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铜元发展史

龙武生

【四川铜元铸造始末】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川督岑春煊始议铸造铜元。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建立四川铜元局，其规模不大，仅就原购铸小制钱的废机修整使用．厂房是机器局的压铜厂和旧的铜钱厂，铸料是机器局的枪弹废壳边渣和宝川局余铜，圯炼净尽。按铜95％、铅4％、锡1％的比例配铸“当五”、“当十”铜元。所铸铜元悉用紫铜,质量较好。
       光绪三十年(1904)，仿湖北省铜币式样．将“四川官局造”五字改为“四川省造”四字。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清政府通令各省将所铸的“光绪元宝”铜币．统一改为“大清铜币”，并要在币的中心加铸阴文或阳文的各省汉文简称，四川省即铸有中心为“川”字的当五、当十、当二十等三种铜元。同年九月，清政府的户部改名为“度支部”，但各省铜元局所铸的“大清铜币”币面纪铭仍一直用“户部”字样，唯独四川所铸宣统元年大清铜币的纪铭改为“度支部”。以致四川铜元成为全国铜元特点之一。
      辛亥革命后，四川大汉军政府于民国元年废除龙纹大清铜币模式．改铸汉字“当十”、“当二十”和“当五十”文三种面值的铜币，正面为“四川铜币”四字，中问有一枚海棠花，上有“军政府造”，下边为当制钱若干文，反面中问有一圈，圈内为篆文“汉”字，圈外还环绕有十八个小圈，小圈上有“中华民国元年”六字。民国2年(1913)，又添铸“当一百”和“当二百”两种铜元，当一百铜元的模式与当五十的相同，当二百文的版面稍大，其正面中间谱有一圈，圈内为嘉禾两穗，穗中有直书的“贰百文”三字，圈上为“中华民国二年”，圈下为“四川造币厂造”，反面正中亦有珠圈，圈内为两面交叉的五色旗，圈上有英文The BeputIle of chine，当二百文的版面比一百文大，这种二百文铜元，又称“双旗”铜元,亦称大二百文铜元。
       民国7年(1918)成都造币厂曾增铸五文铜币。民国8、9年(1919、1920),曾铸当一百和二百铜币。民国13年(1924)．扬森为了更多地掠夺铸币暴利，铸造重量轻、币身薄，体积小的小一百和小二百(也叫新一百和新二百)铜币，这两种铜币的模式与以前铸的“汉”字和“旗版”均有变动。自民国15年(1926)起到17年(1928)止的三年时间内，四川造币厂铸造的小二百文铜币多达四亿余枚。由于铸造铜币有利可图．当时省内各防区的军阀们也纷纷效尤，设厂铸造劣质铜币，使四川币制混乱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四川铜元在清末初铸时，质量较好，一般都是用紫铜。每枚铜元的含铜量均在95％左右。民国以后，成、渝两地铸造的铜元。因当事者贪图重利。搀入白铅较多，除老一百、老二百两种为紫铜外，其余均是白黄色的白铅。故铜质不如清末所铸之纯。由于用铜日杂，成色方面难以精确核计，据当时《财政年鉴》所载：四川当五十文铜元含铜量为千分之五百，老一百文铜元为千分之五百八十，新一百文铜元为千分之二百，老二百文铜元为千分之七百，新二百文铜元则降低至千分之三百八十。重量方面亦较清末所铸为轻。如当二十文者只重三钱，当五十文者重五钱。老一百文者重五钱八分，老二百文者重七钱。新一百和新二百投产后，重量更轻了。
       四川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铸铜元起至推行法币时止的30余年间，除清末一段时期铜元铸造敷有较为完整的纪录存下来外,民国时期，由于受四川军阀混战的影响，生产既不正常．档案又散失不全，亦从未正式公布过铸造数量。这种历史的原因，给川省货币紊乱史料的整理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至宣统三年(1911)的9年中，四川铸造了“当五”、
