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 光】
从1939年1月，李先念率部进入豫鄂边敌后之日起，除了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武装部队，坚决打击日伪军，伪政权等军事行动之外，对敌占区的物资，实行管制和封锁，拒用伪币，管制日货输入……等等，以保护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
1940年9月豫鄂边区召开了军政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建立豫鄂边区建设银行的决议，筹建印钞厂，印刷发行边区人民自己的货币，以适应对日作战经济上的需要。
其后召开的边区第二次军政代表大会，再一次作出了建立边区建设银行，发行边币的重要决定。
抗日战争初期，在边区根据地内的流通，除银元、铜币外，大量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日伪组织为了进一步的掠夺，大量发行军用票，收兑法币，套购外汇，尤其是辅币和小额法币。因此，在敌后市场上流通的小额法币和辅币一天天减少。后来市场上流通的“法币”票面最小的是五元十元。人民群众拿到十元、五十元甚至一百元一张的“法币”，到市场去买东西，找不开，兑不散，叫苦不迭！同时伪汪政权，也成立所谓“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了“中储券”，敌后流通的货币非敌、非伪即顽，为了维护敌后根据地的经济独立，急需成立人民自己的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李先念对于成立银行发行“边币”极为关注，经军政委员会决定，把齐光从《挺进报》总编辑的岗位上抽调出来，负责钞票厂的筹建工作。
同时参加筹建工作的有李卓章、冯淼等。
在天汉地委书记顾大椿的关怀下，为印钞厂选了汗汊湖杨叶背的新陈湾作厂址。
那里是个湖光山色，景物宜人的小小渔村，因此，我们用“豫鄂边区行政公署干部休养所”的公开名义对外发生联系。
在武汉地下党帮助之下，很快通过敌人的封锁，运来了两台手摇石印机架子、石板、铜板花边、铜板底子以及木造纸、油墨、桃胶、松香、硝酸等等印刷材料。随着石印机械来的还有技术工人李有广（李向明）、程勋尧、徐荣臣等。
这时，印钞厂只有一部石印机，条件很差。当时，冯淼设计了一个两角钱的票面，上面画一个妇女纺线，再由李有广描细，然看进行印刷。后来在群众中形容是陈大姐纺线。这个票面发行流通后，由于设备不够完全，技术不够成熟，纸张低劣，印出的钞票质量很差。于是在5月份，党组织派李有广到天门皂市，通过维持会和商人赵筱舫、谭克佳的关系，购买了两部石印机、一部铅印机。到了6月，党组织经过研究，派冯淼、李有广到汉口购买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在汉口，他们找到一个工人叫李杰，他在汉阳索河有两部石印机。在冯淼、李有广的动员下，他连人带马加入了印钞厂。接着，又在汉阳柏泉买了两部石印机。这次汉口之行，共搞到四部石印机，三十几块铜板，一批油墨纸张，并且动员了十几个工人，于8月份回到杨叶背新陈湾。这时的印钞厂有了五部石印机、一部铅印机，而且人员也基本齐全。后调樊允、刘美、刘勇、洪成担任指导员，会计是李成炎，技术股长是李有广，工人有：程勋尧、徐荣臣、李新、柯敏、李本端、郑精武、李良丘、涂汉成、戴茂堂、王文翰、纪楚卿、尹槐卿、尹楠庭、尹竹樵、尹卓、方易平、李杰等，共三十余人。
8月，正式开始制版工作，版面是五角，图案是牛耕田。小版制好后，马上投入正式生产。当时，生产初具规模，只是原材料还存有一定问题，特别是钞票纸和制钞票的好油墨不易购买。这年冬季，冯森亲自出马，带领干部方允、勤杂员黄某到汉阳板泉设立办事处开展采购工作。任务完成得很好，保证了生产供应，后根据行政公署副主席刘子厚印钞厂要加速生产的指示，从1942年开始生产票面为一元、二元、三元、五元的钞票。同时，又采购了两部石印机，生产基本处于正常状态。
1942年春，印钞厂迁到汉川十大姓。当时，工厂分为三个部分：行政事务人员住在十大姓，一部分技术人员和工人带着四部石印机住在黄家台，另一部分技术人员和工人带着六部石印机住在裴家院一个小台子上。工厂生产钞票的数量和质量很快得到提高，生产也比较正常。在十大姓、生活艰苦、环境恶劣，而且敌人经常扫荡，由于形势所迫，设在裴家院的石印车间于5月份迁到汉川牛角湾。
