董张振勋(弼士)、严信厚(筱舫)、朱宝珊(葆三)、刘学询(慎初)、叶成忠(澄衷)、杨文骏(彝卿)、严潆(芝眉)、陈猷(辉庭)、杨廷杲(子萱)、施则敬(子英)共10人，以严潆为驻行办事总董。由盛宣怀督同各总董议订章程22条，奏明权归总董，利归股商，用人办事，以汇丰为准，商款商办，官但保护，而不管事。并借重外才，征用客卿，聘任英人美德伦为洋大班，沪上钱业领袖陈笙郊为华大班，藉以融通中外金融。
中国通商银行大楼:地址:黄浦区中山东一路23号(广东路中山东一路)
通商银行成立之初，国家即授予发行银元、银两两种钞票的特权，以为民用，使为整理币制之枢纽，至此国中始见本国纸币与外商银行之纸币分庭抗礼，金融大权，不复为外商银行所把持。除发钞外，该行并代收库银，全国各大行省，均先后设立分行，重要者计有北京、天津、保定、烟台、汉口、重庆、长沙、广州、汕头、香港、福州、九江、常德、镇江、扬州、苏州、宁波等处，业务极一时之盛。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京行首遭焚毁，天津分行亦随之收束，业务渐告不振。到光绪三十一年只剩下北京、汉口两个分行和烟台一个支行了。
民国肇兴，该行成为纯粹的商业银行。时华大班陈笙郊、谢纶辉两人已相继去世，因谢纶辉之子谢光甫接任第三任华经理，亦改称为总经理。傅宗耀遂采取投靠军阀，拉拢股东，逐渐架空谢光甫，成为了第四任经理。傅宗耀(筱庵)继任其职;惟洋员的权限，自民国元年(1912年)以后的10年中，已逐渐收回。傅掌权后，继续献媚投靠北洋军阀，以大量资金支持北洋政府。民国16年3月，北伐军到达上海，傅筱庵被通缉，逃往大连。后经虞洽卿等人的疏通，国民政府撤销对他的通缉，回到上海，仍任通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傅筱庵从大连回来后，通过财政部次长徐堪的关系，获得加发新钞的权利。民国23年发行额达到2900多万元，而现金准备加上保证准备不过900多万元，严重不足。次年夏，上海发生挤兑风潮，金融紧迫，该行准备空虚，应付为难，傅筱庵乞求徐堪帮助，结果正好落入圈套，国民政府当局随即授意杜月笙出面维持，同意由中央、中国、交通3家银行各拨款100万元解决通商危机。当中央银行100万元款项拨到后，一场风潮终于平息。6月7日上午通商银行召开董事会，互推杜月笙为董事长，傅筱庵改任常务董事。是年冬，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所有发行事宜，即遵令移交中央银行办理。民国25年春，该行正式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资本额增为400万元，原有私股350万元按15%折合成52.5万元，另由国民政府以复兴公债抵充，加入官股347.5万元。此后，中国通商银行即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控制，与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合称为"小四行"。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该行为应付非常起见，特设上海分行，将原有总行机构自上海外滩迁至前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办公，以谋相机内迁。原有东南各行处业务，均遭停顿，先后撤退来沪，成立撤退联合办事处。民国27年4月与四明、中汇两银行在香港设立联合通讯处，把一部分资金转移到香港。民国30年9月，杜月笙派骆清华到重庆筹设分行。民国32年6月改渝行为总行，并先后在兰州、西安、洛阳、宝鸡、成都、自流井、衡阳、桂林等地设立分支机构，业务重心转移到大后方。与此同时，通商银行在上海的机构和业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即由汪伪政府接管，另派张文焕为董事长、李思浩为董事，受伪中央储备银行的控制。
抗日战争胜利后，杜月笙、骆清华赶回上海，积极筹划收复区各行处的接收清理事宜，同时将上海分行及所属沪区各支行先予复业。 1946年春总行由重庆迁回上海，并次第恢复了京、甬、杭、锡等分支行。但是，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经济濒临崩溃之际，银行正常业务难以开展，而杜月笙、骆清华等更想方设法抽逃资金，因此，到上海解放前夕，通商银行除一些房地产以外，只剩下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
附表：中国通商银行发行的钞票版别
版 别类 别 面 额 特 征 备 注
第一版
(1898) 银两票 1两 5两 10两 50两 100两 框式花栏
