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英 邢富亭 阎天佑 王仲秋
上党居山西东南，西依太岳，东有太行，漳河、沁河纵贯其间，白晋公路穿通南北，中间有广阔平原，故有“上党盆地”之称。我党通过抗日统一战线组织领导的上党银号，就活跃在这一地区。
“七·七”事变后的局势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军长驱直入，向西进犯，山西告急。当时任“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常务秘书的薄一波同志，利用和阎锡山建立的特殊统战关系，提出建立新军方案，得到阎的批准，同年10月筹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新军）。11月8日太原失守。山西省政府撤到晋南后，为适应战时需要，将山西划分为七个专署，上党地区设三、五两个专署，沁县为三专署，专员薄一波，辖十三县；长治为五专署，专员戎伍胜，辖十二个县，同时分设两个“牺盟会”中心区。11月薄一波率决死一纵队的第一总队，到达沁县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八路军一二九师从陕西出师，东渡黄河，北上抗日，也于11月11日进入上党盆地，总部到达武乡段村。
一二九师、决死队、“牺盟会”和三、五专署为创建抗日根据地，大张旗鼓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训练军政干部，建立抗日政府。救亡运动搞得热火朝天。
1938年4月初，日寇用重兵九路围攻上党，所到之处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4月中旬，我军反围攻告捷。经过一场战争洗劫，政治、军事、经济形势都发生了极大变化。阎锡山、国民党的军队节节溃退，旧政府土崩瓦解，新政府正在建立，社会处于混乱状态，生产一和市场遭到严重破坏，工商业倒闭，交易停顿，财政收入相当困难。当时我党的策略是以抗战求发展，利用阎锡山和我们建立的特殊统战条件，发展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政权。用形象的话说，“戴着阎锡山的帽，做我们的工作”。抗日武装的扩大，使粮饷供给发生困难，阎锡山的供给不仅远远不能满足军需民用，一度甚至用“大烟土”代替粮饷，还美其名日：“戒烟药饼”。由于民生凋蔽，社会动荡，战前流通的铸币——银元、铜元等，也被人们贮藏，退出流通。纸币失去了信誉，尤其是金融业——银行、银号、钱庄、钱铺被战火摧残殆尽。民间以小米代替货币，买卖交易，借贷，工资，契约均以小米（斗）为计价单位，金融相当死滞。上党银号就是在这样特定的形势下创建的。
创建上党银号
1938年4月反围攻告捷后，为支持抗战，活泼金融，发展生产，保证军队供给，巩固根据地，由薄一波同志主持，在决死队，“牺盟会”，三、五专署支持下，并由三专署秘书处和财粮科负责筹备，上党银号于1938年8月在沁县成立。银号设在郭村刘生旺院内北楼，上下两层十间（图一），楼上为经理室，楼下为办公室。创建初银号设经理、副经理、主管、副主管、会计股、出纳股、总务股、营业股。经理由薄一波兼任，副理由“牺盟会”上党中心区主任侯振亚兼任。银号实际负责人为主管王贺五、副主管王干卿、会计股长刘大伧、出纳股长焦俊熙、总务股长范烈侯、营业股长李培云。全银号仅三十余人，穿军装、按部队供给制待遇。银号于1939年元旦正式营业。先后在长治、辽县、沁源设分号。银号除发行纸币外，还开展了兑换、低利借贷、救济失业工人等业务，并与伪币——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券，进行了复杂的货币斗争。
