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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一角券和印制与发行(吴自权)

     

    吴自权
           1950年9月,江西各地银行开始收兑苏维埃时期银行发行的纸票,消息传到赣东北德兴县饶二区花林乡,世居该乡大花坞的余厚水说:“我还有一件方主席革命时的古迹”——一块珍藏近二十年的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壹角券票模石版。
    一、珍贵的一角券票模
           闽浙赣苏区是方志敏同志和他的战友们率领广大军民创建、发展起来的,是土地革命时期全国六大根据地之一。在以方志敏为主席的苏维埃政府领导下,苏区进行了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并创建了工农自己的银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苏区金融机构曾由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改建为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1933年初扩展为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先后发行了银洋一角、二角、五角、一元及铜元十枚五种面额的纸票,每种纸票有多种版式,上述票版是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一角券的版式之一。
           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一角券票模雕刻在一块宽25.5厘米、长30.4厘米、厚7.7厘米的石块上,石块色泽牙白,质地细腻,虽经多年自然剥蚀,图案仍较清晰。在石块的右半边,自上而下雕刻四幅一角券原模,正背各二(封三:左上),图案分别为:
    正面之一,上端横列“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九字,中间有五角星旗一幅,左右各有直书“壹角”二字,四角有对称的斜“1”字,下端横刻“一九三三年”、“新制钞票第一期”和“省苏印刷局印”字样,另有“省、苏、银、行,,阴文四字分列于五角星旗两侧上下(封三:右三)。
    正面之二,中间雕有圆形地球,四周和模面有可与正面之一各组文字相套印的花纹图案(封三:右四)。
    背面之一,刊有银行纸币发行条例,全文为“本行钞票,现银一律,准备基金,十分充足,工农士兵,携带轻便,县苏区苏,都可兑现,买卖完税,毋许折扣,倘被查出,定必彻究,发行纸币,信用攸关,如有伪造,从严惩办。行长张其德”。并有“凭票即兑”、“银洋壹角”分列两侧,字体均系正楷直书。四周则辅以花边,花边四角有对称小圆圈,内有带镰刀、锤子的五角星,下边有九个小空心圆圈,用以编印纸币号码(封三:右二)。
    背面之二,中间有圆形银行印,行印外圈上半周为“闽浙赣省”,下半周为“苏维埃银行”字样,左右各有一个五角星;中间有地球、镰刀、锤子、稻穗及五角星图案组成的内圈。整个行印图案,排列有致,美观大方。在行印右下方(按票模指向)刊有“张其德印”方形印章(封三:右一)。
           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一角券票模石版的存在与发现,为革命文物宝库增添了一件传世珍品。还由于它诞生于横峰县,发现于德兴县,又是革命金融事业坎坷历程的见证。
           1934年10月,闽浙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撤出苏区首府——葛源(横峰县),向德兴方向转移,省苏印刷局撤至德兴县横港、花林交界的山区腊肉早里,并采取一些应变措施,将票版、石印机具等分散隐藏。1935年5、6月间,国民党军进山在腊肉旱的狮形大花坞搜查到印件石版,尽被毁坏。此后,住在大花坞的余厚水将一块较完好的石块捡回,拟作磨刀石用,水洗后发现石块上有红票图案,就将它收存起来。这就是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一角券票模石版在德兴县发现的缘由。
    二、一角券的印制、版式与发行
           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一角券,是由省苏印刷局石印厂承印的。当时,在国民党军事“围剿”、经济封锁的环境中,从白区购进印钞纸事实上已不可能,印钞用纸成为极大的困难。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果断提出,要自力更生,依靠群众,摸索印钞用纸的新途径。经过苏区千群的共同努力,找到了以纸稿柴等为原材料制造棉纸的办法,再经过六层棉纸合成和双面加蜡、磨平、磨光等工艺,终于制成质地坚韧、落水不透的钞票纸。这种专用纸张由指定的造纸厂按规定的长宽度进行生产,制成的纸张由银行管理,点交石印厂使用,每一大张纸规定印制一角券32张,正面以红蓝两色套印,背面以红黑两色套印。每批印制任务完成后,石印厂按纸张应印数交回一角票券,不得有错。
           石印厂交回银行一角票券以后,银行还要经过加盖椭圆形行章、长圆形骑缝章和顺序编号三道手续,才能正式发行(封三:左下)。发行前由会计按顺序号登记入发行帐,并视同银洋交出纳入库保管。
           就目前笔者见到的票币实物,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一角券主要有两种版别,在印章上有三种组合方式。