双龙图案 珍品
银元票 1元 5元 10元 50元 100元 罕品
第二版
(1904) 银元票 — 5元 10元 50元 — 双龙图案
右侧财神 罕品
第三版
(1914) 银元票 — 5元 10元 — — 双龙图案
右侧财神 稀品
第四版
(1920) 银两票 1两 5两 10两 — — 双狮图案
中间财神 珍品
银元票 1元 5元 10元 50元 100元 稀品
第五版
(1926) 银元票 — 5元 10元 — — 外滩风景
右侧财神 多品
第六版
(1929) 银元票 1元 5元 (注：1元版有4种) 额双狮图
右侧财神 少品
第七版
(1932) 银元票 — 5元 10元 — — 同第5版式样 少品
(注：本表纸币按国际惯例定级，分别为珍、罕、稀、少、多，五级)
第一版版钞票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发行，计有银两票1两、5两、10两、50两、100两，银元票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两类共10种；据资料统计：首版银两票印刷50万两，银元票100万元。这种钞票设计比较简单，钞票正面四周花框围绕，四角面值，中间上首为“中国通商银行”圆形行标，两侧双龙对置，中间篆书“中国通商银行”名称，下为汉字面值；背部均为英文行名、面值等；各版均为黄底棕/红花栏，黑色汉字及红色面值。首版钞票由英国伦敦Enoraved By Barclay & Fry Ltd承印。由于这一版钞票设计简单，发行不久即发现有伪票，总行急令进行改版。因此这版钞票发行数量不大，在改版时又都全部回收，且大面额者均为样票，故至今已经十分罕见。
第二版钞票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发行，首批150万元，印刷数量435万元，计有5元、10元、50元三种，均为银元票。从这一版纸币开始起，在钞票正面右侧，印有一位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的财神图案，并将原英文名称“The Imperial Bank of china”(中华帝国银行)改为 “ The Commercial Bank China”(中国商业银行)，该版钞票由英国Bradbury Wilkinson & Co. Ld Engravers London印刷。
第三版钞票于民国三年(1914年)发行，印刷数量计300万元，仅有5元、10元两种版别的银元票。该套钞票式样仍同第二版，虽然钞票印刷的当时已是民国纪元，据说由于钞票上印有双龙图案，沿袭的大清封建王朝味道太浓，因而末能被民国政府当局获准使用，至今亦已成为不可多得的珍品，印刷厂家亦为英国伦敦Bradbury Wilkinson & Co. Ld Engravers London。
第四版钞票于民国九年(1920年)发行，计有银两票1两、5两、10两三式，银元票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式(其中5元、10元有多种色彩的版别之分)，两类共8种，其中银两票300万两，银元票1050万元。该版钞票的设计风格已趋于现代形式，原来的财神图案被移置于中间位置，左右两侧为面值；背部的双龙行标亦已改为双狮图案，由美国钞票公司American Bank note Company印刷。
第五版钞票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发行，仅绿色5元、红色10元版二种，印刷数量共1000万元。该版钞票正面图案设计又作局部改动，将中间的财神图案又移至右侧，中间置以面值，左侧增加东方华尔街——上海金融中心外滩风景图案，由英国伦敦华德路公司印刷。
第六版钞票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发行，该版均为1元券，印刷数量约500万元。该版纸币式样略作改变，将第五版的外滩风景图案取消，中间面值改为横书；背部双狮图案略作变动，移向上侧。有关资料披露这一版共有1元券绿色、兰色、浅灰色等4种色别，由英国Bradbury Wilkinson & Co.Ltd承印。
第七版钞票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发行，共有5元、10元两种版别，印刷数量约3000万元，钞票式样、图案、印刷厂家均与第五版相似。④
第八版钞票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向英国订印5元、10元券两种，数量2000万元，后由于某种原因而未能运回，因此未能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