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商银行是近代中国一家官商合办的股份制银行，在1935年法币改革前夕，它属于少数享有发行纸币特权的商业银行之一。但这家银行命运多舛，从开业到停业经过三起三落，道路很不平坦。限于目前的资料十分有限，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存在较大的盲区，在不少方面仍是云山雾罩，扑朔迷离。为了进一步探明该行的真相，本文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以作抛砖引玉之用。
一、农商银行的创立与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农商部长高凌蔚等人发起组织农商银行，1920年委派代理部务的农商次长江天铎专任筹备。1921年7月16日创立，系官商合办性质，至8月17日开幕。资本总额1000万元，原定先收500万元，分5万股，每股100元，但实收资本仅1731600元，其中商股123.16万元，官股50万元。设总管理处于北京，总裁齐耀珊，副总裁高凌蔚。在北京、天津、上海、汉口设分行，除经营普通银行业务外，并奉准发行兑换券。
早期的农商银行可谓惨淡经营，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北洋政府垮台后，北平、天津地区商民挤兑存款，导致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于1928年12月停业。汇业银行停业后，又引起平津两地金融动荡，市场混乱，致使不少银行发行挤兑风潮。1929年1月15日，当时北平农商银行因汇业停业牵动请求救济，致电财政部长宋子文说：“汇业停业以后，人心浮动，牵连敝行，若不陈垦援救，金融风潮一再掀起，何堪设想……迅赐拨送四十万元，以维金融而安市面，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财政部虽表示“深为关怀”，在资金方面却爱莫能助。1929年3月，北平、天津农商银行因受金融影响，资金调拨失灵，从3月28日起被迫停业，其他分行亦同时收歇。
自农商银行停业后，因该行为官商合办，历奉工商、农矿两部饬令整理复业。然而，关于旧有债务与债券人商定偿还办法，旧有债权与新资商定折合成数以及增加新资等三个关键问题，急需解决。到1933年，实业部为救济国内各地农商业困惫起见，计划着手恢复农商银行，经实业部转呈行政院核示，奉批准予复业。9月15日农商银行遵令筹备增资复业，实业部派总务司长梅哲之负责筹备，并增资220万元。首先，其旧有债务约180万元，除收欠付现急划拨备抵外，余额约100万元分十二年偿还给予债票，委托新行继承负责按年支付。第二，以前股本折合为80万元，其中：银行地产估值150000元，津浦路局债权52000元，平汉路局债权488818.26元，兑换券制造费190354.31元，营业用器具6947.43元。第三，认购新股。继续官商合办，在承旧启新中仍属合作分责之意。新股东推梅哲之、张慕先、程和钧为代表，旧股东推王铁生为代表，共同筹备复业事宜。1933年冬，新股认定220万元，与旧股合共300万元。接着，在上海召开股东大会，并呈准实业部官股股东派员出席，选出陈公博、蒋澹宁、程和钧、张慕先、刘辅宣、梅哲之、王铁生、何焯贤、章荣初、梁俊华、梁邦锐、吴瑞元、汤飞凡、梅景翔、陈海秋等15人为董事，陈卓甫、张木舟、杨纯庵、郁震东、李士年等5人为监察人。嗣由董事会推选陈公博为董事长，推任梅哲之为总经理，张慕先为协理。1934年6月，陈旧股合计300万元全部收足，7月底筹备工作完竣，呈奉财政部、实业部核准注册，验资发给营业执照。农商银行总管理处设在上海河南路515号（宁波路口），原定8月1日开幕，因技术上稍许处理，乃于8月15日正式开业。上海分行经理为凌孟群。汉口分行在特三区阜昌街，于同日开业，经理为王铁生。10月2日长沙支行开业，经理为陈雅青。12月3日南京分行开业，经理为梅景翔。农商银行自复业以后，营业方针以稳健为主，业务宗旨在辅助全国实业的发展。这一阶段业务有较大进展。
1936年，农商银行增设杭州、厦门支行及常德、衡阳等办事处。到抗日战争前夕，该行董事长为陈公博，常务董事蒋澹宁、张慕先、刘辅宣、汪铁生，董事程和钧、徐仲辅、何焯贤、陈海秋、吴瑞元、汤飞凡、刘邦锐、张荣初、梅哲之、张慕先、梅景翔，监察人陈卓甫、张木舟、陈星五、何秀峰、卓宣谋，总经理梅哲之。
二、农商银行的纸币发行
北洋政府时期的官办和官商合办银行的主要任务是服务于政府的财政需要，发行纸币则是业务的重点，农商银行亦不例外。早在1920年5月28日，财政部、农商部及币制局会呈徐世昌总统的文称：“农商银行之设立，所以整顿全国实业，维持工厂，活动金融，责任至为重大。亟应增厚实力，确立基础，利用资金之周转，调剂产业之盛肭（亏）。顾信用重在保持，端赖基金之充实。而经营欲期敏活。尤恃纸币之流通。现查中外合办暨其他特种银行发行兑换券，均经政府特准。农商银行系属部办，性质与普通银行有别，似可援例准予发行纸币，借资融通而便营业。”这个呈请很快就在6月13日得到批准，核准发钞定额200万元。