       “当十”和“当二十”铜元775,484,733枚。民国元年(1912)以后，政府度支日绌，叉因钱价愈低．公家铸造“当十”、“当二十”铜元，即多加铝锡，改作白铜亦已无利可图。于是改铸“当五十”铜元。护国之役后，军阀为了谋取厚利，加大面额铸造“当一百”和“当二百”的大铜元．后又减轻重量铸“小一百文”和“小二百文”铜元。民国元年(1912)至17年(1928)，成都造币厂共铸造“当五文”、“当十文”、“当二十文”、“当五十文”、“当一百文”、“当二百文”6种铜元达24.78亿余枚。重庆铜元局于民国2年(1913)至民国6年(1917)铸造“当二十文”、“五十文”铜元92,504,725枚。至于民国6年(1917)以后，四川大小军阀私自铸造铜元极其普遍，其铸数若干，更是无从考核统计。据当时有关方面估计，民国7年(1918)至民国24年(1935)平均每年铸造的劣币，都在1亿枚左右。
       清末民初，民间日常生恬所需生活日用品，纯以钱文计算。在银元畅行时，铜元作为辅币仍旧普遍流通行使，不论成都或重庆所造铜元，均能在省内外广泛流通。但自铜元面额增大后．不仅原有的制钱被收去改铸铜元图利，小面额的铜元亦有被收购熔化改铸大面额的。如当五十文铜元出现时，市上的当十文和当二十文的铜元就减少。新二百文铜元面市时，原有的老一百和老二百文铜元亦趋匿迹。民国14年(1925)，当五十文以下铜元都停铸后，新二百文铜元在川省境内成为交易的起码单位。少数二百文以下的交易，有的用制钱，有的则将当二百文铜元截为两半或四片当作一百文或五十文，作为找补零星数额之用。这种铜元，俗称“宰板”铜元。有的地方还有以竹签或竹片代铜元作零星找补之用的。由于铜元的额定价值与使用价值产生差距，如当十文铜元最初是按照面额使用，以后每枚逐渐改作当一百文行使，其他种类铜元的使用价值亦有改变，而政府又未规定先后价格折合的比率，以致民间的债权债务由此发生不少纠纷。
       四川铜元中二百文的铸造，前已述及自民国2年(1913)开始．计有大型小型的区分，铸造者惟利是图。初由五十文改铸一百文，继改铸大型二百文，此犹未足，复改铸小型二百文。大型二百文一枚，最少可改小型二百文两枚，清铸二十文铜币，其重量较小型二百文还重。更有不法之徒，更用机械以清铸十文铜币压而扩之，改图易字成小二百文，两型的重量没有差别。故在流通中因地区不同而有差别。大型二百文在全省均能流通使用，尤以沱江流域为多。川南高县、珙县、筠连、兴文等县，只作一百二十五文或一百文行使。而仪陇、蓬安、昭化、通江等县，却作三百文行使。天全县僻处边远，常有外省商入以二百五十文的价收买，而遂宁、潼川、保宁(今阆中)、南部、广安等县每以大型二百文(旗版)斫成二，一牙作一百行使。至于小型二百文，在全省长江沿岸，自涪陵以下及酉阳、秀山等县，只作一百文使用．其余各地则能照面额通用。
       川省铜元的愈出愈坏，其害波及其他省市。当川省只铸当十、当二十文的时候，川省与长江下游各省的铜币种类完全相同，故钱价亦无大差异。但自川省开铸五十文后，每洋一元可易铜元二千文上下，而下面各省每元仍为一千一二百文，当二十文者，在川省内并不能贵于当五十文者，故一运出省，每洋一元即可坐获数百文之利。不少商人遂相率运至宜昌沙市一带出售。待当一百文的面市，当五十文的亦被运至宜、沙；至当二百文的面市，又将一百文的运至下游各省图利。数量日增．以致当地价钱日跌。生活日高，实受了四川铜元的影响。实际上当一百文的与从前当十文者大小厚薄没有什么差别，当二百文的与从前当二十文的亦无什么差异。有的商人到汉口、上海等地购置当地所铸当十、当二十文的，运回四川改压作当一百、当二百文字样行使。自当二百铜元产生后，不仅当十当二十的铜元已先后流出省外或予收回改铸，就是当五十、当一百的亦皆流至宜沙一带。以致本省所有的通货，只有二百文一种了。故有人说“四川成为二百文的天下”，确是事实，当时，交易无法找补的县区乃有宰板二百文的产生。影响四川与外省的贸易并引起长江下游省市的物价。
