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皖江区党委成立不久，曾希圣同志就指示我们，要迅速建立大江银行，自己发行抗币，尽快排除在根据地流通的法币和伪币。1943年六七月间，大江银行成立，由我兼任行长，副行长是金贯一、徐德明两同志。
大江银行的前身是皖中金库。由于1943年3月的反扫荡和反顽斗争的两面作战，造成财政经济的极度困难，财经处拿不出钱去为部队采购给养。怎么办呢？我们曾以皖中金库的名义发行本票，数目小的有100元、1000元，大的有5000元和1万元等，在抗战快要胜利时，最高票面写到5万元。我们用这种本票向区供销合作总社和严桥、石涧埠、汤家沟等乡镇组织单位凭票兑钱，后来在芜湖敌区有关商行也通用。为了不使人民受到经济损失，取信于民，我们针对当时物价不稳，货币贬值的实际情况，在这些本票背面，注明该票面值相等于公家出口的粮食或进口的食盐数量，并规定在1个月或两个月之内，以实物兑换，或以当时的市价兑换纸币。所以，这种本票，等于是一种短期的实物公债券。它的作用，就是把敌伪扫荡和桂系顽军侵占时留在农民手里的法币和伪币，统统收集起来，以便到敌占区购买货物之用。这种本票先后合计发行100万元左右。既资助了公家克服财政困难，也有利于城乡的正常贸易。
这种本票的签发，每张都由我们财经处的几个领导同志亲笔书写的，除我以外，还有蔡辉和倪子干同志，他们都是副处长，书写了票值，加盖了自己的私章，便算有效了。只准在期限内兑换货物，不许在市场上流通。本票的纸张和印刷都是就地取材的，有的是根据地的手工业纸坊自制的特种纸型，也有的是用三层薄的宣纸裱糊起来的，均以木牌印刷，刻版人是根据地青年木刻家吴耘同志。这种本票自发行到全部兑换结束，没有发现过一张伪造的，也没有发生过差错。
大江银行成立以后，财经处发行的本票，均由大江银行发行。因为本票的票面额很大，市场又不能流通，所以市场上运用的钞票，还是中、中、交、农（即国民党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的法币，甚至还有汪记“中央储备银行”的伪币。为了在皖中地区把法币、伪币挤出去，区党委要大江银行发行自己的抗币（又名边币），这可是一件大事呀！大江银行最初印制的钞票，是用脚踏的圆盘机印刷的，币值分1元、2元、5元3种。用石印版印刷的，币值分1角、2角、5角3种。为了印刷抗币，我们克服了不少困难，首先是印刷没有铅版，还是用吴耘同志刻制的木版。刻版的木材要用坚硬的楮树根或黄杨树根，才能印刷一至两万张。我们那时要上山找这两种树，真是费了不少心血。其次，是钞票要防止伪造。除印刷之外，最要紧的是纸张。我们在离大俞家村的财经处北面3里路，有一个叫下胡里的山沟里，建了一个小型造纸厂，专门生产印刷大江币的纸张。那时，印钞票用什么纸张、配什么颜色等问题，我天天要去参加研究讨论。印钞厂厂长许开良同志，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原是闽西造纸厂的工人，有一套造纸技能，因而大江币到1944年5月，换成胶版印制以前，从没有发现过伪造假冒的。由于大江币的发行，在1943年底，我们就基本上占领了中心地区的金融阵地。
区党委在决定发行抗币时，曾希圣同志曾对我们财经处指示：要“遵守‘三防、一基金’的原则。”“三防”：一要防止滥发钞票和粗制滥印，每批印发数量一定要经过区党委的批准；二是防止与旧法币、伪币混杂流通，在中心区禁止使用法币和伪币，各地设兑换所；三要防止敌、顽、伪假造抗币。“一基金”：就是要有物质储备作基金。我们的实物，就是散存在老百姓家里的粮食，以及集中在公家手里的食盐等物质。本来银行发行纸币，应该有黄金、白银作储备，还要造一幢大洋楼作为“法人”，才能取信于民。我们没有这些东西，但我们的抗币远比法币、伪币的信用高得多。但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发行量很小，满足不了市场上货币流通的需要量，无法把法币完全挤出根据地。
要扩大印钞能力，只有从上海找出路。蔡辉同志在上海的堂族蔡玉堂先生，是位中医师，他认识一位技术高明的印刷工人，就是后来担任大江银行印钞厂厂长的过雪川同志。在上海的中共秘密党员盛慕莱同志努力争取下，过雪川同志来到汤家沟。他说，离开上海时，还不知道你们是哪一方面的？怀疑过会不会落入了印假钞票的黑帮。进入汤家沟，看到了木牌上的布告，下面有“毛泽东”、“朱德”的署名，才明白是为共产党印钞票。