农商银行的1922年版兑换券有财政版和德国版之分，图案均与农商事业有关。财政部印刷局印制的银元券有一元、五元、十元三种，德国钞票公司印制的除一元、五元、十元外，还有五十元、一百元券。上海分行于1922年2月13日开幕，行址在天津路65号，经理为陈皇甫，协理金采生。上海农商银行发行钞票广告说，本行发行钞票，系经财政部币制局会呈核准在案，此项钞票现已陆续印齐，计分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五种，京津汉各行业经发行，本行定于阳历12月1日开始发行，凡对完粮纳税航邮路电等费一律通用。据张家骧《中华币制史》记载，该行1922年度营业报告中发行额为747000元，1923年为895420元。又该行新向德国名厂订印钞票，自1924年7月1日起开始发行，并收回原发钞票。据农商银行1925年12月31日贷借对照表，发行兑换券918799元②。1925年向美国钞票公司订印的钞票有一元、五元、十元三种，正面似用长城为图案。1926年又向美国钞票公司订印纸币一元、五元、十元三种，正面以颐和园为图案，背面为英文与数值等。
应该一提的是，上海农商银行停业后的钞票是由上海银行公会代兑的。1923年6月12日农商银行加入上海银行公会，成为公会会员单位。上海银行公会是银行界的同业组织，是银行业集体利益和意志的代表，其主导面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与会员银行提供各种服务。当农商银行上海分行停业时，无力将所发流通市面的钞票收回，银行公会为顾全信誉，考虑到该行的困境，乃代为负责清理，将发行的农商银行钞票全部兑换收回。银行公会在平息风潮，稳定金融秩序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这是值得称赞的。
1934年农商银行复业，经南京政府财政部核准，特许发行兑换券，总额200万元。自9月1日起在沪、汉两行同时发行，分一元、五元、十元三种。两地共计150万元，上海为100万元，汉口为50万元，券面均注明地名。当年底发行额为1813000元。截止法币改革前夕，发行额增为2824300元。那么，农商银行复业后发行的是何种版别的钞券呢？徐枫、赵隆业先生认为：“农商银行于1934年发行1926年美钞版一、五、十元券”③。从迄今存世的实物来考察。农商银行在南京政府时期并无新版纸币，可见徐、赵二位先生的说法是可信的。
1935年11月南京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农商银行被取消发行权，遵照财政部令将所有发行准备移交中国银行汇交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接管。
三、农商银行的蜕变与没落
目前，金融界对于抗战时期农商银行的研究很少涉及，甚至有的说它把总行迁到重庆，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抗日战争期间，农商银行在战区中的各分支行陆续撤退停业。但随着汪精卫集团的卖国投敌，陈公博、梅哲之等人作为汪精卫的死党，上海总行沦为华中沦陷区的伪地方性银行，下设上海分行和南京分行。该行依附于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直接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服务。1942年资本总额改为中储券300万元，同年梅哲之辞职，由常务董事何焯贤继任总经理。其时，陈公博仍为董事长，常务董事王铁生、何焯贤、刘辅宣、梅哲之、凌梦群，董事徐仲辅、吴瑞元、何秀峰、刘邦锐、汤飞凡、张慕先，监察人张木舟、高祖川。
抗战胜利后该行被接收清理，沉寂了两年左右的时间。1947年曾改组复业。由于恶性通货膨胀等原因，业务颇不景气，一年以后即告停业。
关于农商银行最后的停业时间，目前有两种不同说法。一种是新中国成立后停业清理，一种是在上海解放前。如于光远主编的《经济大辞典》“农商银行”条载：“抗日战争期间，各分支行陆续撤退停业。1947年4月改组，上海总管理处及上海分行复业。新中国成立后停业。”尚明主编的《金融辞海》也说：“抗日战争期间停业。新中国成立后停业清理。”戴相龙、黄达主编《中华金融辞库》则指出，农商银行“1948年因违法经营，被国民政府财政部吊销执照”。根据现有资料，在1948年10月，农商银行因违法营业，上海金管局呈准经济督导员办公处，责令其于10月8日起停止营业。由于这个缘故，1949年9月出版的《上海的银行》小册子中，在银行一览表内已找不到农商银行这一机构。可以确定，农商银行退出历史舞台的时间是在1948年，上海解放前它就关闭了。
最后，本文附带谈谈银行业分类的问题。旧时在银行业的分类中，有商业储蓄银行、农工银行、专业银行、华侨银行等名目。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颇具权威性的《全国银行年鉴》中，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将农商银行列入农工银行。当然，这些银行的分类仅是一种形式，并无一定的标准。例如，中南银行的资本来源是侨资，本应作为侨资银行，但根据它的业务却一直作为商业银行。农商银行在分类中，又常常被作为特种银行，但除了享有发行权及代理国库的特权外，在业务上与一般商业银行并无本质的不同。其实，除了官方的国家银行和省市地方银行外，我国各种经营商业银行业务的银行机构，不管它叫什么名称，本质上都是商业银行。农商银行从创立起就没有特定的农业金融业务，它最初所以命名农商银行，似与农商部有关，意即农商部设立的银行。
注释：
①引自江苏省钱币学会主编：《中国近代纸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版，第824页。
②徐寄庼编：《最近上海金融史》，1926年初版，第44页。
③徐枫、赵隆业编著：《中国商业银行纸币图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