       四川铜元的诞生晚于国内广东等省，前后不过30余年的历史．且在铸造和流通过程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处于军阀割据及混乱时期。政局不稳，军阀专横各自为政，以减重、降质、缩小等方式铸造铜元，从中大肆剥削人民。成都造币厂和重庆铜元局两个公立铸币机构，均为军阀所掌握，各大小军阀又各自私设铸币厂，以致滥铸、乱铸、私铸大量的各种形色的铜元，影响社会政治、经济和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几次金融货币风潮，在法币政策实施以后，铜元才退出了流通领域。 近代四川币制演变(2009-02-21 15:59:24)



铜元 钞券 币制 兑换券 杨森 四川 杂谈 分类： 钱币论文
近代四川币制演变作者：宋晓琴
主要内容：近代四川币制紊乱，民国尤为严重，军人可任意创办银行滥发纸币及各种兑换券，私设造币厂滥铸银元铜币；银号钱庄、各商会、各地方政府可随便发行钞票或类似钞票的兑换券，由此造成货币种类复杂，数量庞大，为各省所不及。研究近代四川货币，不仅可以了解近代四川币制的紊乱，也可以了解近代四川货币的发展史。
关键词：四川；货币；币制
近代四川货币在光绪二十七年（1900年）前只行使传统的纹银和制钱，二十七年后，银两、银元、铜元、纸币多元货币并行使用。特别是进入民国后，由于川政的不统一，军人私设造币厂滥铸银元铜币，任意创办银行滥发纸币及各种兑换券；各地方政府、银号钱庄、各商会也可随便发行钞票或类似钞票的兑换券，于是各种私铸银铜元、纸币充斥市面。由此造成近代四川的币制的紊乱，货币种类复杂，数量庞大，为各省所不及。研究近代四川货币，不仅可以了解近代四川币制的紊乱，也可以了解近代四川货币的发展史。

一、制钱与纹银并行时期（1840～1898年）
道光咸丰以前，四川银少钱多，一般交易皆以钱为本位，用银恒少[1]；道咸以后至光绪二十七年，通用银锭。银两用于大额交易，制钱用于小额交易。但两种货币间并不是主辅币关系，其之间的比价随银、铜市场的价格而定。
（一）制钱为圆形，内有方孔，正面刊有光绪通宝、乾隆通宝，以及嘉庆、道光、同治等年号之通宝；反面清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及四川成都之宝川局所铸造。四川制钱机关宝川局于雍正十年正式设立，所造制钱重一钱二分[2]，铜六铅四[3]。宝川局曾于咸丰四年（1854年）十一月开铸当十大钱，重四钱四分，铜七铅三[4]。鸦片战争后，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制钱逐渐衰落，制钱制度随着咸丰始铸大钱而开始崩溃。咸同以后，各省制钱的铸造大减，在铜贵钱荒的影响下，铸造制钱已无利可图，宝川局于同治元年（1862年）基本停铸，市场上流通的制钱日益减少。晚清之际，制钱在一般人民生活上虽尚不失其重要性，而在商业金融上已退居次要地位。宣统二年（1910年）“币制则例”颁布，虽未明令废止制钱，但已不被置于现代货币之列了，制钱制度至此宣告消灭。[5]
（二）银两是以白银作为货币材料，以重量作为货币单位的一种货币制度。清代沿用明朝币制，仍是银两与制钱并行，大数用银，小数用钱，通常是银两多用于田赋征收、军政饷银和其他农商巨额支付，零星小额支付则用制钱。道光咸丰以前，四川银少钱多，一般交易皆以钱为本位，用银少。道咸以后，通用银锭，鸦片战争后，海禁大开，外国银元大量流入内地及我省。随后，光绪二十七年（1900年），成都造币厂开始铸造银币，因银元在使用、携带、辨认、计数值方面比银两优越，故银两逐渐被银元所代替，市面上银锭逐年渐少。民国初，市面交易多不用银锭而通用银币，以后银锭逐渐消失不见。
四川银两的种类可分为四种。一为大元宝，重五十两左右，形似马蹄；二为大锭，重八两至十两，形式不一，以馒头形为多，又称小元宝；三为中锭，重三两至五两，形状有馒头形和马蹄形；四为小锭，亦叫“福珠”“滴珠”或“垂珠”，则数钱至二两不等。清代的银两铸造由民间自由铸造。四川一般铸重十两的银锭，锭面中心突出一个小圆点，一般有年号、县名或银两用途、银匠姓名等。
