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员的书单：三国史事很流行

龙武生

       得益于年鉴学派的启发与提倡，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书籍史、阅读史研究自1950年代末起逐渐受到学者的重视；而新文化史的影响无疑又更新了研究面貌，达恩顿对18世纪法国禁书的传播、阅读的历史分析即是一个范例。然而若回视明清时代的中国，这一图景事实上是晦暗不清的。嗜于藏书的士大夫所编制的藏书目录恐并不足以代表其日常阅读，而文集中收录的题跋札记亦仅能反映其学术取向。探寻清朝精英层的阅读世界，有必要在史料上另辟新径。下文将利用抄家清单和日记，略窥几位清朝官员的日常阅读。
　　高朴：“当代”小说迷
　　高朴（？-1778）出身世家，祖父高斌（1693-1755）为乾隆朝治河名臣，久任河道总督，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父高恒（？-1768）曾任两淮盐政、总管内务府大臣。高氏一族本隶内务府旗籍，后因高斌之女慧贤皇贵妃之故，抬入镶黄旗满洲，改姓高佳氏。根据国史馆本传中的简短记录，高朴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由武备院员外郎调任吏部，因办事勤勉而为清高宗器重，其后扶摇直上，六年后已官至侍郎。但正在其政治前途大好之时，却因在叶尔羌办事大臣任内串通客商、私贩玉石而被处死，家产籍没。
　　清朝籍没犯官家产，均列有详细的清单，但主要侧重于可以“变价入官”的田产、器具、衣饰，除了少数牵涉违碍文字的案件，对于犯官藏书一般不进行逐一登记，即便登记，也只是笼统概言有几部或几箱而已。但高朴案的抄家清单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异例，其中对高朴的藏书进行了全面记录。此单原作为一份满文奏折的附单奏上，后被归入军机处满文月折包而留存至今，《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中收录有影印件，兹引录如下：
　　高朴名下书籍：《幸鲁盛典》、《太平广集》、《池北偶谈》、《砚云甲编》、《练川十二家诗》、《国朝诗别裁记》、《韵府群玉》、《列国全志》、《聊斋志异》、《梅村集》、《吕子节录》、《双仙集》、《古事苑》、《情史类略》、《狯园》、《赐书堂集》、《清芬阁米帖》、《通鉴举要》、《讱苍诗存》、《春星堂诗集》、《情中烈传》、《排闷录》、《西堂余集》、《寄园寄所寄》、《琵琶记》、《笠亭诗记》、《李石亭诗记》、《固哉草亭记》、《小学大全》、《慱古图》、《虞初新志》、《砚北偶钞》、《坚瓠集》、《资治通鉴》、《清文鉴》、杂诗、大小杂书十八本。（《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38册，96-98页）
　　原单中错字较多，当是匆忙抄录、疏于核对之故，不过却可以清晰体现出乾隆中叶一位八旗官员的阅读世界。帝制时代学术体系中占据主流的经史之学，在高朴的书单中事实上是相当边缘化的，他仅有两种经部典籍，即《小学大全》与《清文鉴》，前者是相当基础的儒家伦理读本，而后者则是实用性的官修满汉文辞书；史部有《幸鲁盛典》、《通鉴举要》与《通鉴》，同样是官修书籍与基础典籍的格局，《举要》不详是何书，极有可能是坊间拼凑而成的简明读本。此时已经颇为兴盛的考据之学，在高朴这里完全找不到任何踪迹。
　　相较而言，高朴似对子部、集部兴趣更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笔记、小说数量颇为可观。除《太平广记（原误作集）》外，其余基本为近人著述，《狯园》、《情史类略》为晚明时书，距高朴之时不足二百年，《寄园寄所寄》、《虞初新志》、《池北偶谈》、《坚瓠集》皆为顺、康年间成书。另如《聊斋志异》，完全为当代著作，距其首度刊刻不过十余年，足见高朴对此类小说的关注。事实上，像《列国全志》等通俗小说或《情史类略》、《情中烈传》等晚明专记情事之书，很难进入官员、士大夫编制的藏书目录，但是却不可因此断言，官员与士大夫在日常阅读中完全摒弃这类“非正统”的书籍。再看高朴藏书中的诗文集，亦是以本朝人著述居多，前代别集竟无一种，如《练川十二家诗》（王鸣盛辑）、《春星堂诗集》（汪师韩）、《赐书堂集》（曹秀先）、《石亭诗集（原误作记）》（李化楠），作者或辑录者均与高氏同时、甚至为同僚，极有可能是酬赠之书。
　　纳世通：满洲人都爱读三国