到了1942年下半年，工厂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在大悟山已筹建印钞二厂，上级抽调李有广、郑精武、江炳银、李本端等到工厂工作。
1943年2月，工厂又迁到潜江熊日以北、杨马场以西、浩口以东，李市以南的芦苇丛中的李家台，这个李家台只有三户人家。当时，工厂有八部石印机，一台圆盘机、三十余人，厂长李琢章、副厂长蔡俊。这时是工厂发展的兴旺时期，各种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并制定了严密的保密制度。
在李家台住了一年多后，又先后迁到荆门彭家湖、潜江廖家湾，从1943年到1945年，一直在生产五元、十元的票面，对边币的发行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日本投降两个月后。即1945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围剿，工厂不得不在部队保护下带着所有机器，浩浩荡荡过襄河，准备转移到大洪山继续生产边币。在途中，由于情况有所变动，突然接到命令，把一部分机器埋在天门渔薪区的观音湖附近一个台子的竹林内。工厂转移到吕家巷后，因工作需要，分配了一部分同志搞部队给养工作，留一部分同志和部分重要材料到京山曹武区等地，后环境进一步恶化，工厂就全部结束，人员进行了妥善的安排和调动，同志们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
印钞二厂是1942年由王正道负责筹建的。
5月上旬，他带领会计张祥波，通讯员王威二人，挑着一担伪币，从大悟山出发，沿途选择地址，经小悟山、姚家山，来到孝感黄家冲住下，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并取得当地党组织的支持，将厂址秘密地设在黄陂、孝感两县交界的羊毛岭大山深处的破庙内，找了十多个泥木工、让王威留下，负责修建厂房。王正道、张祥波前往黄陂梅店和孝感周家巷，以鄂豫边区建设银行鄂东分行的名义召集商人开座谈会，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抗日作出贡献。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党的政策发挥了强大的威力，充分调动了广大爱国商人的积极性，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搞到了三号圆盘机一部，石印机六部，以及纸张、油墨、桃胶及机器等大批原材料。
此时，总行从天汉一厂派来了技术股长李有广，还带来了一批青年实习生，其中有李勤生、郑经武、江炳银等，共十余人。接着，李有广又托人在汉口采购了各种花边铜板。并请来了陈仁楚、王俊臣等几个老工人，加强了技术骨干力量。
9月上旬，王正道向刘子厚和总行行长左仲修作了全面汇报，经领导研究批准，正式投入了批量生产，开始生产一元，不久，大量生产五元，十元票面的边币。
在特殊环境下进行钞票生产，安全工作关系到厂的存亡，必须当成头等大事抓好。
从建厂到办厂的全过程中，我们把安全工作视为生命线，切实做到了三个依靠：依靠上级党委、依靠当地党组织、依靠群众；一个结合：严格保密制度与做好情报工作相结合。因此，确保了工厂的安全生产，没有遭受敌人的破坏，也未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在游击环境中，不仅时常有战术性的转移，而且工厂的搬迁也十分频繁。三年中，先后搬迁到范家冲、犁辕寺、秧家田、肖家独屋、孙家冲、道士冲等处，共达六次之多。这三年，工厂一直在大悟山中迂回，战斗在丛山峻岭之中。后来，敌人知道了大悟山中有个印钞厂，但始终摸不到踪迹。
