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银行创建于清朝末年，当时中国旧式的票号、钱币已不敌外资商业银行的入侵，自办的新式银行如中国通商银行、上海信成银行等势单力薄，很难与之抗衡。通过向清政府提供贷款，外国的金融势力控制了中国的铁路修筑权、关税收入、国际汇兑，主宰了中国的金融业。因此朝野有识之士纷纷上书清廷，要求发展自己的银行业，以挽回利权。光绪卅一年（1905年）十一月，邮传部尚书陈璧提出创设交通银行，由它来经办赎路款项，经管轮、路、电、邮四项收支，办理国际汇兑及辅助统一币制。获得旨准，次年（1906年）三月四日该行开业。在此后的41年间，该行先后在国内外10家印钞机构订印多版纸币，仅从币种分就有银两券、大银元券、小银元券、铜元票、法币和金元本票六种，若从图案、印色、加盖地名、暗记等区分，更是繁花满目，数不胜数，构成了独特的交行纸币体系。近几年来学术界开始重视对交通银行纸币的研究，发表了一些有关印制与发行史料整理和研究的成果。但由于年代久远，有些实物无法找到，有些文献记载互相矛盾，在某些问题的认定上也有不确当之处。笔者根据掌握的文字与实物资料，对交通银行历次订印各版纸币的情况试作一概述。
一、银两券
根据《交通银行史料》（下称《交史》）记载，该行于清末民初共发行两版银两票。第一版为清宣统元年由上海交行向上海商务印书馆订印，当年发行。“券面图案镌印双龙旗以及轮、路、电、邮等关于交通事业之设备”。此后，反映交通与通讯内容的图案就成为该行纸币的主题。此版纸币有l两、5两、10两（图1）、50两4种，加印济南地名，由济行发行。共印2，666两，不久即收回。第二版在宣统元年和民国元年两次向北京京华书局订印，面额有1两、2两、3两、4两、5两、10两、20两、30两、40两、50两、100两共11种，“券面图案改用云鹤”，加印济南和河南地名，由济行、汴行发行。“又因当地平色之殊，有库平足银、济平足银、汴平足银之别”。由济、汴两行发行。民国四年改发国币券时收回此券。
现在已见不到第一版银两票的实物，第二版银两票的实物也只留下数种：一种是宣统元年（1909年）加印济南地名的1两和10两票，正面图案为龙旗，由商务印书馆印制，即第一版银两票；一种为1912年的无地名、无厂名银两票，有1两、2两、3两、4两、5两、10两、20两、30两、40两、50两、100两共11种，竖版，正面图案为云鹤，是由京华书局印制的第二版银两券；还有一种是宣统元年由北洋官报局印制，券面图案为双龙捧珠，火珠内为“天津分行”，系制版时直接镌刻在钞版上，而非后来加印，下方票芯的上端为“交通银行”，没有面额，票面上印“凭票取 平 银”。手工填写银两的平色和面额，是清代纸币的一大特点，后一种银两票可能是建行初期印制的。
二、银元券
交行发行的银元券分大小两种，后者在票面印明“永远通用小洋（或小银元）”字样，专在东北三省发行。
宣统元年（1909年）在发行第一版银两券的同时，交行又向上海商务印书馆订印第一版大、小银元券，券面图案与银两券相同，也是双龙旗和交通设施。大银元券面额为1元、5元（彩图1）、10元3种，共印刷3，770，520元，加印北京、南京、天津、上海、汉口、营口、张家口、济南、开封、广东等地名。据《交史》称，“营口地名券虽经印制，实未发行”。以上地名券除张家口和济南外，实物中还发现有无锡和广东汕头两种地名。这是两种小地名券，分隶于江苏和广东。该版券有两种版式，一种是正面为双旗双龙，背面为交通设施图案；一种是正面为双旗双龙和交通设施图案，背面为套花。小银元券有5角、10角、50角、100角4种，共印5，603，135角。《交史》称“尔时分行所设无多，行使小洋券者只营口一处，旋亦收回结束”。实物也只见加盖营口地名者。
第二版银元券订印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和民国元年（1912年），券面图案与第二版银两券相同，改为云鹤，版式比较独特，正面竖式，背面横式。由北京京华书局印制。面额有1元、5元和10元3种。“因系临时添印，只印67，553元”。加印北京、天津、济南和奉天地名。这版券因印数小，回收快，故留存下来极少。今仅见北京交通银行1元券，其地名的印制方式与第二版银两券相同，是直接镌刻在钞版上的，月份和编号则用手工填写。
