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春，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震撼中外的“皖南事变”是这次反共高潮的顶点。事变以后，我党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当时的盐阜区与淮海区合称为苏北区，有六万五千平方公里，人口321万，辖阜宁、阜东、盐城、盐东、建阳、射阳、滨海、涟东、淮安九县，南部为水网地区，沟河纵横；北部多“青纱帐”，易于隐蔽，当时每年产棉花三万四千多担，盐八十多万担，粮食自给有余。从盐阜区向西向北出击，可以威胁津浦陇海铁路，因此敌伪很重视这块地区，在军事上不断“扫荡”“清乡”，在经济上实行严密的封锁，用日本军用票、汪伪储备票、国民党“法币”以及韩德勤“江苏农民银行券”到我盐阜区掠夺各种物资，破坏我生产，造成我严重的经济困难，使盐阜区直接处在抗敌斗的最前沿。

  一、盐阜银行的建立与盐阜币的印制

 1941年8月—1942年1月敌人采用军事进攻与经济掠夺并举的手段，将“敌伪顽”多种货币抛向我盐阜区，致使我区的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给盐阜根据地的财政、部队供给和人民生活带来很大困难。为了摆脱敌人在经济上对我根据地形成的威胁和控制，保持我根据地经济的独立性，陈毅代军长和刘少奇政治委员于1941年9月召集当时的财政部长朱毅、李人俊等同志研究，决定各根据地分别成立自、已的银行（淮海区设立淮海银行，盐阜区设立盐阜银行），经过两个月的筹备，盐阜银行于1942年4月10日正式成立，该行为盐阜区政府银行，隶属于盐阜行政公署财政经济处，资本五十万元。当时的中心业务是：一、举办工农小本贷款及商业贷款，支持工农发展生产；二、按政府规定发行一元、五角、二角、一角等流通券，活跃市场，繁荣商业。盐阜银行成立后，面临的艰巨任务，是成立自己的印钞厂，印出自己的钞票，在行署组织部长曾山同志的支持下，决定任命周振同志负责筹建盐阜印钞厂，印钞厂设在阜东县一个名叫东辛庄的小村子，一切都很简陋；仅借用了几间老百姓的草房，有两部陈旧的二号脚踏圆盘机，一部三号鳳盘机，几张借来的四仙桌子和长板凳。当时面临的困难很多。一是缺乏技术人员，全厂没有一个懂得印钞的技术员，只有从上海转来的两位地下党员谭苏民、陈连庆做过排字工人，在厂星就算是技术员了。于是一方面通过上海地下党组织请求增援技术人员，一方面在谭、陈两位的指导下，边学边干。通过全厂干部工人的努力，终于克服了“技术关”，印出了盐阜币。二是制版问题。当时没有制“钢版”的条件，在制版上遇到了阻力。银行行长骆耕漠想起了木刻艺术，于是到盐阜报社找来善于木刻的沈柔坚同志，请他用木板刻制一角和二角的钞票图案（盐城市博物馆存有当时刻制的一角、二角木刻板），获得骆行长的赞扬：“用木刻画印钞票，风格刀法不同，别人很难假冒”。由于沈柔坚平时主要以刻画为主，刻字不大熟练，他把1942年的“9”字刻倒了，银行同志看了说“不要紧，这样更假不了”。三是原材料缺乏，特别是油墨和纸张，由于敌人严密封锁，要从敌占区搞来纸张和油墨十分困难。油墨是通过上海地下党和本区私商到敌占区冒着风险买来的。纸张则自立更生，用桑树根皮和棉花并掺一些颜料，造成的，这种纸绿而透红，很厚，表面很粗糙，付印之前，必须用小刀刮平加以整理，否则一上机，不是把票版压坏，就是损坏机器。但这种纸特别牢固，不易撕破，又不易造假，在盐阜根据地威信特别高，人们风趣说：“土抗币威力大，敌人无法冒充它”。四是设备简陋、印制效率低。印钞设备都很陈旧，而且不配套，生产时完全靠人脚踏转动，钞票的号码都是用手打号码机一张一张打成，速度很慢。五是经常转移。敌人一“扫荡”，印钞厂就要迅速转移，有时只好把机器藏在河里，材料埋在土中。从1943年秋天起，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搬了四五次，从苏家嘴搬到、顾小堆，从顾小堆搬到四甲曹，从四甲曹搬到高邱王庄，每次到了新址，就要迅速恢复生产。

