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银行银元辅币券恩施地名券”考——湖北省银行最后时刻发行的纸币
作者：张或定 张哨峰 张劲峰
2006年2月，一次偶然机会，见到湖北恩施藏友的一张“湖北省银行银元辅币券壹角券”。该券系1949年解放前夕湖北省银行在恩施发行的一种加盖“恩施”地名券，十分罕见。
众所周知，民国时期，湖北省银行曾多次发行过以“湖北省银行”为名称的纸币，其中有银元券和辅币券等多个品种，但极少有称作“湖北省银行银元辅币券”的纸币。
据查，湖北省银行银元辅币券恩施地名券，在国内诸多近代纸币或银行专著中，如《中国历代货币大系?民国时期商业银行纸币》、《中国近代纸币史》，《中国商业银行纸币》、《中国各省地方银行纸币图录》、《中国地方银行史》等，均不曾录载。甚至在《湖北省志?金融》地方志中，也未见介绍。
为此，当年特意写了一篇简要介绍湖北省银行银元辅币券恩施地名壹角券的文章。[1]
值得庆幸的是，2008年9月，湖北恩施泉友巴王子（网名）先后发现湖北省银行银元辅币券恩施地名伍分券和伍角券，为湖北省银行银元辅币券增添了新的品种。湖北咸丰泉友杨俊，也先后集得伍分券和壹角券。此后，在国内拍卖会上，又有壹角券和伍角券相继出现。
目前已知，湖北省银行银元辅币券恩施地名券，有伍分（棕色）、壹角（蓝色）、贰角和伍角（绿色）四种面额。据说，贰角券有实物，可惜，多方查找，未见实物或图片，从而留下遗憾。
“湖北省银行银元辅币券恩施地名券”的发行，正处于湖北省即将完全解放之时，时局急剧变化，时间仓促短暂，因此，有关该券发行的历史背景资料，十分缺乏。
经过几年的努力，其有关情况基本调查清楚，同时，又发现，在“湖北省银行银元辅币券恩施地名券”发行前不久，在恩施还发行过鲜有人知的“湖北省银行鄂西分行银元辅币券”。为此，借此机会，就“湖北省银行银元辅币券恩施地名券”和“湖北省银行鄂西分行银元辅币券”及其发行历史背景资料等，作简要介绍与考证，以供泉友研究与鉴赏。
一、湖北省银行银元辅币券恩施地名券
湖北省银行银元辅币券恩施地名券，面额有伍分、壹角、贰角和伍角四种，其图案结构，除对应面额文字、数字、尺寸以及颜色不同外，其余基本相同。
恩施地名券的四种面额，符合国民党政府1949年7月3日公布，7月4日起施行的“银元及银元兑换券发行办法”中的规定：“银元辅币券之面额，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四种。自公布之日施行。”
这里仅以壹角券为例，加以介绍。
恩施地名壹角券，横式，长106毫米。宽48毫米。
从黄鹤楼图案、文字、颜色等诸多方面来看，该券与湖北省银行以往发行的多种辅币风格，十分相近；不同的是，湖北省银行的两种壹角券均为竖式，而本券却与贰角券一样，为横式。
纸币正面文字与图案，均为蓝色。在长方形边框内部空间，明显分成两部分：左边，为同治时期的黄鹤楼图案；湖北省银行发行的壹角、贰角、壹圆及伍圆等纸币上，大都有此类黄鹤楼图案。右边为面额数值“壹角”。图案与面额之上部，印有“湖北省银行银元辅币券”诸字，其中“湖北省银行”五字，与湖北省银行发行的其他纸币上之文字字体，大体相近。
黄鹤楼图案之下，印有一排小字：“积成拾角，向恩施总行，兑银币壹元”。此处指明，该券为湖北省银行恩施总行发行。面额数值之上印有红色编号：AC19843。面额数值之下为钱票印制时间：“民国三十八年印”，即1949年印制。时间两侧，有两枚红色印章，边框四角，分别印有四个“壹角”文字。底部边框之下，标明印刷厂家：“重庆建业印刷厂”。
纸币背面文字与图案，也为蓝色。中心图案为三个并列的阿拉伯数字“10”，中间数字“10”较大。中心图案上部，印有英文：“HUPEN PROVINOIA BANK”，即“湖北省银行”；其下部，为英文面额数值：“TEN CENTS”，即十分（壹角）。其两边，分别有英文签名。中心图案右部，盖有一枚黑色印章：“湖北省财政厅厅长”，据考，当时湖北省财政厅厅长是“许季珂”（见后述）：中心图案左部，也盖有一枚黑色人名章：“范煦如”。当时范煦如为湖北省银行恩施总行副经理（见后述）。边框左右内侧，分别加盖黑色“恩施”两字，十分醒目。显然，说明该券发行于湖北恩施地区。边框四角，分别印有四个阿拉伯数字“10”，底部边框中部，印有“1949”字样，即纸币印制时间。
由此可知，湖北省银行银元辅币券，为面额壹角的加盖“恩施”券。该券系经湖北省财政厅同意，由湖北省银行恩施总行，于解放前夕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在湖北恩施发行。
二、范煦如其人
