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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地区的早期抗币——“江南商业货币券”考述

     

    【金  诚    俞大雄】
           在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江抗”部在苏(州)、常(熟)、太(仓)抗日游击根据地曾发行了江南地方抗币——“江南商业货币券”,流通于苏常太、澄锡虞地区。如今该券留存甚少,颇足珍贵,现将“江南商业货币券”的发行背景、印制经过及其影响分述于下:
    (一)
           1939年5月,叶飞根据陈毅同志的指示,率新四军江南部队东进纵队进入苏南东路地区(沪宁线以北、长江以南、常州以东的地区)的无锡、江阴一带,把东进纵队与当地的抗日武装组编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并成立了东路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苏南东路地区的党政军工作。1940年5月,谭震林同志化名林俊,奉调进入苏南东路,担任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创建了以苏(州)、常(熟)、太(仓)、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当时在苏常太、澄锡虞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流通领域内,曾一度发生了市镇、农村辅币缺乏的困难,其主要原因是日寇大肆搜括战略物资,特别对银元,银毫及铜元的大量掠夺,造成了市面辅币的紧缺。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乱发辅币的混乱情况,其“紊乱情状,达于极点,既无基金之保证,又乏法定之手续,致成任何人均可发行,漫无限制之现象,纸券、竹筹、铅币充斥市场,甚至赌场筹码,亦皆通用,券面金额分、角、一元固无论矣,五元竟亦有之,种类复杂,甲地之券,不能通用于乙地,使用者颇多困难,长此以往,危害整个社会经济者甚且大焉。如去年(指1940年——作者)张泾桥①等处之茧行所发行之代币券,其发行人逃避他乡,迄今未回,无从兑现,成为废纸。”②
           根据以上情况,新四军东路军政委员会,苏南二区经济委员会③作出了“整理与取缔代币券并组织基金保管委员会”的决定,而且准备发行“苏南商业货币券”(后定名为“江南商业货币券”)。
    (二)
           1941年4月18日苏南第二区经济委员会公布了《整理与取缔代币券并组织基金保管委员会暂行办法》④(下简称《暂行办法》),决定组织各级商业货币券基金保管委员会,每县推派各界代表17人,全体代表即为基金保管委员,组成基金保管委员会,由全体委员推选常委7人,组织常务委员会。其任务是:整理与取缔无基金的代币券;决定基金保管办法及保管货币券之基金,协助发行苏南二区商业货币券等。
           在《暂行办法》中,对发行商业货币券的发行工作,还作出了“请求调换与发行新券”的规定:
    甲、将旧券一律收回,得请求领取使用新券。
    乙、请求领取使用商业货币券,收回旧券,必须经公团(经登记核准之商民联合会,商民协会与同业公会)之申请。其领取新券请求与收回旧券之个别会员之负责人、股东及财产均应详细填入申请书内。
    丙、申请经核准后,将基金百分之八十(法币)其余百分之二十可将不动产、契书或单据’一并缴送基金保管委员会保管,再凭收据向本会领取新券加盖暗记后使用之。
    丁、请求领取使用商业货币券,同时照章缴付基金者,可不经公团,直接申请领取使用之。⑤
    由此可见,“江南商业货币券”之发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而且有充分的准备基金保证。所以,“江南商业货币券”发行后,信誉很高,在江南抗日根据地流通无阻,并受到群众普遍欢迎。
    (三)
     “江南商业货币券力的印制经过与票券种类。
    1.“江南商业货币券”的印制
           印制始于1939年底,是我党通过上海地下党的关系,在上海一家私人印刷公司印制的,当时仅印券额、图案(图景)、年份等,没有印明票券的名称、号码、印章(发行单位)。印好后将此“半成品”运回根据地后再加印成抗币的,其印制的具体经过是:
    一九三九年新四军东进到达苏(州)、常(熟)、太(仓)地区,建立了根据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领导,于三九年底,指示蔡辉(解放后曾任华东行政委员会财办主任,已故)筹办苏、常、太地区的“流通券——江南商业(货币——作者注)流通券”。“江南指挥部”派吴福海到上海搞“流通券”的制版和印刷。吴福海秘密潜回上海,找到了他三十年代在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的老同学柳溥庆(吴、柳都是二十年代的老共产党员),柳溥庆当时在“华东照相平版印刷公司”任经理兼总工程师,其弟柳培庆任公司“制版部主任”(柳培庆善长铜版雕刻制版,和吴福海在“中华书局”同事过,关系也甚密切),他们商量印制苏、常、太地区的 “流通券”。“流通券”分壹角、贰角(尚有伍角券、壹元券——作者注),用 “四达银行”行名,由“华东照相平版印刷公司”秘密制版和印刷。为了防备警察和敌人发现,“流通券”不印行名,行名另外做好照相铜版带到根据地再加印上去。“流通券”都在晚上秘密进行印刷,印好后由昊檑海在海关工作的弟弟吴迪飞利用在海关工作的有利条件,把印好、切好的“流通券”夹在四周用“洋线团”做伪装的木箱中,装船后亲自押送到苏、常、太根据地发行。”⑥
    2.“江南商业货币券一的版式
           该券现见有四种面值的票币,计有壹角券、贰角券、伍角券及壹元券,其版式分述如下:
    ①壹角券:9.6x 5.2cm,正面:枣红色,上额为“江南商业货币”券名,左侧椭圆形框内为石坊、寺院正门、寺前岸堤、石栏、古塔等图景。右为“壹角”币值,四角有“壹角”二字。币值两侧右有“基金保管委员会之印”、左有“主任之印”的篆体小方章各一,右侧底边有“中华民国廿九年印”。反面:绿色,中间印有“10” 及“TEN CENTS”英文币值,四角小花框内有“10”字,下端有“1940”年份(券名、号码、印章为蓝色套印)。
    ②贰角券:10.1×5.3cm,正面:蓝色,上额为券名,左侧有山门、华表、石桥、池栏、古树等图景,图景两侧右有“基金保管委员会之印”、左有“主任之印”的篆体小方章各一,右上方为“贰角”币值,下有“积成拾角兑付国币壹圆”及“中华民国廿九年印”。左侧上下角有“贰角”字样。
    反面:棕色,中间及四角有“20”阿拉伯数字,下端有“1940”及“TWENTY CENTS“英文币值(券名、号码、印章为红色套印)。
    ③伍角券:12.8 x 6.5cm,正面:桔黄色,上额为券名,中闻及四角有花框及“伍角”币值。下端左右两侧有靠基金保管委员会之印”(右)及“主任之印”(左),篆体小方章各一。下端正中有“每拾角兑付国币壹圆”及“中华民国廿九年”。
    反面:绿色,中间花框内为“FIFTY CENTS”英文币值,左右两侧及四角均有“50”字样(券名、号码、印章为橙红色套印)。另外见到,该五角券有加盖“苏北流通券”“抗币伍角(黑字)字样者,据云新四军北上后在苏北地区加盖使用的。
    ④壹元券:15.7×7.5cm(见彩色中插),正面,淡黄底菜绿色套印,中间花框内有大海及两艘帆船图景。左右两侧为“壹圆”币值,四角有“壹”字。下端正中有凭票掉付中华民国国币壹元”及“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印”,左右两侧有“基金保管委员会之印”(右)及“主任之印”(左)篆体小方章各一。
    反面:棕色,右上方有孙中山头像,左侧花框中有“1”及“ONE DOLLAR”、“NA-TIONALCURRENCY”英文币值,左上角与右下角有“$1',左侧下端英文币值两侧有”“基金保管委员会之印”(右)及“主任之印”(左)篆体小方章各一,发行年份为“1940”。(券名、号码、印章正面红色套印,反面为黑色套印)。
    以上票券均平版印制,版模精致,纸质上等,印刷质量很好。该券主要流通在澄、锡、虞抗日根据地,反“清乡”时,有些抗属还把“江南商业货币”,用布、油纸包好藏于墙洞、瓦楞中,解放后翻建房屋时,时有发现。解放后先后在江阴、无锡、常熟等地均有发现,然其中一元券极为少见,近来在苏州发现一枚品相极好的一元券,该券已由收藏者保存了半个世纪之久。
         “江南商业货币券”发行以后,不仅使苏南东路通货稳定,物价平稳,广大抗日根据地的江南市镇、农村有力地抵制了日伪货币⑦,并为繁荣地方经济,发展地方生产作出了贡献。

          “江南商业货币券”首先在澄锡虞地区发行流通,时间约在1941年4月左右,继印在苏常太地区发行流通,成为当年苏南东路抗日游击根据地主要使用的一种抗币。该券在东路地区的流通时间有长有短,有的地区仅流通数月,有的地区长达年余.现这套抗币在苏南地区留存下来的已十分稀少,颠足珍贵。


    注释:
    ①张泾桥:属江苏省无锡县,
    ②中共苏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抗战中的东路》P.34.
    ③苏南第二区经济委员会原名是:“澄锡虞区经济委员会”(见1941年2月23日《东进报》第19期)。
    ④见1941年4月18日《大众报》第176期.
    ⑤见《苏南第二区经济委员会整理与取缔代币券并组织基金保管委员会暂行办法》第四点:“请求调换与发行新券”部分。
    ⑥杨琦:《江淮印钞厂铜版制版的建立和发展》(见《战斗在华中敌后》(五)P.49-50)。

    ⑦日伪货币指:日本军用手票、中储券及伪江苏省财政厅发行的铜元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