他回到上海，在曹家渡的汪伪印钞厂和中华书局印刷厂等单位，搞到一套钞票花边和底版，在家里偷偷干起来了，勾去“储备票”的银行名字，请一位聋哑人分别写了“大”、“江”、“银”、“行”4个大字，然后拼起来缩小，最后制成钞票底版。又四处招聘了11道工种的技术工人。买了1架对开胶印机、3架落面机，还有切纸机、柴油机、发电机、马达以及几十种零配件和化工材料。这样繁杂的工作，又在这个白色恐怖的城市里，只化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4月底发运，5月中旬65名工人和家属，到达了汤家沟的人和旅馆。几十台（件）设备，也运进了印钞厂所在地姚家沟。工作效率之高，真是出乎我之预料。姚家沟是无为县东乡离汤家沟不远的一个小村庄，这里有几十户农民，四周都是小河浜，只有一座小桥可以通行。这个新的印钞厂有职工七八十人。经过几天的紧张安装，机器开印了，动力是用柴油机发电，再用3只马达拖动胶印机。可是这里离长江很近，柴油机的回气管要冒烟，还有隆隆的马达声，容易给长江中的敌人发现。蔡辉同志连夜赶到印钞厂，商量改进措施，装上手摇柄，改电动为手摇。我们立即调去二三十名身强力大的民兵。印钞工人多半是上海中共秘密组织动员来的抗日爱国青年，他们吃苦耐劳，不到1个月时间，近30令（每令500张）轻磅道令纸全印完了。印出5元、1元、5角、2角和1角等大江币约100万元之多，进一步巩固了根据地的金融阵地。
皖中地区的人民都纷纷把手中尚存的法币、伪币全部拿出来兑换大江币，使我们在不长的时间内，收集到大量的法币、伪币。收集到的法币和伪币，一部分作为到敌占区采购进口物资之用，一部分上交军部，顺利地完成了军部交给我们的任务。
1945年9月，正当我们皖中地区军民热烈欢庆抗战胜利的日子里，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七师部队率领皖江地区党政军机关干部，迅速北移苏北淮安地区。”区党委同我们财经处讨论在财经工作方面的紧急措施，指出，要充分考虑到我新四军一旦撤离皖江地区，反革命武装必然乘虚而入，大江币在群众手里就不能使用，必然使人民在经济上遭受损失，因此，要立刻命令大江银行停止印发大江币，并制定出回收全部大江币的具体办法。区党委最后给我们财经处如下3项任务：一、出售全部公家物资和公粮，借以回收大江币，不使大江币遗留在群众手里。大江币留在群众手里越多，反动派迫害群众的机会也越多，大力回收大江币是我们第一项政治任务。曾希圣同志还问我：“可否在较短的时间内，把我们的大江币回收到80％？”因此决定，公家的物资除主要的军用物资，如军服、布匹、军火材料、药品和医疗设备外，其他东西全部交地方政府向群众出卖，回收大江币。二、拆迁兵工厂、香烟厂和印刷厂等主要机械设备，动员技术人员随军北撤，或者暂回南京、上海。他们的生活接济，由上海的大成公司负责。集成商行和在皖的大成公司的人员都从敌后转移到淮安。三、皖江地区所有可出口的物资，都换成法币存入敌区的银行或钱庄里，以备应用。所有在上海的外贸干部暂留上海待命。当时，军部已通知我立即回军部工作，这里的工作均由蔡辉同志负责处理，行政公署副主任魏文伯同志和师参谋长孙仲德同志监督贯彻执行。那时，供给部、军工部、卫生部等机关，都把粮食、木材、家具和各种日用品标价拍卖，大量回收大江币。收到的大江币，分头集中在团山李、牌楼、严桥、石涧埠等地，堆在院子里，浇上火油，当众烧毁。师部还派了武装部队守卫监护。由于我们不能向群众讲明原委，在场的群众都很诧异，好问的人就说：“干吗要烧大江币呀？”我们推说：“这批大江币印刷上有毛病，上级说还是销毁的好。”
回收大江币的工作，在七师北撤的后卫部队离开皖中时基本结束。但是否回收到发行总数的80％，也无法查对，虽然市面上已看不到大江币，但据我们估计把大江币珍藏起来的群众，是大有人在的。直到全国解放后，他们才把大江币拿出来献给新四军军史陈列馆，可见皖江人民对大江币感情之深。蔡辉同志在完成这项任务后，挥泪告别皖中老乡，去苏北淮安负责外贸工作。大成公司、印钞厂、香烟厂等不少干部，参加了苏皖区政府的工作。至此，历时3年的皖中财政经济工作，随着抗战的胜利结束，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