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行属官商合办，在组织上，股东大会持有全行业务执行和监察全权，下设董事会，处理全行业务，监察人会则负责审查年终决算及监察营业、财产状况。董事会下设经理1人、副经理1人。经理之下设营业、总务、会计、出纳4股。首任经理为白怀民，末任经理是赵浩生。
        董事会组成人员，官商股各为1半。董事长由市长苏新民兼任，官股董事有市府财政科。长易钦吾、市参议会议长谢伟民、参议员阳兆之。商股董事有李任仁、孙仁林、吕竞存、朱少臣。
市银行成立时的资本为400万元，市政府占2426578元，余为商股。复业时，资本额为6000万元，市政府占2400万元，余为商股。民国36年8月在临桂县大圩镇分设办事处，民国37年1月又在广西大学设办事处，扩大营业范围。
      桂林市银行为地方银行，其业务范围：收受存款，有确实担保品作抵押的放款；保证信用放款，汇兑及押汇，票据承兑或贴现，代理收解各种款项；经理或代募公债公司债或农业债券，仓库业，保管贵重物品或有价证券，收受政府委托办理特约事项。
      民国35年发放定期贷款27904000元，活期贷款47172899.98元，贴现34080000元，吸收活期存款140154996.39元，年终盈利5872712.67元。民国36年，存款总额为120.96亿元，放款总额为74.67亿元，年终盈利7612万元。此外还代理桂林市公库，每月接收入总数收取l%的手续费。
       复业后的市行资本虽称6000万元，但用于建房、添购器具、汽车等各项费用几乎耗尽，只有揽取存款，才能开展业务。市属机关的经费是市行存款的主要来源，但市机关的经费有限，于是市行设法向省府各部门渗透，挖广西银行的墙脚。通过各种关系，拉拢各单位主管人、会计、出纳、揽取存款。这些主管人和财会人员从市银行给予的优厚利息中，充饱私囊。其中以军管区、田粮处的存款最多。此外，各学校的学费，也是市行吸收存款的来源。由于法币迅速贬值，为适应师生及时购买粮食和其它物资，市行还举办代购代销业务，代理各校订购粮食、代买黄金、银元等，转手之间，除收取佣金外，还利用市场变化，获放额外利润。
      其时，市银行的放款业务，期限都是很短的，一般是1个星期，至多10天。但有时也遇到放款多，未能及时收回，发生存户挤兑的紧张局面。遇到这种情况，市行就向市场进行短期拆借，应付周转。
      民国35年，桂林中央银行对桂林市行进行业务检查，发现问题有：（一）催收款项84户，金额2000余万元。均为疏散前承做的贴放及承兑汇票款，难以收回。这是市行经营不够稳健的结果。（二）越级吸收省辖机关如省农管处、省立医院存款达二三千万元，引起广西银行的不满。（三）8月存款余额恒在2.5亿元左右，到月底则骤减为1.02亿元，但于9月初存款又恢复8月水平。这种措施，显然与逃缴普存准备金有关。据中央银行详核，其支票印鉴、帐上计算积数等，无一不合规定。桂央行叹其苦心积虑，可称周详，无法以绳其错。（四）市行收买外汇1030.23元，违反《管理银行办法》的规定。
      民国35年4月间，救济总署广西分暑拨借市行1000万元，由市行发放小本贷款和耕牛贷款。民国36年4月起，该行又举办平民房屋建筑贷款。为扩大小本贷款，市行向桂林四联分处转贴现3亿元。小本贷款贷额最高为20万元，不得重借。利率月息45‰。
      民国36年以后，法币急剧下贬，拆借盛行。市银行为应付这种变化，设立地下钱庄，招牌名“桂兴庄”，从事投机倒把，获取高利。从此以后，该行揽来的存款，全拨给桂兴庄拆放高利日息，囤积粮食，买卖黄黄金银元港币，只要有利可图，无不百般钻营。还派专员长驻梧州，传递外币、黄金市场信息，办理汇拨款项，从中牟利。另外，在大圩设立办事处，吸收汇款，套购农副产品，囤积居奇。
      该行还在桂林直接投资开设“桂林酒家”，经营中餐、西餐，代办筵席，兼营中西茶点、潺干、早午茶市、中秋月饼，应时珍品，形形色色，应有尽有。门前车水马龙，生意十意十分兴旺，获利不少。市长兼董事长苏新民，经理陈寿筠以桂林酒家作为他们频繁应酬的场所，费用全由酒家开销，甚至他们家庭日用的荤素也常由桂林酒家供应。
      民国38年11月桂林解放，桂林市银行就由人民银行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