湖北省银行恩施总行副经理范煦如（1905-1950年），建始人，从经营土布生意起家，地主兼商人。1931年，当上建始县自卫队大队长，1933年兼任区长。1942年，湖北省银行建始县办事处成立，其后又成立建始县银行，范煦如被推举为县银行董事长，与湖北省银行关系密切。1945年又任建始县三青团分团干事长等。
实际上，此时的范煦如，把持了建始县的军、政、财、文大权，历任县长受其节制，已成为民国时期建始县的所谓“四大天王”之一。
1949年，湖北省政府最后一位省长朱鼎卿，率领政府官员逃来恩施时，范煦如被任命为湖北省银行副总经理。总经理朱绍翼（原湖北省银行沙市分行经理）未到任，实际上，范氏独任其责。
1950年，范煦如被人民政逮捕，押回建始县枪决，卒年约45岁。[2]
三、发行背景
湖北省银行银元辅币券恩施地名券，发行于1949年。
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给予蒋介石集团主力军以毁灭性打击。国民党政府已陷于土崩瓦解的局面。此后，解放军大举南下，国民党政府节节败退，全国及湖北省面临即将解放。同时，国民党政府的经济，遭遇严重危机，金融亦面临崩溃。
自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开始发行金元券，到1949年6月时，已完全崩溃。至1949年7月，金元券停止流通，只使用了十个月左右，貶值却超过二万倍。
史料记载，解放前夕，随着金元券不断贬值，湖北省银行总行，已无法运转，职工的工资，亦难照发。“职工每月每人除发大米一担外，职员只发工资8元，工人只发工资5元。”[3]
为了进一步收刮民财，国民党政府又变换新法，开始考虑发行银元券，以代替金元券。国民党政府发行银元券，系在经济上崩溃及军事上残败的严酷形势下，不得已而为之。
银元券是银元兑换券的简称，国民党政府自1949年7月开始发行，用意是以旧有银本位的银元，取代价值已近废纸的金元券。但流通范围，仅限于局部地区，且时间极其短暂。
实际上，国内诸多省份和地区，早再在7月之前，已自行发行银元券。
就湖北而言，宜昌县银行就曾在1949年7月之前发行过银元辅币券：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上半年，因金元券急剧贬值，湖北省“宜昌县银行”也曾发行过面额为壹角、贰角及伍角三种“银元辅币劵”，共计三千元，用于市面找零。”[4]
不言而喻，在外省及本省诸多银行发行银元辅币券的情况下，湖北省银行也不会出现例外。加之，湖北省一些地方银行，也曾发行过银元辅币券。因此，在此时的国内政治、军事、经济、金融形势以及在金圆券崩溃的情况下，湖北省银行发行银元辅币券，也应在情理之中。
在研究湖北省银行恩施辅币券时，又发现，在湖北省银行恩施辅币券发行之前不久，在恩施新成立了一家“湖北省银行鄂西分行”，该行也发行了几种面额银元辅币券，为湖北省银行最后时刻发行的纸币，又增添了一些新的品种。
1、湖北省银行鄂西分行的成立并发行银元辅币券
1949年，湖北的军事政治形势，危在旦夕。1949年2月，华中剿匪司令白崇禧．为了掌控第九补给区军用物资，遂保荐原第九补给区司令朱鼎卿，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民国时期湖北省最后一位省主席）。
朱鼎卿（1902—1982），湖北新洲人。1925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六军军长、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湖北省政府主席、第三兵团司令。1949年12月在成都附近金堂起义。后任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部高级参议，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员、湖北省委第四届副主任委员。是第三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2年病逝。
1949年4月，朱鼎卿正式上任，之后，为了应变即将到来的时局变化，决定设立鄂西、鄂北、鄂东南三个行署，重点在鄂西行署，任命朱怀冰为鄂西行署主任。
朱怀冰(1892--1968)，湖北黄冈人，保定军校毕业。曾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后曾任军事委员会参谋厅第二局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武汉警备旅旅长，湖北省民政厅长，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第六战区政治部主任等职。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鄂西，他由成都飞香港转遁台湾，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顾问。
