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与清宫大内瓷器的命运

龙武生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廷迟至二十一日(10月12日)接到湖广总督瑞澂的电报才知此事，并迅即于当日发布谕旨，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兵南下镇压。考虑武汉三镇毗邻长江，又加派萨镇冰的海军和程允和的长江水师开赴武昌，由荫昌统一指挥。
　　八月二十二日(10月13日)，荫昌所带部队从北京出发。与此同时，清廷下令掌管全国财政的度支部负责筹饷。
　　财政状况糟糕
　　武昌起义之时，清廷财政状况究竟如何？陆军大臣荫昌的一份手谕透露了秘密。出发前，荫昌先去拜会度支大臣载泽。很明显，商谈的结果让荫昌十分失望。八月二十六日(10月17日)，荫昌给下属写了一份手谕，说现在国库的存银只有数百万两，但他估计要想平定武昌兵变，至少需银上千万两。
　　对比雍正、乾隆时期大清国库四五千万两的存银，此时的大清国可以说是够穷的了。近来有一种说法，宣统时期，清朝的经济实力当时在全世界也名列前茅。确实，大清财政收入不少——根据《清史稿》的记载，宣统二年，度支部公布宣统三年的财政预算，全年收入预计为约银2.97亿两。
　　但支出浩繁导致财政缺口相当大——宣统三年的财政赤字预算是4400多万两，宣统四年也达到4300多万两。财政紧张，导致像很多官员只发九成工资，而占官员收入大头的养廉银，则只能按六成发放。
　　武昌起义之后，各地以增兵防剿为理由，纷纷向朝廷要钱。但“库款奇绌”的度支部一律答复为“万难筹拨”。
　　八月二十六日荫昌拜会载泽时，后者当时就告诉荫昌，度支部正准备向外国银行借款作为军费。同时，面对辛亥革命后的严峻现实，清廷也真心希望早日把钱借到。
　　清廷最初计划先借银500万两。按照清廷的设想，借洋款应该不是难事。但向外国银行借款的设想最终落空——因为武昌起义之后，经美国动议，英法日德等国曾有保持中立之说，也就是既不支持清廷，也不支持起义军。
　　为什么呢？原来，当时想向外国银行借款的，不仅是清政府，还有武昌的起义军。但双方都遭到了其他各国的反对。根据当时大清驻英公使刘麟的转述，英国政府规定，无论是清廷还是起义军，要向英国银行借款，须同时得到清廷、起义军双方同意。英国政府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以免得罪一方而招致不测。但清廷和起义军此时正处于交战状态，岂能同意对方借款？为了能借到钱，清廷当时甚至想到了所罗门这样的小国，但最终也没成功。
　　袁世凯提出卖瓷器
　　外借洋款不成，内帑银又告罄。如此一来，清廷财政“库空如洗、军饷无着”的局面，愈发严重。这样的状况，直到九月十九日(11月9日)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之后，也无改善。
　　无奈之下，十一月十一日(11月30日)，袁世凯、绍英(时为署度支大臣，相当于代理财政部长)奏请将盛京大内、热洞行宫旧存瓷器发出变价出售，以救目前之急。盛京大内就是今天的沈阳故宫，热河行宫就是今天的承德避暑山庄。究竟是谁向袁世凯等提的如此建议，目前已不可考。为何选中这两地呢？首先是它们不如紫禁城那样引人瞩目，另一方面这两地“旧存上等瓷器多件，均属希世奇珍、全球罕见”。
　　大内藏品均是列祖列宗所遗留的，在以祖宗家法为重的封建时代，按理说自应妥善保管。但变卖大内藏品，甚至是变卖瓷器，在清朝历史上，袁世凯并非第一人。早在嘉庆年间，清朝就曾变卖过大内瓷器15万件。
　　按照袁世凯的设想，获准后通知东三省总督、热河都统并派妥员前往盛京和热河承德避暑山庄，清点大内瓷器，再运至京城变卖。
　　十一月十一日(11月30日)上折，第二天，袁世凯接见了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在北京的代表，告知隆裕太后已经批准变卖盛京大内瓷器的计划，并表示由于他本人远在北京不易办理，希望赵尔巽在沈阳大力襄助。根据有关档案，赵尔巽在京城的代表将此消息发电报告知赵尔巽的时间是“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八点二十五分”。由此可知，当天早朝隆裕太后一批准此项变卖，早朝结束，袁世凯就见了赵尔巽在京城代表。袁世凯当时变卖大内瓷器心情之迫切，可见一斑。
　　十一月十七日(1912年1月5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就此事第一次电奏内阁说，盛京所存大件瓷器并不多，即使全部变卖了，也筹不到多少钱，进而提出将其他宝物也变卖的建议。几天后，赵尔巽的另一封电报报告了盛京大内所存宝物的数量和价值——数量超过万件，价值3000万两左右。为了变卖方便，赵尔巽还让人编写了一部藏品目录。
　　袁世凯叫停买卖
　　获悉清廷要变卖大内藏品后，外国商人十分感兴趣。第一个表示出购买意向的，是法国商人李那儿。在法国驻沈阳总领事贝铎的陪同下，宣统三年十二月初，李那儿亲自到沈阳故宫参观查验，并请贝铎从中说项。
　　李那儿不愧是精明的商家，虽然时间仓促，但他还是统计出沈阳故宫所藏各种瓷器约有10.3万件。根据十二月初七日贝铎给赵尔巽的信函，李那儿表示愿出价40万两，将此批瓷器尽数购买。同时提出，如果双方同意成交，等瓷器运到天津交割完毕后，立即在天津付款。接踵而来的，还有法国商人魏武达。赵尔巽对这批瓷器等大内藏品的估价是3000万两，而法国商人只肯给40万两。这种趁火打劫行径，让赵尔巽无法接受，于是他复电拒绝。
　　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帝颁布退位诏书，袁世凯出任临时总统。原来主张变卖瓷器的袁世凯立即转而反对售卖这批瓷器。
　　刚刚担任临时总统第4天，袁世凯即追问沈阳故宫这批藏品的下落。在听说有人想私下将这批藏品卖给外国人的消息后，二十九日下午，袁世凯给赵尔巽发去紧急电报，表示“此事关系甚巨”，要求赵尔巽迅速查明并立即回复。
　　腊月二十九日，举国正在忙于一年中最隆重的春节，袁世凯在此时追问沈阳故宫藏品的情况，可见此事之紧急与重要。接到袁世凯的电报，赵尔巽不敢怠慢。当晚，他就给予了回复，表示如此重大的事情，谁敢自作主张就卖给外国人。
　　发电追问沈阳故宫藏品下落，或许只是精于权术的袁世凯试探赵尔巽的虚晃一枪。但袁世凯的追查意味着叫停了关于大内瓷器的买卖。不晓内情的美国人，还继续打着购买的念头。1912年4月19日，美国驻奉天(即现沈阳)总领事给赵尔巽写信，说远在日本的美国驻日大使欧布贲获悉盛京大内的皇宫宝器要变价出售的消息，如今欧布贲奉命要从日本调驻意大利，他也想买这批瓷器。不过，袁世凯已经不准售卖这批瓷器成了赵尔巽拒绝美国人的最佳理由。
　　身为大清内阁总理时，袁世凯“崽卖爷田心不痛”，提出售卖大内瓷器；摇身变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就主动叫停售卖大内瓷器。其实，人依旧还是那个人，身份的改变却带来截然不同的政策。个中的反差，令人深思。但无论如何，这些无价之宝没有流出国外，总是值得庆幸的。
　　来源：《凤凰周刊》

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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