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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称“缶宝版”，直径39.76毫米，为著名钱币收藏家李伟先旧藏，现存上海博物馆。关于此版与普通版的区分有以下几点：其一、银币正面字体为颜体楷书，端正有力，而普通版为行书体；其二、此版与普通版中繁体“宝”字写法也不同，故而有“缶宝”与“尔宝”之分；其三、缶宝版龙头较普通版略大，龙身也有着明显差异。故此币即为“缶宝版”属试铸样币，不仅是近代银币中的大名誉品，更是我国银币二十大珍品之一。该七钱二分样币，正面点圈内镌汉文和满文“光绪元宝”字样，上镌“四川省造”五字，下镌“库平七钱二分”六字，两旁镌六瓣花饰。背面蟠龙居中，外圈为英文，并镌有“7”和“2”阿拉伯数字，两旁镌小花饰。此币未经流通，银色自然，设计巧妙，铸工精良，但由于早期资料文献匮乏，故关于该币的铸造地与铸造时间众说纷纭。在英国人史威尼的《伯明翰造币厂史》一书中记载伯明翰造币厂藏品室曾发现一枚“缶宝版”一钱四分四厘银质样币，因此伯明翰造币厂铸造说相对而言可信度较高。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吏治腐败，鸦片泛滥，清政府在抵御外敌侵略上屡屡失败，大量的战争赔款，造成白银外流多达10亿两以上。外国侵略者不断在经济上掠夺，他们使用90%成色、标重七钱二分的白银，套取中国重达一两、成色93.5%的高纯度白银，造成白银流失，价格飞涨，百姓苦不堪言。用来抵制及取代洋钱。广东试铸成功后，各省纷纷效仿，朝廷也极力推广。不久，四川省亦开始筹办铸行银元。
据民国年间的《四川造币厂筹建报告书》载：“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川总督鹿传霖向朝廷奏请开办银元局。新建厂房地点在成都机器局内，经费借自县库与藩库。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厂房落成，洋匠艾文兰、强比尔送机器到。次年六月，奉旨将各省银元改归鄂粤代铸，川厂因而停止，四川总督奎俊以该省地僻道险，求邻靡易为由，奏请复建造币厂。经向藩库借款及派员赴鄂考察，于十月开局专铸七钱二分银元，次年设成都重庆两分局，专司行销回换事宜。”
从该段记载来看，四川造币厂经历了两次短暂的造币历史，尤其以第一筹备阶段尤为重要，这枚“缶宝版”七钱二分银币极有可能就铸造于此时期，并作为样币呈送上级部门审阅之用。
李伟先（1892—1972），别号宕涛，广东中山石岐人，曾长期担任上海永安纺织印染厂总会计师，用丰盈的祖产及自己一生的积蓄全部用于钱币的收藏。李伟先从一枚“三鸟币”开始，踏上了收藏钱币之路，后逐步扩大范围，亦收集铜元、古钱、纸币等，终于成为一位钱币收藏大家。他利用闲暇时间到处探宝寻友，并结识了沪上钱币大家马定祥，聘请其担任他的经纪人和钱币顾问。马定祥之子马传德在《钱币界名人逸事》载：“当年，我国金银币的收藏以施嘉干和奥地利人耿爱德最为著名，但李伟先的金银币藏品之丰、珍品之多绝不逊于前两位。以往，泉界有南张（叔驯）、北方（药雨）、巴蜀罗（伯昭）‘三巨头’之称，但这三位的收藏主要是古钱，而李伟先的收藏是涉及金银币、铜圆、古钱、纸币四大门类，如家父生前所说的，在我国钱币收藏家中仅此一位。”李伟先为人十分低调，从不出席泉界公开活动，直到1963年他首次向上海博物馆无偿捐赠珍贵钱币才为世人知晓并称颂，自1963年李氏夫妇首次捐献后，1964年、1965年，他们又分批向上海博物馆捐献了中国历代金银币、铜圆、古钱、纸币、元宝，以及外国金银币、奖牌等，总数量达到万件。据悉，这枚四川省造光绪元宝（缶宝版）七钱二分银币就在此次捐赠物之列。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致使这枚“缶宝版”没有发行，故存世四川省造光绪元宝“缶宝”七钱二分样币十分珍贵，并同时存在七钱二分、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三分六厘5种规格，即对应壹元、五角、贰角三种面值，是当之无愧的银币珍品。近年来随着大量新的史料发掘与面世，相信不久的将来，关于它的身世之谜终究会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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