朱怀冰，系朱鼎卿堂兄，关系密切。据说，此时朱怀冰自荐任省政府委员、鄂西行署主任。
4月，朱怀冰率鄂西行署人员赶赴恩施，到达恩后，即宣布鄂西行署成立。假抗战时期修建的“中正堂”办公。随行的湖北省银行人员，随即组建了“湖北省银行鄂西分行”。
1949年6月，鉴于经费的紧张，湖北省银行鄂西分行曾利用湖北省银金圆券本票，改制成银元辅币券发行，这是以湖北省银行鄂西分行名义发行的唯一的一种纸币。此券的发行，国内诸多纸币文献中，鲜有介绍和报道。
不过，湖北省银行鄂西分行发行银元辅币券之事，确有地方文献记载：
据《巴东县志》记载：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六月，‘湖北省银行鄂西分行’，也曾印发银元辅币券，面额有壹角（用金元券壹万元票面改印）、贰角（用金元劵壹仟元票面改印）及伍角（用金元券伍仟元票面改印），在巴东县内市面流通。“[5]
鄂西行署成立后不久，1949年5月16日，武汉即被解放。5月，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湖北省政府部分人员西逃恩施，6月底，湖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代理省主席彭旷高率领的省政府各厅处人员，到达恩施。其时，鄂西行署的寿命，于焉终止，即宣告撤销。
彭旷高 （1902--1951）国民党中将。又名光霁、运鸿，湖北天门人。
1949年2月，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10月任第3兵团副司令官，12月26日在四川金堂参加起义。后任解放军西南军区高参。1951年9月26日在湖北天门以反革命罪被处决，1982年撤销原判，予以平反。
2、湖北省银行恩施总行的组建并发行银元辅币券
1949年7月，湖北省政府主席朱鼎卿逃到恩施。提出“一切从头来，一切为大众”的口号，以图振奋人心，并将由武汉逃出的人员与鄂西行署人员合并，重新组建湖北省政府。
7月上旬，各厅处人员已就绪。其中，任命许季珂为省委委员兼任财政厅长。
许季珂(1896--1962)，湖北云梦人。武昌文华大学毕业。历任国民党军委会军邮总视察、湖北省邮政总负责、湖北省财政厅厅长等。
朱鼎卿在任命人员时，有意重用熟悉鄂西民情之人，破格提拔鄂西人。当时建始人范煦如，就得到了朱鼎卿的任命，
据《鄂西文史资料》记载：
“（朱鼎卿）任命建始的范煦如为湖北省银行副经理，咸丰的刘庄如为绥靖总司令部第二处处长，利川的石宗林为咸丰县县长，建始的刘美斋为建始县县长，……”[6]
此时，在恩施又组建了湖北省银行，因此时武汉已经解放，该行就不能称作原武汉的“湖北省银行总行”名称，根据银元辅币券恩施地名券中的说法，此时的湖北省银行，称作“湖北省银行恩施总行”。
有文献介绍，由于经费资金匮乏，此时政府各级职员，只能暂发八元（银元），以维持生活。因此，组建“湖北省银行鄂施总行”的主要任务，就是发行银元辅币券。
史料记载，朱鼎卿在恩施组建新的湖北省政府后，实施了几项应变措施，其中就有发行银元辅币券的措施：
“（应变措施）主要有如下几条（措施）：
1、将湖北省保安司令部与湖北省军管区司令部合并，改组为湖北省绥靖总司令部，朱鼎卿任总司令。
2、成立军政干部学校，命黄天玄仁教育长；
3、加强田赋粮食收购工作；
4、发行银元辅币券。湖北省银行总经理朱绍翼，早在武汉接近解放时即在重庆设立湖北省银行重庆办事处，所有库存金银及重要物资全部迁往重庆，省府逃亡恩施时，省府银行亦迁往恩施。总经理朱绍翼常驻重庆。湖北省银行在恩施全由副总经理范煦如主其事。下设发行科，科长季伯龄（建始人）。主要任务是发行银元辅币券，以补经费之不足。”[7]
由此可知，1949年7月上旬，组建湖北省银行恩施总行的目的，就是发行银元辅币券，以补经费的不足。
据说，当时开会时，是朱怀冰建议财政厅厅长许季珂在大会上向朱鼎卿请求发行银元辅币券，朱鼎卿甚为满意此提案，然当时政府官员以为金圆券已倒台，银元辅币券亦不过蹈其后尘而已。民政厅长彭旷高，当即舌战群儒，最终发行银元辅币券得到通过，由省银行副经理范熙如负责联系印刷，由季伯龄负责发行。
四、银元辅币券发行时间分析
湖北省银行鄂西分行银元辅币券的发行时间，十分明确，票面上已标明，在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六月。