　　因史料无多，清中叶八旗官员的阅读世界颇不易探寻，虽仅有片语，亦弥足珍贵。笔者所见的另一份抄家单来自觉罗纳世通（1706-1765）。其人出身镶蓝旗满洲，由官学生考取笔帖式，官至侍郎，乾隆二十三年（1758）后久驻回疆办事，后因乌什事变中兵溃被论罪处死。他的“入官什物清单”中仅有四部书籍：“《三国志》一部（二套），《音汉清文鉴》、《同文广汇》各一部，《缙绅》一套（又十本）。”（《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75册，188页）从数量来看或非其藏书的全部，当是随身带至西域任所者。《缙绅录》、《音汉清文鉴》与《同文广汇》均属实用性书籍，尤可佐证此点，后二种均为汉满合璧辞书，纳世通初由职司文书缮写与翻译的笔帖式入仕，但处理公务时仍需借助辞书，可见此时满人渐染汉俗、“国语”衰退之明显。《三国志》大概是纳世通赴任时所携的唯一一部可资日常翻览的书籍。在清朝的官方记事中，《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往往不加区分，清太宗笃嗜的所谓《三国志》即是《三国演义》，后者之于爱新国与清初政治的关系，李光涛先生已有长文详述。纳世通所读未详是史著抑或小说，不过满洲人嗜好三国史事这一传统，似在入关百余年后仍得以保存。
　　李棠阶：涉猎广泛，医书最实用
　　道光中后期，随着理学的复兴，在京士人中逐渐形成了讲求理学的学术团体，李棠阶与倭仁、邵懿辰、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等皆是较为活跃的成员。李氏为道光二年（1822）进士，久任翰林，后因事罢黜，废置十余年，同治初起复，官至礼部尚书，并入值军机处，留有比较完整的日记。但必须说明的是，日记之于晚清理学士大夫有特殊意义，首先它是私人反省的依据；其次日记需在师友间传阅，以供他人批评，因此而“被建制化为一种道德转化的资具”（王汎森：《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李氏亦不能免，他的日记在生前即曾有师友批阅，去世后又经誊抄、出版，真实性自然有所减损，不过至少可以看出在时人观念中，理学名臣的日常世界究竟如何。
　　因史料无多，清中叶八旗官员的阅读世界颇不易探寻，虽仅有片语，亦弥足珍贵。笔者所见的另一份抄家单来自觉罗纳世通（1706-1765）。其人出身镶蓝旗满洲，由官学生考取笔帖式，官至侍郎，乾隆二十三年（1758）后久驻回疆办事，后因乌什事变中兵溃被论罪处死。他的“入官什物清单”中仅有四部书籍：“《三国志》一部（二套），《音汉清文鉴》、《同文广汇》各一部，《缙绅》一套（又十本）。”（《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75册，188页）从数量来看或非其藏书的全部，当是随身带至西域任所者。《缙绅录》、《音汉清文鉴》与《同文广汇》均属实用性书籍，尤可佐证此点，后二种均为汉满合璧辞书，纳世通初由职司文书缮写与翻译的笔帖式入仕，但处理公务时仍需借助辞书，可见此时满人渐染汉俗、“国语”衰退之明显。《三国志》大概是纳世通赴任时所携的唯一一部可资日常翻览的书籍。在清朝的官方记事中，《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往往不加区分，清太宗笃嗜的所谓《三国志》即是《三国演义》，后者之于爱新国与清初政治的关系，李光涛先生已有长文详述。纳世通所读未详是史著抑或小说，不过满洲人嗜好三国史事这一传统，似在入关百余年后仍得以保存。
　　李棠阶：涉猎广泛，医书最实用
　　道光中后期，随着理学的复兴，在京士人中逐渐形成了讲求理学的学术团体，李棠阶与倭仁、邵懿辰、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等皆是较为活跃的成员。李氏为道光二年（1822）进士，久任翰林，后因事罢黜，废置十余年，同治初起复，官至礼部尚书，并入值军机处，留有比较完整的日记。但必须说明的是，日记之于晚清理学士大夫有特殊意义，首先它是私人反省的依据；其次日记需在师友间传阅，以供他人批评，因此而“被建制化为一种道德转化的资具”（王汎森：《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李氏亦不能免，他的日记在生前即曾有师友批阅，去世后又经誊抄、出版，真实性自然有所减损，不过至少可以看出在时人观念中，理学名臣的日常世界究竟如何。  

原创作者：马子木    来源：澎湃新闻    2014-10-08

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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