  二、盐阜币的发行

  为了多印、印好“抗币”，同志们不断地大胆探索和革新，将木制版改为钢制版，又通过关系，从上海买回号码机，大大加快了印钞的速度；人员从十来个，发展到几十个。就这样从1942年—1945年共发行盐阜币八个券别廿种版面（包括本票两种）。据1944年12月15日帐面反映，总发行数为5996100元（包括代印的在盐阜通用的江淮币和发行的本累），收回量为692862.90元，截至1946年下半年，盐阜币发行额为67003806.72元，收回量为34922495. 84元。

  从以上发行数字说明。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印钞厂出色地完成了印制任务。

  三、盐阜币在胜利的形势下完成历史使命

  盐阜币在市场上很吃香，群众十分信任。一度发生过市面票子不够用的情况。1943年，经行署决定。由盐阜银行增发一种江淮银行钞票，一元当盐阜票五元，折合“法币”廿五元，下有“盐阜”二字，只在盐阜区通用。江淮券的发行，对缓和市场货币供应，起了积极作用。1942—1943年行署决定，由盐阜银行发行一百元。二百元本票两种，一百元折合“法币”五百元，二百元折合“法币”一千元，完粮纳税，一律通用。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华中银行于1945年在盱眙成立，总行设在淮阴，各根据地银行改组成为华中银行，各地发行的“抗币”（包括盐阜币），逐步由华中币收兑。至此盐阜币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盐阜币演变成了华中币，投入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盐阜银行发行流通券明细表

1944年12月15日

总发行数为 66480+3288120+642300十1999200=5996100(元)

总收回数为 27615.70+667167.20+2080＝696862.90(元)

四、盐阜币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盐阜币的发行，在政治上巩固和发展了盐阜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军事上保证了军队的给养，使新四军以三十多万人抗击了敌、伪、顽军四十五万多人，在经济上发展了工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金融工作积累了经验。

（一）稳定的“抗币币值”，取得了群众的信任。盐阜币一出现，就得到了广大人民的信任和，爱护，称它为“抗币”。据盐阜报登载的消息，在新抗币发行时，分给东坎办事处七万元，益林办事处八万元、和羊寨代理处三万元，陈集代理处二万元，未及两日，就挤兑一空。老百姓都认为“抗币。根本不同于敌伪的货币，是可信的。当时盐阜行署很注意避免财政性发行，立足于有一定的物资保证，坚持有多少财力，发多少票子，这为“抗币”币值的稳定，奠定了良好基础。另一方面，又尽量保证纸币的充分兑现。在根据地流传着一个陈毅坚持不让群众吃亏的故事。由于钦伪“扫荡”，我新四军曾撤出一些地区，撤出时，还有一些“抗币”留在老百姓手中。陈毅同志指出，战时人民生活很困难，留在群众手中的“抗币”一定要及时收回，决不让群众吃亏。后来许多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到敌占区收兑“抗币”，受到群众的好评。在“扫荡”与“反扫荡”期间，为了克服群众对“抗币”的动摇思想，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方面扩大宣传，说明敌人“扫荡”不能持久，“伪币”无实际价值，“抗币”有物资保证。一方面在“扫荡”前后，公私营商店大量抛售物资，收回“抗币”，三是税收机关照收“抗币”，银行及代理处收兑“抗币”，以稳定“抗币”的信誉。由于措施得力，群众对“抗币”坚信不移。

