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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银行:货币较量的斗士

     

           北海银行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创建的主要银行之一,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北海银行建立起独立的金融体系,使根据地的军民自主掌握经济命脉。北海银行在开展货币斗争的同时,发放各种形式的生产性贷款,支援根据地经济建设,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金融基础。

      18日上午,记者见到了原北海银行沂南办事处的老员工之一——蒋文同,听他讲述在峥嵘抗战岁月里的那支特殊的“金融队伍”。



          蒋文同老人向记者讲述北海银行在抗日战争时期起到的重要作用
      伪币法币扼住根据地经济咽喉,北海银行应运而生
      蒋文同老人今年89岁,从事金融工作大半辈子,北海银行是老人的第一个工作单位,也是让他记忆最为深刻的地方。
      说起北海银行的历史,还得从抗日战争爆发时说起。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他们对中国不仅进行了军事、政治上的野蛮侵略,而且直接抢占经济战线,企图完全控制中国,达其“以战养战”的罪恶目的。为此,日军在占领区遍设银行,建立金融网络。1937年12月,日军占领济南后,立即接管了山东民生银行、平市官钱局等金融机构。1938年2月,华北伪政权设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联银券作为“国币”,强制使用。同年4月,联银总行在济南、青岛、烟台、龙口等地开设分行,强行实施联银券发行和旧通货兑换,以图在财政、金融上扼住山东经济的咽喉。
      抗日战争前,当时国民政府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实业银行发行的钞票作为法定货币,各省也都发行地方钱币作为法币的辅币在地方上流通。抗战初期,随着正面战场的节节溃退,国民党地方官僚和商人纷纷逃亡,他们发行的土杂钞顿成废纸。各地蜂起的游杂部队为筹措饷款,纷纷自行印发钞票。当时全省各地流通的票券达27种之多。这些纸币没有发行基金作担保,随意发行,近似空头支票。日伪趁机将其握有的民生钞券投放到国统区和根据地边缘区,购买物资,扰乱金融,严重威胁到根据地的金融秩序和经济活动。
      “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为了巩固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中共山东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开始把根据地金融建设工作提上重要日程。”蒋文同老人对记者说道。
      1938年3月,中共胶东党组织建立蓬(莱)黄(县)掖(县)抗日民主政府。为安定民生,筹集抗日经费,4月,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决定建立北海银行,经过近8个月的准备,12月1日,北海银行在掖县正式成立。因胶东按方位分为东海、西海、北海、南海几个专区,而蓬黄掖地处胶东北部,故该银行名北海银行。北海银行最初发行一角、二角、五角、一元等4种面值的北海币,与法币等价平行流通,由参加筹备的前青岛中鲁银行经理张玉田任行长,黄县建设科长陈文其任副行长兼黄县办事处主任。1939年春,北海银行因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联合破坏蓬黄掖三县根据地而一度被迫取消。同年8月,北海银行在张格庄重新恢复建制,陈文其任行长。北海银行的建立和恢复对解决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战时供给的困难,坚持根据地的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之后,随着山东抗日根据地财政工作的逐步统一和走上正轨,金融工作也不断发展,各地开始建立自己的金融调节机构,以保障财政供给。1940年6月,在寿光成立了清河区北海银行。1940年8月,在沂南县成立北海银行总行(兼理鲁中业务),由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财政处处长艾楚南兼任行长。1941年,山东分局提出“建立独立的银行业务,使银行成为调剂金融、巩固法币、投资生产的经济命脉的中心系统”。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决定:“建立独立的北海银行系统……并在各地建立北海银行分行、办事处与银行网。”这时,北海银行总行机构建置已基本健全,内设营业、会计、发行、出纳等科。
      靠着肩挑手推,将各种农具贷款发放到百姓手中
      “我是在1945年进入北海银行工作的。”蒋文同老人告诉记者,他清晰地记得,当时的他正在山东大学会计专科读书,北海银行总行到山大挑选专业人才,“当时北海银行从会计专科高级班挑选了12个人,从会计专科初级班挑选了70人,我是高级班其中之一。”蒋文同老人说,他们这82人在北海银行总行训练班学习了3个月,训练班的驻地就在沂南县岸堤区上柳沟村。