白银的销铸清朝政府完全采取自由放任政策，致使白银的成色、平码（即重量标准）、大小及名称各因地而异。四川各地通行之平码，在成都为九七川平、川库平、盐库平、渝钱平；在重庆为九七平、钱平、沙平、关平、盐平、广货平、货平、常平；在万县为川九七平、新沙平、库平；在泸州通用九七平；在自流井通用自流井平。光绪三十三年，省商务局统一省平，以正九七平为全省通行的制平，并于次年饬令各府厅州县、城乡所用砝码一律改为九七平。
银两的成色由公估局决定，银每锭十两收费制钱四文，发给凭单一张，按成色分为新票（纯银），老票（旧银）、套槽（次银）。若用套槽付款，每一百两须加三两，用老票时则只须加几钱。复杂多样的平码及银两成色，给交易带来诸多的不便。后四川全省统一九七平银，虽使四川过去极端紊乱的银两制度有所缓解，但并未改变鉴定银两成色重量不便的问题。
四川通用成色宝银表[6]：
二、自铸银铜元兼少量纸币行使时期（1898～1911）
清末，由于外国银元在中国流通时间久、范围广、数量多、对中国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促进了近代中国的自铸银元。银两与银元并用后，日常生活和完粮纳税大多用银元，但商业往来和国际收支，还是普遍用银两计算。
1895年四川建银元局，两年后开铸银元，1908年停铸。川督奎俊于1902年奏准铸造银元，设厂于四川机器局内，铸造银元和辅币。所铸银元皆为龙模，每元重库平两0.7179，含库平两0.6437[7]。辅币分二角银币、一角银币、五分银币和一分铜币。1905年，锡良仿铸印度卢比铸重三钱二分的藏洋，行使西藏及川边地区。重庆造币厂所铸银币称重庆版，但在成都并不通用。
四川铸造铜币，始于光绪二十九年，由成都造币厂造，当时仅铸当十及当二十铜元，以紫铜为质，成分为铜九五、锡铅一[8]，铜质纯洁，铸工精细，一面有龙文，一面铸年号、铸造年份及地点与当若干等字样。后成都币厂因铜缺乏，曾收买改铸二百铜币，故市面流通少。
政府和各银行在1911年前发行和流通的纸币，种类不多，数量有限。1895年，蜀通官钱局成立，发行一两银票。1905年，大清银行重庆分行开业，发行面额为一两、五两、十两、五十两、一百两的银两票和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的银元票。1891～1903年，南溪、重庆、叙府、泸州、等地的钱铺和四川铜元局发行过一百文至二千文面值的钱票。

三、多元货币并行时期（1911～1935）
这一时期，银元、铜元、纸币、银两、制钱等多种货币并行使用，军人可任意创办银行滥发纸币及各种兑换券，私设造币厂滥铸银元铜币；银号钱庄、各商会、各地方政府可随便发行钞票或类似钞票的兑换券。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滥铸银铜元（1911～1928年），二是停铸银铜元时期（1929～1935），两个阶段都滥发纸币。
（一）银两，在国际收支和大额交易上继续发挥作用，到1933年废两改元，银两制度才被正式取消。
（二）制钱，在市场上零星的使用，民国初年，十枚制钱合当十铜元一枚；1921年后制钱几乎绝迹，人民即使有制钱也不愿作为货币使用，而是作为铸币的材料卖给造币厂改铸铜元。
（三）银元，民国成立后废龙模，由四川军政府自创模型改铸汉字大洋，称“川版”。“一面中书四川纸币四字，中心作海棠花一小朵，上边加军政府造四字，下边加壹圆二字，另一面用十八小圈绕一大圈，圈内书篆文汉字，大圈内加外直线纹为底。上边加中华民国某年字样，其银字的金字旁系连书四画。此项模型即为四川银元定型，一直未变”[9]。一元币重七钱二分[10],仅能在四川流通。同时还五角、一角、二角辅币。五角币重三钱六分，二角重一钱四分四厘，一角重七分二厘[11]。1917造币厂停铸五角银币，全铸一元的川版银元，五角银币日渐稀少。1919年，四川缺乏辅币，成都造币厂为谋余利开铸半元银币。因加工过急，工作粗糙，且所用铜模又不一致，所以造出的半元银币就有“元字开口”，“角字出头”，“尖花”，“圆花”，“五瓣”，“六瓣”等六种。[12]1924年，杨森任四川军务督理，为了扩军筹饷，掠取财源，饬令造币厂停铸一元银币，只铸造五角银币。1925年，二十八军军长邓锡候控制造币厂，大量鼓铸半元币，并降低成色为银六铜四，称为“新厂版”（以前所铸半元为“老厂版”）。1927~1928年间，各军设厂争相私铸半元，遂有“厂版”与“杂版”之分。造币厂造者为厂版，私厂所造者为杂版。杂版银质愈趋愈劣，人民拒绝使用。遂由造币厂将各杂板收回，改铸大洋。私厂因半元价值过低，无利可图，相继停铸。