1912年，该行向天津德华印书馆订印第三版大银元券和第二版小银元券。该年民国肇始，顺应国体变更，该版钞券的图案改为五色旗和轮、路、电、邮等。实际上此版的正面图案与第一版银元券中第2种基本相同，只是将上方交叉的双龙旗改为五色旗，票面中间环抱面额的双龙改为两个弯月状的装饰。票背所印英文发行时间“SEP -TEMBER lST 1912”（1912年9月1日）。大银元券面额有1元、5元和10元。共印9，530，823元。加印的地名较前两版大大增加，有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湖南、长沙、奉天、长春、营口、张家口、太原、河南、济南、浦口、无锡等，反映了交行业务活动在这一时期有较大的发展。小银元券面额有5角、10角、50角（彩图2）、100角4种，共印24，430，685角，加印地名有奉天、长春和营口。
从第四版银元券开始，交行的纸币多向国外的印制机构订印，其风格遂为之一变，构图简洁新颖，色彩沉稳大方，富有现代气息。1913年，向美国钞票公司订印第四版银元券74，559，368元，有1元、5元、10元、50元、100元5种。它的特点是选用现代交通设施作为主图，用得最多的是处于各种状态中的火车头；每种面额的主图和主色各不相同，但每种面额本身的正反面主色相同。如1元为桔红色（图3），5元为绿色，10元为紫色，50元为棕色，100元为蓝色。票背印英文年月“JULUlst 1913”（1913年7月1日）。
据《交史》记载，该版票券加印的地名有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无锡、浦口、扬州、徐州、芜湖、安徽、浙江、河南、汉口、湖南、岳州、山东、济南、烟台、龙口、张家口、归化、奉天、营口、长春、重庆等共25个地名，但在纸币实物上还发现有扬州／张家口、宁波／上海和龙口—烟台3种。
第四版和第五版券加印地名最多，而且又历经改印、改色，变化较大，因此版式也比较复杂。第四版银元券曾有两次改版，一次是1919年在奉天地名券上印明“此票按照奉天市价兼汇上海规元”（此券在当地不能兑现，必须到上海兑现，并以上海的虚银两单位一规元为本位），简称兼汇券，由奉行发行，与第八版银元券同时发行。一次是在此版券上加盖“小洋”两字改为小银元券发行于东北地区。关于后一次改版的时间，《交史》有两处称：第四版银元券曾于民国七年（1918年）改为小银元券，在哈尔滨、长春等地发行。又有一处称：“（民国）四年又以哈尔滨、长春等地需用小银元券，特以第四版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银元券加印‘每元付小洋十角，照市价折兑大洋’等字样，改作十角、五十角、一百角、五百角、一千角小银元券五种，共印二万四千八百十八万零五百八十角，券面所印地名有奉天、长春、吉林、黑龙江、哈尔滨等之别。”究竟以何年为是，从这段史料出现的上下文看，是在“第四版小银元券”条下，而四版小银元券发行于民国六年（1917年），因此“四年”恐为“七年”之误，第二次改版当在1918年。
1914年国民政府颁布《国币条例》后，该行向美国钞票公司订印第五版银元券1，100万元，此版及以后各版（除第八版银元券外）票面都印明以中华民国国币为单位。该版面额有1元、5元、10元、50元、100元5种。券面图案以工业革命的象征物火车头为主，加印的地名有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江苏、无锡、浦口、扬州、安徽、浙江、九江、河南、汉口、山东、烟台、青岛、龙口、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包头、多伦、石家庄、奉天、长春等24个地名，在多伦券上又加印蒙文地名与面额。实物中还发现有宁波地名。
此版券的特点是每种面额虽有多种地名，但颜色相同，1元为棕色，5元为：灰色，10元为绿色，50元为桔黄色，100元为紫色。因不同的地名券只能在相应的地区兑现，当某一地区因故停兑时，就有涂改地名的事情发生。如民国十六年汉口地名券停兑事件。为此，该版券后来有过三次改版：
1，1928年的五版改色券。因上年武汉国民政府公布《集中现金条例》，查封各银行库存现金，禁止使用及出口现银，交行汉口地名券因此停兑，各地遂屡屡发生涂改汉券情事，而且在沪、津两处市面发现最多。为防伪造，交行“先将五版券原版加印沪用、津用、奉用等字，并改印三种颜色俾易识别”。简称“五改”，其中，沪用券1元改为蓝色，5元改为茶色（即棕色），10元改为玫瑰色（即红色）；津用券5元改为玫瑰色，10元券改为紫色。但从现存实物得知，券面并未加印“沪用”、“津用”字样，只是加盖上海、天津地名。