湖北银行银元辅币券恩施地名券的发行时间，没有明确记载，必须分析确认。
不过，其发行时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确认：
1、其发行时间应在湖北省银行恩施总行组建之后；
如前所述，湖北省银行恩施总行组建于1949年7月上旬；
2、其发行时间应在范煦如任湖北省银行副经理之后；
如前所述，范煦如于1949年7月上旬任湖北省银行副经理；
3、恩施地方志中的有关记载：
据《恩施市志》中记载：
“1948年8月，恩施改用金元券，以300万法币，换金元券一元。金元券发行一个月后，便开始贬值。1949年，7月，停止使用。1949年7月，恩施开始发行银元券，以金元劵五亿元折合银元券一元，收回金元券。但银元券仍无法稳定，银元再次复出市场。”[8]
文中称，“1949年7月，恩施开始发行银元券”，可惜，没有指明发行的银元券，是中央银行发行银元券，还是湖北省银行恩施总行发行的银元券。
不过。从国民党政府发行银元券的历史过程分析，中央银行银元券的可能性不大。
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发行银元券的大致情况如下：
1949年4、5月间，南京、武汉、上海相继被解放军攻占。国民党政府被迫，于5月4日迁往广州，此时开始商讨发行银元券之事。
7月7日，国民党广州市政府宣布，暂改以银元征税。当时金元券价值已接近废纸，民间一般交易多以银元或外币进行，小额交易亦有以物易物。
7月4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在广州宣布实行《银元及银元兑换券发行办法》，恢复使用银本位的银元货币，政府交易以银元或新发行的银元券进行。银元券之面额分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五种。银元辅币券之面额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四种。自公布之日施行。
7月8日，中央银行代电称：
（1）指定兑换行的发行及兑换日期：广州为（7月）4日，重庆为8日，桂林、贵阳、衡阳、福州为9日，成都为11日；
（2）非指定兑换行：梧州、柳州、赣县、长沙、汕头、厦门、海口、南郑为9日，万县、自流井、南宁为12日。
实际上，以上计划，未能实现，许多地方，发行时间一拖再拖。由于国民党军队急速溃败，解放军南下神速，许多地方在银元券未运到之前，早已被解放。加之，该计划中，也并不包括恩施。
因此，1949年7月，恩施开始发行银元券，很可能指的是湖北省银行恩施总行发行的银元券。不过，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还须进一步确认。
4、《咸丰县志》中的记载：
据《咸丰县志》载：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湖北省政府西迁恩施，金圆券贬值已成废纸，省财政极度枯竭。省银行奉令发行银元辅币券，强令使用。8月8日，（咸丰）县府训令：‘各级公务人员应率先倡导，以达共信共行之目的。今后各机关学校团体领用各项费用，应尽量存留辅币劵，不得随领随兑，影响经营之调剂。至省县公营事业及赋税征收机关，并应设法在乡专收用辅币，以增进币信，便利人民。’”[9]
1949年8月8日，咸丰县政府训令各级公务员，要率先使用省银行银元辅币券，这说明，在1949年8月8日之前，湖北省银行银元辅币券恩施地名券，已经发行。
据说，此券发行初期，省政府谎称省银行有黄金白银及现货无数，且高层与地方势力通气，勉强流通于大商铺之间，但恩施商户已为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与金圆券坑害甚惨，故而极度厌恶国民党纸币，发行前几天，碍于情面、迫于压力，勉强接受辅币券，但没过几天，就被商家拿至银行兑换现洋，随即大幅贬值，不复流通。
显然，由于发行之后，民间拒用银元券，地方政府才不得不发出训令。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认为，湖北省银行银元辅币券恩施地名券，发行于1949年7月下旬。
恩施地名券印刷厂家远在重庆，湖北省银行恩施总行组建于7月上旬，7月下旬发行恩施地名券，是否有此可能，也需确认。
如前所述，湖北省银行恩施总行的组建，其主要目的是发行银元辅币券。1949年7月初组建时，刚好此时湖北省银行恩施总行正经理朱绍翼常驻在湖北省银行重庆办事处，由朱负责辅币券的印刷，理所当然，责无旁贷。他选择重庆建业印刷厂印刷辅币券，也是举手之劳。加之，银元辅币券选用图案，与湖北省银行以往纸币基本相似，便于制版印刷。因此，紧急时期，大约在7月下旬，将银元辅币券运回恩施并发行，这是完全可能之事。