成都造币厂历年铸造银币种类及数目（由于材料有限，重庆造币厂所造数目并未列入）：
一元：72，699，138枚；五角：40，057，325枚；二角：1，397，635枚；一角：1，240，075枚；半角：1，240，075[13]
（四）铜元，民国成立初，因财政困难银贵钱贱，铜币改由白铜铸造，且多加铅锡，成分降为铜七铅三，开铸当十文和当二十文的铜元，分别重二钱和三钱，并加铸当五十文重五钱的铜元。当十文和当二十文阴面有汉字十八圈，阳面刊“四川铜币”等字。1913年川督胡景伊为镇压讨袁二次革命，开铸当一百、当二百大铜元。
此后，当十、当二十、当五十的铜元都基本停铸，主要铸当一百与当二百两种，铸数也逐年增加。当一百行使于万县、涪陵、忠县、酉阳、彭水、石柱、黔江、奉节、云阳、叙永、古蔺、兴文、江津、梁山等县1917年，停铸当十、当二十两种小额铜元，只铸造当五十和当一百、当二百的大铜元（称旧板）。 当二百行使于内江、资中、富顺、宜宾、自井、荣昌、南溪、泸县、洪雅、古蔺、马边、庆符川南等县，川北地带可溢价行使。当五十铜元行使于涪陵、忠县、彭水、石柱、黔江、奉节、云阳、汉源、叙永等地区。[15]1919年，熊克武主川时，停铸了当一百和当二百的大铜元，只铸当二十、当五十两种。 1924，杨森统治成都，铸造重二钱七分的新一百，用减轻重量的手段攫取余利。1926年，成都造币厂造新二百、一百铜元。新二百行使于成都、重庆、合川、南充、三台、眉山、汉源、什邡、蓬溪、潼南、安岳、璧山、崇宁、新繁、、彭县、芦山、阆中等地区。[16]此时私厂林立，大至师旅团部，小至县署乡场，无不自购机器，收买制钱任意滥铸，铜币到处充斥。[16]
除以上铜元，还有川北版当二百铜元，此种铜币为川北私厂所造，铜质拙劣，文字模糊，川北一带流行；棰版当二百铜元，此铜币为用当二十铜元加热，置于模型，使字迹变成当二百等字，当新二百流行市面；宰割铜元，将旧二百铜元用刀切成两块或四块，以便零星找补，二分之一当一百文，四分之一当五十文，曾盛行于嘉定一带。
成都造币厂1913年～1928年所铸铜币种类及数目：当二百文，746，923，353枚；当一百文，404，295，260；当五十文，373，646，326枚；当二十文，1903年～1928年，178，826，526枚；当十文，749，516，903枚；当五文，556，121枚[17]
1929年，刘湘向聚兴诚银行借款从上海购回白银交重庆铜元局铸造汉字壹圆币，成都造币厂也重新铸造汉字银元。四川当局也宣布恢复一元主币。由于厂版淘汰，新汉字大洋出现，商民间的债务纠纷突出，银行钱庄亏损极大造成多家银钱行号倒闭。成渝两厂一齐开工主币后，因白银收进越来越少，银元的铸造时行时停，至1930年完全停止银元。同时，铜元的铸造也因铜料无源，成渝两造币厂也开始完全停铸铜元的铸造。
（五）纸币，民国成立后，四川纸币名目繁多，种类复杂，有国家银行发行的兑换券，有地方金融机构发行的钞券，有非金融机构发行的钞券，私营商业银行钞券。
国家银行纸币有1915年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重庆分行成立。中国银行发行“四川重庆”地名兑换券，随后在成都、万县、泸州、自流井等地设立分行，分区发行兑换券。交通银行发行“重庆”地名的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的兑换券，发行量不大。但不久，由于战事影响，这两行旋即停兑，其后在四川的流通中国银行云南分行的兑换券，在1917年滇军败退四川，此兑换券停兑。1928年后川政趋于统一，中国银行重庆分行重新发行兑换券，在四川各地流通顺畅，人民乐用。1935年，中央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在重庆设立分行，发行“重庆”字样的十元、五元、一元、二角、一角兑换券。