工厂在鄂豫边区行署和建设银行的直接领导下，经历了艰难困苦的环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三年多来，人员配备不断充实，组织机构不断健全，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同时在艰苦的环境中也锻炼了我们的工人队伍。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除个别工人因为不能适应环境，中途离去工作，绝大多数工人，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战斗中健康地成长起来了。早在1942年底，我们就有了四十余人的一支工人队伍。1943年初，行署又从洪山公学给我们送来青年学生十余人，我们还就地招收了二十多名青年工人，全厂职工达七十余人。厂内设立行政、工务两股。行政股长张克固（现名张苏）其工作任务是：负责情报、安全和整个政治思想工作；组织采购原材料；收发和保管负责组织采购全厂职工生活物资的供应。工务股负责抓生产的全面工作，股长李有广，下设石印和铅印两个组。
当时生产上最大的困难是票面上的花纹设计、套色制版，李有广精心钻研，分别予以突破、生产秩序趋向稳定，日夜三班正常生产，产量不断上升，大量生产五元、十元、五十元的票面。每天消耗钞票纸两拎，成品两包，每包约二十余斤作为一担，每隔五天、由手枪队护送到总行直接发行。由于边币正式发行，得到边区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并同敌伪进行币制斗争，政府和银行采取了具体措施，进行了实物投放和兑换，抵制了日钞，打击了伪币，排挤了法币，占领了边区金融市场，在群众中逐步形成很高的威信。因此，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保证部队供给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4年6月，上级决定将五师制图所与印钞厂合并，机器增多了，人员充实了。增设了专职指导员。
1945年元月，由延安南下支队三五九旅胜利到达边区与五师会师。支队丁冬放任边区财政处副处长时，他对边币生产提出新建议，要加快和加大边币票额来进行生产。又给我们带来了陕甘宁边区银行钞票厂的技术人员和票版花纹，进一步充实了我们工厂。当时南下调来工厂的有王慎、彭林、杨鄂、李成寅等同志，他们经验丰富，都是印刷技术上的能手。这四位同志的到来，不仅充实了技术力量，加强票版研制工作。逐步制作了五十元、一百元、二百元、五百元、一千元的票额版面（五十至一千元票面上印的时间是1944年，实际上都是1945年春至日本投降后制作的）。而且政治思想、文化娱乐生活也活跃起来，对同志们鼓舞很大，增强了团结，进一步促进生产，提高了产量和质量。
这时全厂职工已发展到一百多人，机器已发展到二十多部。当时根据地比较稳定巩固，行署决定将厂迁到大悟山沈家冲徐家凹，此地四面环山，树木成林，靠近师部不远，避免了行人往来，比较安全。工人们自己动手，在十天左右，就建设了干打垒的厂房两座，一座作生产车间，一座作职工宿舍。还自己动手建立操场，篮球场，并开展练兵活动。从此，生产、生活及军事训练，都进入比较正规化阶段。工厂规模初具，是印钞厂的“黄金时代”。1944年2月，王正道去党校整风学习，向行署银行总行建议：厂行分开，推荐张克固、李有广任厂长、副厂长，吴友德（原定副行长）任鄂东分行行长，得到组织批准。这时行署派丁建章加强工厂领导，并从建国公学抽调学生龚云挺、瞿仲儒等二十人来工厂学习工作，全厂职工已达到一百几十人，生产更加热气腾腾。
1945年9月，日寇投降后，蒋介石背信弃义，发动全面内战，调动三十万大军，四面八方包围我鄂豫边区。因此印钞厂被迫停止生产，上级党委决定，除留下一部分人员和机器坚持生产外，其余人员和机器，由总行的庄果行长率领，随三大主力军（新四军五师、三五九旅、豫西纵队）西进。9月中到河南信阳四望山龚家湾，为了保证部队需要，迅速的又把机器安装起来，我们又生产了一批五百元和一千元建设银行的边币。一个多月后，情况不断恶化，我豫西、豫中、鄂中、鄂东等解放区都被国民党军队侵占，银行工作无法开展了。因此，工厂被迫停止生产。
工厂停产后，把大部分机器埋藏起来，拨了一部分机器和人员给《七七报》报社，1946年9月，五师突围时，经组织同意派李向明等化装到武汉市建立秘密印刷商店，进行党地的下联络工作。其余部份人员编成警卫连保卫行署。宣化店突围时，又编入十五旅四十五团，从此踏上了新的征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