关于上党银号的基金，簿一波同志曾谈到：“1938年秋，我们利用阎锡山拨给的一点经费，创办了上党银号。开始虽然资金不大，但这是独立自主地发展根据地，严防蒋介石、阎锡山用经济卡我们的一种经济斗争办法”（《薄一波谈抗战初期的沁县》《巍巍太行》1986第四期）。另外，据上党银号会计股长刘大伧同志回忆，当时各县财政也上交专署财粮科一部分收入，这些钱（包括中央票、山西票和银元）全部存入上党银号作为基金不再付出。
上党银号纸币印刷厂
1938年秋，在成立上党银号的同时，即调当时在三专署织染厂的高道杰同志着手筹建印钞厂。该厂的前身是三专署印刷厂，厂长刘伯坤。厂里有石印机九台，其中三台是薄一波同志进驻沁县后，从私人书店广济生、文化斋买来的；有三台是沁县仁胜村田志宏、乔家湾阎有生和北神庙道士张文堂合伙经营伪造山西票的印刷机，被我们没收了的；还有一台是从沁源搞来的；另有两台是从霍县敌人手中缴获的。1939年2月，因敌人进攻，该厂转移到沁源县崔家沟村，高道杰同志在崔家沟接收三专署印刷厂，就任上党银号印刷厂厂长。印刷厂设工务、总务两个股，全厂职工60人，后发展到80人。专署还从榆社调来裴硕臣（原太原撷华石印馆技术）和马生赢两个技师和几个技术工人，部队派一个排担任警戒，银号副经理王干卿和王辛全担任监印。崔家沟印刷厂距上党银号郭村还有三十多华里，印好的完成券送到银号，组织专人加盖经理、副经理章，打上号码，才能向社会发行。后来增加了两台圆盘脚踏铅印机，用于加盖图章，还有几架手动号码机用于编号。
印刷用的材料，大部分是从敌区搞回的，要担很大风险，由于买不到钞票纸，只好用五十至六十克道林纸代替。制版也相当困难，据高道杰在《接受薄一波指示印上党票》一支中说：“那时没有现成的铜版，更谈不上照像制版，只有通过贸易公司，到敌区买点花纹铜版，将这些花纹铜版，一块一块拼凑起来，由于票面又多，就那么一点花纹铜版，只有想尽办法倒来倒去，制成不同版面”。为了防止伪造，在制版时还做了暗号，据当时印刷厂老工人路新荣同志回忆，一元券正面图案塔前的台阶上，就有一个倒写的“党”字作暗记。由于纸张有厚有薄，油墨牌号不一，给印制套色带来很多困难。尽管条件不好，设备简陋，根据现在搜集到的六种票券实物证明，上党银号票全用道林纸印刷，彩色套印，铜版花边，图案美观大方，印刷工艺技术是相当好的。当时的监印和管理工作也很严格，“每道工序都有交接卡，交多少纸张，出多少成品，报废多少，，都有卡片登记，因此，从开始到结束仅错了七角五分钱”（《太岳革命根据地金融资料选编》 702页）。
1939年春，接专署指示，要求将印刷厂迁到专署附近地方，于是将厂址选到沁县西南和沁源交界的南仁编村桃卜沟。1939年7月3日，日寇第一军六个师团五万余人第二次“九路围攻”上党，4日上午占领沁县城，情况十分紧张，印刷厂奉令随后勤部队转移，几经周旋，最后转移到沁源城东北的一个偏僻的山村——塔则沟，并很快把工人找回来，继续赶印票子。印刷厂在这里住的时间最长，直到1942年春，印刷才停止。印刷工人一部分并入冀南银行，一部分到了黄河日报社和文化出版社。
上党银号票及流通的区域
根据我们的调查和搜集到的实物，上党银号共向社会发行了一角、二角、伍角、一元、伍元五种面额六个版别的纸币，发行总额为三百多万元。最早在崔家沟发行的是一角、二角、一元三种。
此外，有关资料说上党票还有几种票面，尚待进一步查证：银号老工人路新荣同志回忆，伍元券第二版已印出，正面图案是沁县伏牛山景；原印刷厂厂长高道杰在《接受薄一波指示印上党票》一文中谈：“票面有二元……二分、一分”；也有资料载：“1939年6月前后，在沁县桃卜沟曾印了一分、二分、五分三种辅币，背面图案是沁县老爷山”；还有资料记载；“上党票发行有十元券”（《山西金融》）。以上主币十元、二元和辅币一分、二分、五分，是否印制、发行，目前尚无实物可证。
这里将我们收藏的五种面额六种票面（二角是两种版别）的图案的设计特点作一初步整理分析：这六种实物是一角、二角（两种）、伍角、一元、伍元，均系中华民国二十七年版，各券除二角一种“公私款项，一律通用”字样和“上党银号”平列，排在一左一右外，其余券上的“公私款项，一律通用”八个字，均排在正面的两旁，背面的中间底边又印有“一九三八年”，和正面的“民国二十七年”对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