      “我们的班主任叫戴北超,广东人,每天早晨给我们讲政治课,也就是宣读刘少奇同志编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每天上午和下午学习银行的专业知识,由北海银行总行会计股长王一讲解,从开户、记账、结账、内部往来等等,边讲边学习,最后把财务报表做出来。”蒋文同老人说,为期3个月的培训结束以后,他和另外两名同学被分配到了北海银行沂南办事处工作,成为了一名银行的贷款员。
      “当时我所在的北海银行沂南办事处主要发放的是实物贷款,包括铲头、犁子、镢头、铁锨、肥料、菜种子等20多种贷款。”蒋文同老人说,当时既没有公路也没有汽车,他就组织当地的民兵,靠着推车和肩挑,到莱芜、博山等地把物品一批批地运进来,在仓库中储存起来,按实物价格加运费,算出每种实物的单价,“当时按照上级要求,银行只经营钞票业务,不经营实物,但特殊情况特殊对待,老百姓更需要的是农耕设备。因此,在发放贷款时,我们把铲头、犁子、镢头、肥料等各种物资的单价算出来,借据上只有贷款金额多少钱,没有实物名称。等到秋后,按借据的金额收回贷款,这样既解决了群众的实际困难,也不违背上级不经营实物的规定。”
    利用银行,与敌人展开货币斗争
      蒋文同老人说,银行的工作,从理论上讲,应以调剂金融、活跃市场、刺激生产的发展为根本任务。但是,由于战时根据地的特殊情况,银行的工作除要开展好一般性的业务外,还要使边币成为独立的本位币,起到保护根据地的物资,与敌人争夺物资、平抑物价和促进根据地生产发展的作用,这就必须开展货币斗争。货币战是战争时期的一条特殊战线,它不像赤裸裸的武装侵略那样有枪声、硝烟,却同样充满了你死我活的激烈争斗。
      日本帝国主义为大肆掠夺中国战略物资和黄金白银,不仅在沦陷区、国统区发行伪币,而且将目光盯向抗日根据地,大量伪造边币和法币,通过各种渠道投放到根据地,企图破坏根据地的经济。在国统区,虽然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一些办法抵制,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且由于通货膨胀严重,致使法币日益贬值。
      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复杂的条件下,领导根据地银行坚持了金融阵线的斗争。山东根据地也积极投入进来,明令停用法币,禁用伪钞,采取了“阵地斗争”、“比价斗争”等方式。
      “北海银行是山东地区货币斗争的主角之一,其在组织章程中就明确宣布成立的目的是‘为繁荣根据地经济,加强对敌金融货币斗争’。北海币自发行之始,就成为日伪干扰和破坏的重要目标。”据蒋文同老人了解,1940年,鲁中地区就发现过两种假北海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从其占领区内向外排挤法币,并且伪造20多种法币,连同周围沦陷区的法币,大量涌入山东根据地。
      当时根据地人口不过1000万,陡然流入几亿元法币,导致通货严重膨胀,法币币值狂跌,北海币跟着跌落,根据地物价飞涨,由法币膨胀所造成的经济危机,成为山东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巨大威胁。
      “1942年5月29日,中共山东分局财委会发出关于法币问题的指示:‘以北海银行票为我山东各地之本位币。自七月一日起,所有军政民间往来账目、借约契据,一律以北币计算。’随着战局的变化和北海币地位的提高及市场的扩大,日伪当局伪造北币的种类和地区也不断扩大。1942年,仅五元的伪造北币就发现3种,在青岛、烟台、威海等地也发现多种伪造北币。”蒋文同老人说,为了揭露敌人的阴谋,掌握真假票的特点,山东发起查禁假票的群众运动。
      1942年12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发出《关于查禁伪造北海本币的指示》,“通过党政军民各种组织自上而下的深入动员”,以政府布告、报刊报道、会议讲解、冬学教育等形式,广泛宣传,维护北海币在政治、经济上的意义。同时要求“北海银行总行、各地分行及办事处应会同各地政权机关设立识别所”,利用政权的力量和人民的抗日觉悟严厉查禁假币。
      1943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在“纸币的基本保证是物资”的思想指导下,严格控制货币发行数量,掌握重要物资,造成对外贸易的优势,根据市场规律灵活掌握北海币与伪联银券的比价,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在货币斗争中创造了光辉业绩。
      据统计,从1944年1月到1945年1月,北海币发行量由2亿元增至6亿元,到抗战胜利前夕,约有7亿元北海币在市场流通,抗日根据地实现了北海币的完全统一。
      1948年11月,为适应向全国进军和统一进行经济建设的需要,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北海银行改组为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从1964年3月,一直到1981年6月,蒋文同一直担任中国人民银行临沂中心支行行长一职。

      “根据地财政金融工作与战争密切相关,北海银行紧密配合斗争的需要,坚持经济为政治军事服务的方针,胜利地完成了历史使命。山东抗战的力量之所以得以生息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其中北海银行功不可没。北海银行将永远记载在山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成立的历史史页上。”蒋文同老人对记者说。(记者车少远 衣方杰 张庆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