（二）制订正确的货币政策，取得对敌货币斗争的胜利。1941年12月，敌伪占领上海后，即开始破坏“法币”。1942年6月，敌伪正式宣布禁用“法币”。这一形势的变化，使盐阜根据地受着两种货币的威胁；一是“法币”可能无限制的流入，造成根据地通货膨胀。二是“伪币”的侵入。面临这一情况，根据地制订了“对法币是有限度的扶持，对伪币是打击排斥，对抗币是有限量的发行”的货币政策。盐阜区贸易出超以盐、棉两项为大宗，盐是向西运的，西边无适当物资可与盐交换，换回的都是“法币”，若要割断与“法币”的联系，就会闭塞盐路，使不少老百姓无饭吃，根据地经济将遭受重大损失，因此不得不让“法币”作为市场的流通工具，于是形成“抗币”联合“法币”抵制“伪币”的形势。但由于国民党无限量发行“法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为减少“法币”的危害，对“法币”也不能无条件的扶持，乃采取一些限制措施。如1943年9月行署公布“法币分等使用”：不缺口，不毛边，不剪边，不渍污，不洗刷之“中、中、交”新票，一律十足通用，不破不补、号码齐全、版纹清晰之“中、中、交”法币，照票面八折使用。1944年3月，行署“为改造本区货币本位告民众书”中又明确抗币与法币的折扣比例，即中央银行民国卅年十元券（俗称小钢板），每十元合“抗币”一元，民国廿六年以前中、中、交三行发行之纸币（有若干种除外，由财政局货管所临时公布），每十元合抗币一元五角，后调整均按10:1使用。1944年6月4日盐阜行署主任曹荻秋发出通告，为了配合淮海、淮北、华中等根据地一致行动，明确在我区流通的“法币”，仅限六种（注）。同时在“扫荡”前后对“法币？的使用成色，制定了比较灵活的标准，明确“扫荡”前提高“法币”成色使用，以防“法币”无限制的流人，以提高“抗币”的威信。“扫荡”到来时，则降低“法币”成色，以避免“伪币”大量流入。对“伪币”则采取排斥态度，严格执行行署6月10日的通告，严禁“伪币”在我区流通。由于盐阜根据地执行正确的货币政策，粉碎了敌人扰乱我金融的企图，而“抗币”的信誉更加明显提高。

（三）多种贷款的发放，繁荣了根据地经济。盐阜银行合理使用盐阜币，举办了多种贷款，有无息生产贷款、纺织贷款、油坊贷款、工商贷款和农村小本贷款等。1942—1943年在阜东、盐城等县发放了纺织贷款，支持阜东县十七个纺织合作社十七万元发展生产，社员由几十人发展到二百多人：盐城县的家庭纺织生产，在贷款支持下，有了很好的发展，如三区宋村纺纱车只几个月就从八十多架增加到三百余架，还增添了八部织布机；六区的车家庄、白兔庄也增加了百余架纺纱车；五区的寺刘庄、张家庄纺织合作社，不但增加了纺纱车，还添置了铁机，群众生产劲头很大。1944年1月行署决定举办无息生产贷款一千万元，拆成粮食贷出，期限一年，不收利息，期满收回同额粮食。为发展油坊生产，阜东办事处发出油坊贷款四十万元，获得八滩等地浊坊的好评。为发展益林、东沟“邦猪”市场，于1943年11，月发放商业贷款七十万元，主要用以黔买“申庄”汇票。以上各种贷款的发放，对促进盐阜根据地的经济繁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四）加强金融管理，搞好反假斗争。敌伪为扰乱我金融，多次伪造“法币”和“抗币”，欺骗我群众。阜宁三四区沿海群众贩盐营生者颇多，1943年由南边归来时，所携钞票中发现有中央银行五元十元的伪钞三种。又我税务所于1944年11月在阜宁四区张一勉、张志宽、刘为广家中查出从上海敌伪手中贩来的盐阜币数百元，经查证属假钞，为搞好反假斗争、巩固“抗币”信用，维护人民利益，召开了群众大会，将张志宽等二人就地枪决。同时明确规定，发现使用假票，即分别情况处理。对故意带进假票，将假票交由货管机关予以没收。另一方面，为加强金融管理，严禁金银在市场上流通，而对查获的走私奸商，则视情节轻重，分别予以没收，罚款和刑事处罚。

  注：当时流通的六种法币为①小钢版十元法币（中央银行卅年版），②小青龙十元法币，⑧中央银行廿五年版五元券，④中央银行廿五年版十元券，⑨中央银行廿五年版五元券（英国华德路公司制），⑥中央银行廿五年版十元券（英国华德路公司制）。

 1945年8月与淮北地方银号、江淮银行、淮南银行、淮海银行4个地方银行合并组成华中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