同时，也很好解释了，该券为何不在恩施本地而在重庆印刷的根本原因所在。
湖北省银行鄂西分行和恩施总行银元辅币券目录如下：
恩施地名券的发行时间十分短暂，随着解放大军逼近鄂西，1949年11月3日，湖北省政府剩余人员逃往利川。有文章介绍，此时，湖北省银行人员将所剩存的金条、银元装上汽车，一起逃亡。6日，恩施得到解放。恩施地名券，等同废纸。
几天后，朱鼎卿在利川将湖北省政府所有机关，一律撤销，改编为第三兵团。后转移到四川万县等地。1949年12月26日，朱鼎卿在四川成都附近金堂率部起义。
在武汉，湖北省银行留守人员和设备，也得到了接管。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之后，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原区行（原中州农民银行）和开封、洛阳等地银行抽调的部分干部，自5月25日进入武汉后，立即编入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物资接管部金融处，并于5月27日开始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湖北省银行等多家银行进行接管。6月20日，历时24天，武汉金融接管工作胜利完成，湖北省银行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仅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在接管之后，于6月16日，重新开张营业。
由此可知，在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之后，西逃恩施组建的湖北省政府鄂西行署，于1949年6月责成湖北省银行鄂西分行发行1角、2角和5角银元辅币券，以解决资金困难；1949年7月下旬，西逃恩施组建的湖北省政府，要求湖北省银行恩施总行发行5分、1角、2角和5角银元辅币券（恩施地名券），以解决经费不足。
湖北省银行银元辅币券恩施地名券的发行时间，大约三个来月。由于发行时间短暂，而且，民间大都拒绝使用，因此，存世量极少。
综上所述，湖北省银行鄂西分行银元辅币券和湖北省银行银元辅币券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为湖北省银行纸币增加了一个新的品种，而且，又填补了湖北省银行纸币发行史上的一项空白，也为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出笼银元劵的暂短历史中，又增添一家地方银行发行银元辅币劵。
注释：
[1]张或定、张哨峰、张劲峰：“新发现的‘湖北省银行银元辅币劵’”，《武汉金融》，2006年10期；《湖北钱币专刊》总第五辑，2006年；
[2]刘厚章：“建始县的‘四大天王’”，《鄂西文史资料》第五辑，第1-13页；
[3]马友三：“武汉解放初期的金融接管工作”，《前进中的金融事业——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24—126页；
[4] 湖北省宜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宜昌县志》，冶金工业出版社，1993年2月，第388页；
[5] 湖北省巴东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巴东县志》，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53页；
[6]王炎森：“恩施解放前夕的湖北省政府”，《鄂西文史资料》第6辑，第142页；
[7]王炎森：“恩师解放前夕的湖北省政府”，《鄂西文史资料》第6辑，第159-160页；
[8]湖北省恩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恩施市志》，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425页；
[9] 咸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咸丰县志》，湖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第2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