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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民国九年)年底，湖南先后发生几起军队闹饷风潮，湘军总司令赵恒惕和湖南临时省长林支宇为筹措军饷，召集省城绅商会议，以特许长沙商会组建通商银行，发行纸币为条件向长沙总商会抵押借款300万元，以解燃眉之急。银行资本金定为100万元，由商会向各商家筹集。因农历年关临近，市场银根趋紧，筹款困难，商会一面积极筹备现金，自筹股款50万元，一面抓紧订印票币，计光洋票壹元券100万张，伍元券10万张，当贰十枚、叁十枚铜元票各100万张，当壹百枚铜元票200万张，共值300余万元。而省长公署已等待不及，湖南通商银行遂于1921年(民国十年)1月10日(农历十二月十三日)匆匆开业，发行银元票和铜元票。湘军总司令部、省长公署下令准其完纳本省盐厘各税及田赋，各界人士不得拒绝。次日，又电令各县知事、榷运局、厘金局、征收机关一律通用通商银行钞票，凡抑价拒收，一经查出，按军法从事。
该行刚刚开业，省长公署即先后借去130余万元，包括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借去的70万元。商股100万元又难筹集到位，以致该行库存空虚，过了农历年后未能开张。该行纸币无处兑现，在长沙难以流通；在驻军多的岳阳、湘阴、醴陵、湘潭等地完全拒用，湘军总部每日都收到各地驻军探询该行开兑日期的函电。2月24日(农历正月十七日)，赵恒惕、林支宇召开军、政、绅、商界80余人的财政大会，强调军政绅商相依为命，限通商银行在3月3日开张，商人加缴股款15万元，由商会提出派股商号名单交政府代催。并由财政厅佐借省议会监管的公债票60万元，作为归还通商银行的部分借款。该行将公债券转押、变现后作为发行准备金。
3月5日为通商银行首次开兑日期，不仅随到随兑，并且组织人员分赴大商店及军营上门兑现，连兑两日，每日兑出银元10余万元，通商银行兑换券信誉日形卓著。但赵恒惕担心银行对商民实行无限制兑现，用空准备金，以维持《戒严条例》、禁止现金出口为由，3月8日发出布告，停止商民兑现，军人每次限兑银元3元或铜元3串，以期控制现金外流。此令实行以后，市面开始出现通商银行钞票阻滞现象，价格日见低落。长沙总商会召集各行业董首紧急会议，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商办银行尤应以人民的信赖为重，必须保全货币信用，但又不能违背当局命令，决定采取变通办法：军人仍准兑银元3元或铜元3串，商民准兑铜元二、三百文；因官方不准兑现，则由银行贴本抬高价格使用，即在兑出票券时按照跌落的市价折合，兑收时依照面值兑现。至5月底，湖南通商银行先后共发行光洋票90余万元、铜元票43万余串；收回光洋票60万元，铜元票35万串，均截角打孔销毁。长沙总商会尽了最大的努力维护货币信誉，宁可赔本，也决不失信于民，将货币诚信置于首位，在民国期间湖南全省数十家银行中此为首例。但该行终因贴本兑现损失过大，无法维持，于6月16日停止兑现，宣告停止。未收回的两类票币共计银元30余万元，长沙总商会议决仍应负责收兑，以米护照作八折回收，即缴800元纸币可领米护照1000石，不足800元则发给期条。省长公署通令以1921年3月15日为限期进行回收，逾期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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