地方金融机构钞券有民国元年成立的四川银行发行大汉四川军政府军用银票；浚川源银行兑换券；1923年联军发行的四川兑换券和省军成立四川成都官银局发行的官银票；1926年重庆中和银行发行面额为一元、五元、十元三种无息存票；四川西北地方银行钞票；四川西北银行钞票；裕通银行钞券；新川银行兑换券；重庆官钱局铜元券；四川地方银行兑换券；四川省银行辅币券；西康省银行藏币券；县银行钞券(民国时期四川地方金融机构纸币发行一览表) [18]。
非金融机构钞券有二十一军粮契税券；二十四军银元流通券；二十八军粮契税券；此外四川各地方政府以各种名目，先后发行铜元票、银元券、统筹券、借贷券、找补券、临时货币、藏币券等多种货币，各地商会、店铺、钱庄、个人在市场通货缺乏或辅币券不足的情况下，以各种名义发行“执照”或兑换券，于是各种纸币、私钞、杂票充斥市面(民国时期四川地方政府发行钞券表) [19]。另外，成都重庆两地有地方银行、重庆银行、川盐银行、川康银行、美丰银行、平民等各私营商业银行多自行印制发行各种钞券，1935年实行法币政策时，各商业银行停止发行钞券。

四、纸币本位时期（1935～1949）
1935年，财政部为救济我国经济危机起见，参照各国先例，实行币制改革，统一币制。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所发行钞票定为法币，辅币改为铜镍两种。规定所有完纳粮税及一切公私款项的收付，必须用法币，禁止银铜元通货的行使。四川推行法币政策初期，人民积于旧习，对推行法币疑虑重重，持不信任态度，甚至拒绝使用，不法分子从中造谣，以致物价暴涨，铜元紧缺，市面出现恐慌现象。后经政府再三声明保证法币的信誉，并严禁银铜元的行使，银元在指定的金融机构被兑换成法币，四川社会经济逐渐恢复稳定。两年后，法币在四川信用日趋稳定，流通区域也日渐广泛。四川货币至此时方得以统一。
综上所述，法币改革前，近代四川货币种类复杂，币制紊乱，使得四川的货币金融混乱不堪，经常发生金融恐慌，给四川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害。究其近代四川货币紊乱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政权的不统一，中央政府无法垄断货币权，其实质反映了近代我国国家的不统一。但另一方面，近代四川货币的发展也反映了近代整个中国货币的发展，从低级向高级，由无序向有序发展，是近代中国货币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四川铜元赝品举要
四川省在近代历史上是我国机制铜元铸造的大省之一，所铸铜元不仅种类较多，而且版别复杂，其中不乏珍稀罕少者，历来则为钱币收藏家所看重。

民国时期即有泉商仿铸四川珍罕铜元，以牟取暴利。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民间收藏传统迅速复苏，近代机制铜元收藏热亦逐渐高涨，四川铜元已成为不少收藏爱好者重点搜寻的对象。四川铜元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商品，随着近代铜元收藏爱好者的增加，供求缺口亦相应加大。其收藏市场价格，在近十余年间扶摇直上，不断创新。不但高档铜元已多年不曾面世，踪影全无。十年前售价数十元一枚的中档铜元，现在也动辄以千元计。暴利之下，奸宄必生。民国时期曾经出现过的铜元赝品仿铸现象，在近年来又死灰复燃，并愈演愈烈。而且已不仅仅是仿铸高档珍稀品种，中档品种亦大量仿铸。根据我们十余年来之所见所闻，仿铸四川铜元高、中档品种的赝品已达数十种之多。上当受骗的铜元收藏爱好者，时有其人。

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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