这版上海地名券有的还加盖各种暗记，其中有汉字，如元、中、市、和、江、子、上、大、久等，有英文字母，也有阿拉伯数字。天津地名券也有暗记加盖，但以阿拉伯数字为主。这是因为从1923年起交通银行对商业银行实行领券制度，分长期与短期领用两种，为了便于计算领券行所领钞券回笼的情况，该行在领用的钞券上加盖各种汉字或符号作为暗记，有的表示地名，有的是领券行的代号，还有的是领券行的排列序号，据称长期领用券以汉字和字母为暗记，短期券则以数字为暗记。
2.1934年的五版改色通用券。1918年的五改奉券当时并未发行，到1934年，因厦门、西安等地设立分支行处，急需钞券供应，遂将奉券1元券加印上海、厦门和西安地名。并改为紫色。将奉券5元改印厦门（棕色）、西安（桔黄色）地名，10元改印厦门（蓝色）地名。但从留传下的实物看还有紫色重庆地名1元券一种，《交史》也称五版改色通用1元券有各种地名。因此该年的五版改色通用券应不只限于沪、厦、西三种地名。
3．五版改色乙种券。大约也在1934年，将1918年的五改沪券5元（茶色）和10元（玫瑰色）改印山东、九江、厦门和天津地名。实际上还有加印重庆地名者，另天津10元券未发现玫瑰色者，是当时没有发行天津的10元五改乙种券，还是已经绝版，有待今后的发现。
1915年，交行向美国钞票公司订印第三版小银元券，面额有5角、10角、50角、100角4种，共印101，467，585角，票面与大银元券一样，也是以火车头为主要图案，但色调只有黑色一种，十分单调。加印地名除奉天、长春、营口外，又增加热河一种。但现在只发现前三种地名券的实物，不见热河地名券。
1917年，交行向财政部印刷局订印第四版小银元券，这也是最后一版。面额有1角、2角、5角3种，共印11，004，801角。图案的风格与第六版大银元券同出一辙，券面正中为椭圆形的主图，但每种面额具有不同的颜色，比第三版显得活泼许多。加印的地名据称有奉天、长春、黑龙江和吉林。但现在只能见到长春和奉天地名券。
第六版银元券印发于1919年，为财政部印刷局承印，共印14，535，264元，面额为l元、5元和10元3种。该版与第七、第八版都是专为东北地区印制的。该版地名只有哈尔滨和黑河。票幅较小（130 X 70毫米左右，交行的主币一般都在150 X80毫米以上），券面图案一反惯例未用火车头，而是选用山乡风景，这在交行的纸币中比较少见。1920年，该行又向美国钞票公司订印第七版银元券，专供哈尔滨发行，钞票正背面直接印中、英、俄文哈尔滨地名。券面仍以火车、轮船为主图。“初印1，400万元。十八、十九年又经分批添印，前后共印3，050万元，流通区域只限关外，其值仅等于银币之八角，故虽名为国币券，实与关内流通之国币券有别”。当时小洋券（即小银元券）12角等于大洋券（即大银元券）1元，故此版券虽未称小洋券，实际与之等值。
第八版银元券又称一二奉大洋券（因该券1元等于小洋券12角，故称之），因第四版改印的奉天兼汇券流通日久，甚为破旧，该行遂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向美国钞票公司订印1元、5元和10元3种，共1，000万元，券面印奉天地名和“此票按照奉天市价兼汇上海规元”字样，只在奉天（今沈阳）一地发行。后因奉天省券发生膨胀，该券也随之贬值。
1924年，该行向英国伦敦华德路公司订印第九版银元券1，614.4万元，分1元、5元、10元3种。券面地名有上海、江苏、安徽、烟台、汉口、九江、天津等。目前能见到的只有上海、汉口和九江3种地名以及无地名一种。据史料记载：该版券在1926年开始发行后不久，因纸质不耐用，遂将未发券进行封存，到法币政策实施时，因纸币供应不及，又临时充作法币发行。当时的法币发行不分地区，券面自然不用加盖地名。这也可能就是该版券有地名者发现较少的原因。另外，为纪念该行成立二十周年（1907-1927年），这一年又添印了20元券200万元，但并未发行。
1927年，该行向美国钞票公司订印第十版银元券，其背景原因与第五版改色券同出一理，每种面额不同地名用不同颜色，共印11，737万元，有1元、5元和10元3种，在1930年开始发行。券面地名为上海、天津、汉口、山东、奉天。按照交行民国十一年11月制订的《分区发行试办章程》，将全国的发行地点划分为天津、上海、汉口、奉天和哈尔滨五区，各设发行总库，山东属于津区，设分库。此外还在山东券券面加印青岛、龙口、济南、烟台和威海卫小地名，它们每种面额的颜色与同面额的山东地名券一致。说明交行纸币在山东颇受欢迎。而在奉天的发行则颇为不畅，故所印500万元奉天地名券，尚未发行便全部销毁。
