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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统通宝简介

     

           天统通宝,谱载楷书钱为元末明玉珍大夏政权所铸造。明玉珍为徐寿辉部将,徐被杀后自立,公元1363年在四川建大夏国,建元天统。入谱钱计有天统通宝楷书钱和篆书天统国宝背蜀府宫钱。而之前东辽国亦有年号天统,并铸天统通宝钱。基于此,对天统通宝钱需要多做些了解。
           检索,可见裴元博先生关于辽编年钱谱先期所写的博文《第十节 辽亡前后辽(契丹、奚、渤海)人所建政权年号钱》中,有如下的一段描述文字:
    “八、(东)辽国年号钱。(东)辽国是由金代原大辽国皇室后裔,金国北边千户契丹人耶律留哥,于元太祖九年、金崇庆二年(公元1213年)在咸平(今辽宁开原老城镇)建都,号中京,建元天统,所建的复辽政权。建元天统时耶律留哥铸造了天统元通宝钱,以示王权天授。传世天统钱见有三种:一种旋读隶书,有小平、折三,有元宝、通宝;一种篆书顺读,有小平、折五,有元宝、有通宝;一种楷书顺读,只有小平。三种钱中只有隶书钱可从确定为东辽钱,因为风格和前后契丹钱一脉相承,一眼即可知他们是血脉相通的一家人。而篆书楷书钱却缺乏这种辽风辽韵,与辽钱格格不入。它们属于何种种姓本谱不予评论,只确定暂存疑,不予入谱。隶书钱定为东辽钱是得起历史考验的,读者可从照片拓图中去体会其中趣味。这三种钱多从吉林、辽宁、北京地区出土。”
          上述文字言及只有隶书钱因极具辽韵,而归入东辽国铸币,同时,提及三种钱均多出自东北地区。检索可见博友北国盈泉曾于去年八月展赏了数枚鎏金和银、铜材质的天统通宝隶书钱,其确实深具辽韵,故裴元博先生之论当无疑问。
           如是,天统通宝篆书和楷书钱可基本认定非辽所铸。如此一来,我们便可回到本文开头所述,即天统通宝篆书、楷书钱,是为明玉珍大夏国天统年间所铸。这里,大夏国有天统年号,铸天统钱可无疑问,而同时据载天统通宝楷篆为对钱形式,尤其是“天统国宝背蜀府宫钱”为篆书,并已得到泉界确认且入谱载。这就表明,天统通宝篆书钱应该也是明玉珍大夏国天统年间所铸。由此我们便可以进一步分析认识题照所展之品了。
           首先,需要确认钱品本身无疑。察本品,“天统通宝背星月纹篆书折三银钱”,银钱之特有黝黑包浆,厚实纯真,油亮泛光,一派自然天成之相,盎然入目;钱体磕碰铸痕,累累瘢痂,皮皱纹深,彰显耄耋之相;其铸制精整,边圆廓正,地章平整,字廓深竣;钱文篆书书写标准,笔划清晰,其中,“寳”字具隶意,乃隶书写法。显而易见,从本品钱之实貌详察,其除了大开其门以外,实难找到闭门之处矣。
            其次,经检索,发现“泉海密探(QHMT)”博友所展示的一枚铅质“天统通宝背星月纹篆书折二铅钱”(见后附图),经与题照折三银钱比对,其书意无二,形制缘廓宽窄一致(因其为标注尺寸,只见写明折二,可能有误,或也是折三),仅存在各自因不同铸造出炉后的特点差异。此铅质钱的存世现身,非常有力地证明了“天统通宝背星月纹篆书钱”官炉铸之实矣! 
           再者,我们可以通过天统国宝背蜀府宫钱,以及同时代的元末篆书徐天启钱的书意风格特征而窥视到这种篆书钱的书意,皆具有相同的书写特征,同时也都具有精好肉厚的特色。显然,无论是铅钱还是银钱,书意与天统国宝背蜀府宫钱和徐天启篆书钱风格一致,且从其精整的铸工品貌来并结合至今所出罕少的特点来看,此钱属于元末大夏国的试铸样钱之理由应该还是有成立基础的。
          综上所述,这枚天统通宝背星月纹篆书折三银钱,确应为元末明玉珍大夏国天统年间所铸。其作为试样钱或者说只铸了银钱,极有可能是作为赏赐钱使用,这可从至今未发现有与此银钱相同形制的铜钱现身加以证明。这一点又因为在历朝历代,银钱都是非流通而用于赏赐或者纪念币性质出现的。
           最后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此银钱出自东北窖藏,并且非此一枚,尽管仍然稀见。那么,我们便会问,为什么当时建都重庆的大夏国铸币,会出现在今东北地区呢?是否臆造或者伪制?愚见以为,这个疑问当然可以提出,然,要释疑,也并非找不到一丝一毫理由。
           一是,元末明玉珍大夏国建立后,曾经领兵攻云南,并和元梁王孛罗帖木儿交战而败,后与元军亦有所战,尽管其后来灭于朱元璋洪武四年,因之前其铸币为元军所获,并带回北方,则完全是有可能的。此其一;其二,我们还可以通过在东北地区发现宋代应运元宝(北宋四川义军大蜀国政权铸币),包括“天统国宝背蜀府宫钱”银钱(博友阿骨打保机去年已展示)等加以证明。
           二是,检索资料,我们发现,据《明史》卷123“明玉珍传”记载,明玉珍后代于洪武五年(1372)正月,徙往高丽。另据叶子奇《草目子》记载:“辛亥七月(1371年),台兵攻四川,小升王同其母俱降,其后母召入宫,以海舟送小升王去高丽,飘飘然入于海矣。”而近年多有记载明玉珍后裔在韩国有“明氏大宗会”并每年回中国重庆明玉珍墓祭祖。这一点至少可以侧面证明,当时的明玉珍所铸天统钱,尤其是银质赏赐钱可能被其后代带入东北和朝鲜半岛,其在迁涉中或因某种原因遗留散失在东北地区。
           显而易见,上述两种情况,皆可能导致地处西南的明玉珍所铸赏赐银钱遗存在我国东北地区。虽然说这还只是一种推断,然而,其至少也是一种难以断然否定的原因。
           不管如何,天统通宝篆书钱的存在是客观的,其遗存品相表明其绝非现当代所臆铸。而其铸者虽然还不能有盖棺之论,仍有必要逐步深入考释,本文算是这个深入考释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仅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