           两种版别:一种是纸票背面有红色底纹,一种是背面无底纹,前述票模石版系属后者。印章三种组合方式:
    一是纸票正面以“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椭圆形行章和“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长圆形骑缝章组合发行(以下简称“赣赣章”组合);
    二是以“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椭圆形行章和“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长圆形骑缝章组合发行(以下简称“闽赣章”组合);
    三是以“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椭圆形行章和“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长圆形骑缝章组合发行(以下简称“闽闽章”组合)。
    上述三种印章组合发行方式,在一角券的两种版别上都存在,笔者辨析这并不是区别发行的需要,而是印章交替使用的结果,主要根据是票币编号始终连续。由此,反映出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一角券的发行是整体行为,但有三个阶段:
    初期阶段,先后以“赣赣章”组合和“闽闽章”组合发行。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一角券开始发行之际,票面盖用原“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行章和骑缝章,以适应工农群众对原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票币的信任,但也不排斥省苏银行在改变建制初期,发行工作还有准备不足等某些问题。这种组合发行的情况为时不久,即改为“闽闽章”组合发行,以后再没有发现以“赣赣章,,组合发行的情况。这阶段,一角券发行量不大,笔者看到的藏品中,票币编号均为五位数,最小号为00829,最大号为803××。以此测算,初期阶段发行的一角券最多为十万张,值银洋一万元。
    中期阶段,由于苏区经济建设发展,一角券发行量有所增加。反映在票面上则是以“闽闽章”、“闽赣章”两组合交替发行。即票面上均为闽浙赣省苏银行行章,两骑缝章有闽浙赣省苏银行的,也有赣东北省苏银行的。这期间,票币编号增为六位数。笔者看到的藏品中, 六位数的前两位以10为最小号,90为最大号,测算发行九十余万张,相当银洋九万余元。
    后期阶段,即自票背无红色底纹的一角券开始。这些票券也是以“闽闽章”、“闽赣章”两组合交替发行的。票币编号由六位数推进至七位数。笔者看到的藏品,以六位数的前两位92为最小号,七位数的前三位101为最大号,大小号相差九万号,即发行了九万余张,仅值银洋九千余元。笔者所见藏品极为有限,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发行的一角券还有哪些特征,其最大发行量究竟有多少,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发掘。
    三、稳定的苏区货币
           据目前看到的实物测算,闽浙赣省苏银行发行的一角券约十余万元,按苏区一百万人口平均计算每一人口占有一角或一角稍多一点,这与当时苏区控制纸币总量、维护纸币信用的发行原则是一致的。
    其一,执行正确的货币政策,发行兑现纸币。方志敏同志对苏区纸币的发行曾提出严格的要求:纸币的发行是便于群众的携带,要与银洋同样使用。同时还实行了纸币兑现的措施,省苏银行除在省府所在地葛源设有兑换所外,德兴的塘湾、上饶的二十八都、弋阳的大坝等地也设立了兑换所,在未设银行兑换所的地区,则委托各县苏、区苏政府代理兑换工作,形成全苏区的兑换网。由于兑换方便,银洋准备充分,银行票币信用昭著,群众除到白区购买食盐外,一般不需要兑换银洋,据当时担任省苏财政部副部长的谢文清同志回忆,兑换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几。即使在特殊情况下,为防不法分子破坏捣乱,也仅在兑换数量上予以控制,而一比一的兑价不变。
    其二,促进苏区经济发展,确保币值稳定的基础。闽浙赣省苏银行曾对农业、工业生产,公营内外贸易以及合作事业的发展给予积极支持,取得良好效益。1933年谷子每亩收四担,比上年增收一担,棉花不需要向白区购进,有些油料成倍增加;造纸、织布、制糖等工业发展较快,并广泛进行硝盐熬制;公营商店、工农药店当年均有纯利一万余元,消费合作社有六十多万银洋在活动;1933年与白区的贸易出超七万四千余元,苏区经济欣欣向荣。中期阶段一角券发行扩大,正是适应这一情况的需要,而苏区经济的发展又为稳定纸票币值奠定了基础。
    其三,不以增发纸币来弥补财政。1933年闽浙赣苏区的经济建设卓有成效,但恰在此时蒋介石发动了全国性的第五次“围剿”,苏区财政日趋拮据。考虑到增发纸币对苏区经济的稳定有影响,省苏维埃政府采取了积极有效的财政措施,除银行扩股增资外,1934年7月,省苏维埃政府发行了“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十万元,在群众的热情支持下,超额四万元完成任务。此外还采取了扩大银洋铸造和动员群众财力支援战费等等措施。在战争环境下,没有以过多的纸币发行来弥补财政需要,这是难能可贵的。

           上述几项稳定货币的措施,与闽浙赣省苏银行一角券发行的三个阶段基本吻合,因而一角券的印制与发行的种种情况,可说是闽浙赣苏区各种纸币印制、发行总体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