1931年，交行向英国伦敦德纳罗公司订印第十一版银元券。此次更换印钞厂家，是为了突破美、国钞票公司的独家垄断。原打算印制上海和天津两大地名券3，000万元，含1元、5元和10元3种。后几经变化，分别于1932、1933和1935年印制了上海地名1元券3104万元。1936年法币政策实施后，因1元币不敷应用，又向该公司订印上海1元券1，775万元。现在见到的此版券只有一种（封3），正面为行进中的火车，背面为宝塔，均为红色。票面印制的时间是“中华民国二十年”和“JANUARYlst 1931”。
三、辅币券
交行共发行了三版辅币券，其中一版票面未印明时间，通过史料印证，可知是1919年发行的第一版辅币券，面额有5分、1角、2角、5角4种，由财政部印刷局承印，共印1，289，803元4角。与后来两版辅币券不同，该版券未用交通设施作装饰图案，而是比较简单的几何图形。加印地名情况：5分券有哈尔滨、张家口、石家庄、多伦、黑河5种，1角和2角有青岛、张家口，包头、哈尔滨、多伦、石家庄、威海卫等7种，5角券有青岛、张家口、包头、哈尔滨、多伦、威海卫等6种。其中多伦券加印蒙文地名与面额。该版券正面两侧长条形空白内印“按照国币条例第四条，国币计算均以十进，每元十分之一称为角，百分之一称为分，千分之一称为厘。公私兑换，均照此率”。有的地名券如青岛、威海卫还在两旁加印“此券每 张兑付当地通用银元 元整”等字样。
1925年，交行又向财政部订印第二版辅币券，面额为1角和2角，共印430，750元。图案布局和第四版小银元券以及第六版大银元券相似，主图安排在正面中部的椭圆形框内，开始采用火车、轮船图案。加印地名据《交史》称有上海、济南、青岛、威海卫、石家庄和张家口。但有资料表明还有山东和哈尔滨地名的l角和2角券。究竟是否存在这两种地名券，还有待更进一步的佐证。1927年，交行向英国华德路公司订印第三版辅币券182，200元，有1角、2角两种。加印地名有上海、天津、张家口、石家庄、青岛和济南。券面图案的布局比较独特，交行的纸币不论是美钞版、德纳罗版、华德路版还是财政版，一般都把主图安排在票面正中，两边为面额。只有此版辅币券和后来民国三十一年大东版100元券是把主图放在左右两边，中间是面额。此版券还有一个特点，即券的正背面各用一种颜色，后来又改变印色，只印青岛地名。详见下表：
四、铜元券
交行铜元券始发于1913年，当年向上海商务印书馆订印464，000，120枚，有20枚、30枚、50枚、100枚、500枚、1000枚6种。“地名有镇江、扬州、清江、徐州、九江、湖南、沙市、宜昌、重庆、顺德、德县、胜芳、张家口等之别”。但因发行后不久即收回，故留存下来的极少，今只见清江（淮阴）、沙市、扬州地名20枚、30枚、50枚和100枚(图2)4种，票面无印制厂名，除花式边框外，票面没有任何图案装饰。
1914年，交行向上海商务印书馆订印第二版铜元券1l，519，400枚，有100枚、200枚、500枚和1000枚4种，只印徐州一处地名。多种资料只见100枚一种，票面印“民国 年 月 日”，后加盖英文“1 JUN 1915”，这应是发行时所加盖。
同年，又因烟台一带急需铜元券，即在当地泗兴公司订印第三版铜元券43，025，750枚，只印烟台、龙口地名，面额有50枚、100枚、150枚、250枚、300枚、500枚6种。但从留存下的实物看，面额不是用枚，而是用制钱单位表示，一种是京钱1吊、2吊、3吊、5吊，一种是市钱1千文、3千文、5千文。相互间的折算关系，据《交史》称“京钱每吊作铜元五十枚，市钱倍之”。这种标示面值的方式，可能与当地习俗有关。票面上的年月日和第二版一样，也是临时填写的。地名除烟台一种外，还有一种在烟台地名券上方加盖龙口地名，并印明“票回龙口，即付铜元”，说明此票可以在两地通用，但要兑现铜元只能到龙口。
后来，又由泗兴公司印制了第四版铜元券2，000万枚，只烟台地名100枚一种，但未发行便全部销毁。
五、法币和金元券
1935年，民国政府实施法币政策，交行与中央、中国三行纸币同为法币，通行全国。纸币尤其是l元券的供应一时比较紧张，为此该行呈准财政部将中国实业银行印竣未发的新版1元券500万元改印交行行名后发行。但从现有的实物资料看，实业版改印券还有5元和10元两种。该版券是由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正面图案为神话传说中的“龙马负书”。行名的改印形式有几种，1元券是在正背面上方盖中英文交通银行行名黑章，正面右侧的椭圆形空白处盖“交通银行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发行”，背面左边长方形空白处加盖英文黑字“ISSUED BY BANK OF COMMUNICATIONSNOV.1935”。5元和10券的票样是在正面印“此券由交通银行发行”。流通券则是在正面拱形主图内飞马的上方加印“此券由交通银行发行”。因改印仓促，票吾仍保留“凭票即付国币 元”字样。这一年还发行了由英国德纳罗公司印制的法币券1元、5元和10元（图4、5）3种，也带有“中华民国国币”字样。大约总因钞票订印在前，货币改革在后。该版票背面图案采用了北京颐和园万寿山的风景，这在交行纸币的图案中也算是难得的。《交史》书称此版券无地名，但实物仍有加盖上海地名的，还有的在票背加盖“昌乐县流通券”“平度县流通券”等字样。
1941年，该行发行了由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法币券．有5元、10元、25元、50元、100元、500元6种，其中50元和100元有加印重庆地名者。为减少印钞成本，交行也开始向国内印钞厂家订货。这一年发行了由商务印书馆印制的5元券和大东书局印制的10元券。上述三种版别的票面上不再有国币的字样。与以前相比，此时的货币发行达到了集中统一，但从版式的角度看，却没有了丰富多样的地名和颜色，显得比较单调，主要的区别在字轨（即纸币编号的冠字）的有无和单双。1942年，交行发行了大东书局版的50元（图6）和100元两种券，此后因纸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银行，交行钞票遂停止发行。
抗战胜利前后，由于法币的膨胀速度加剧，物价日益上涨，其上涨速度超过货币发行的速度，货币供应严重短缺。为此，中中交农四行和中信、邮汇两局都发行了变相的货币——定额本票。仅交行一家就发行了214亿元（不含京沪和天津两区的数字）。目前见到的法币本票有定额与无定额两种，都是竖式。定额本票有的无发行年份，如中国兴业公司印制的国币（即法币）本票，面额有500元、1，000元（图7）、2，000元、5，000元，竖式，票面印“赣字第 号”，“奉财政部核准发行与现钞同样行使”。有发行年份的，如1946年由南昌、景德镇等地分行发行的1，000元本票。无定额本票票面印“今收到 国币 ”，“订明随时无利照付”，金额临时填写，目前见有1947年9月27日交行四川叙府分行发行的50万元本票。
1948年下半年改发金元券后，小额票券严重短缺，交通银行温州支行于12月13日发行冠字A5角和1元券，以及冠字A金元定额本票l元。前两种未发现实物，只有1元本票存世。1949年金元券面临全面崩溃，为补救现钞短缺，中央银行于4月4日发行金元定额本票，有1万元、5万元、10万元3种，由交行信托部和上海分行代为签章发行。交行自己也发行了定额本票，如1949年4月5日上海分行发行的金元本票5，000元，4月6a福州分行发行的金元本票5，000元等。其票幅、格式不一，或印“凭票即付金元券5，000元正”，或印“今收到金元券5，000元正，订明即期无利照付”。此时国民党政府溃败在即，既无力控制残局，也无心顾及各地的金融形势，货币发行状况的混乱自不待言。
有的资料将交行在1948年3月起发行的旅行储蓄支票也作为其纸币之一。这是不合适的。查《交史》书“交通银行旅行支票储蓄存款简则”，并无视同现钞行使字样，而且以周息一分二厘计息，在异地兑现时还须按当日汇率扣除汇水。由此可见，这是一种金融结算工具，并不是货币。
（本文作者：中国江苏省钱币学会副秘书长、亚洲钱币学会会员）
参考书目：
1．《交通银行史料》，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
2．吴克夷：《中国纸币图鉴目录·四行通钞》，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8年。
3，吴筹中：《中国近代纸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4．许义宗：《原色中国纸币图说》，台湾圆融文化基金会199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