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号的第一桶金哪里来

龙武生

□周英杰

　　启动山西票号数量庞大的资金不可能来自煤炭采掘业和农业。那么，这些神秘的资金到底来源于哪里呢

　　自清初以来，晋商开设的各家“票号”突然之间在全国各大商埠遍地开花，其后一度执中国金融业牛耳二百余年，直到西方的现代金融制度引进中国，在现代商业银行的竞争压迫下，山西票号才日暮西山，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山西票号的这段辉煌历史，至今仍然被大家所津津乐道，其中的一些传奇故事更是频繁出现在各种文学作品当中。

　　所谓“票号”，简而言之，就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前现代金融信用机构。票号刚开始主要承揽汇兑业务，后来也进行存放款等业务，其业务范围大体上和现代的商业银行机构并无本质的不同。

　　我们知道，开设类似的准银行机构，需要拥有雄厚的原始资本作为基础。那么，经营山西票号的晋商的第一桶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另外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山西地区自古并没有此类商业模式的传承，为什么独独在清初异军突起了这么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崭新行业呢？

　　按照山西地区的资源禀赋判断，晋商的这些启动资金只可能来源于两个方面：煤炭采掘业和农业。但是，当年的中国尚没有产生大规模的制造业，需求端不旺决定了当日山西的煤炭开采业不可能形成像现在这样的产业化规模，因此断不能完成如此多的现金积累；而山西的农业生产条件比之江浙、湖广一带亦无优势可言，在收入方面不可能超越这些地区，更不可能为创办票号提供巨量的资金支持。

　　既然启动山西票号的数量庞大的资金不可能来自煤炭采掘业和农业。那么，这些神秘的资金到底来源于哪里呢？

　　其实，征诸一些零星的野史笔记，倒是可以完美地为我们解释山西票号赖以发家的资金的神秘来源。说起来，这其中真是充满了传奇色彩。原来，山西票号的巨量启动资金竟然来源于李自成的残兵败将！

　　轰轰烈烈的李自成造反运动起自西北地区，反反复复历时十多年。最后，李自成的大顺军一路向东拼杀，终于在1644年3月19日攻占北京，逼得明朝的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明朝宣告灭亡。

　　夺取了明王朝首都的李自成部队本应该抓住这难得的历史机遇，充分利用好明朝政权遗留下来的各种政治资源，争取各个方面的支持，革故鼎新，安抚民众，迅速建立起令天下人所宾服的“正朔”。但是，理性终于没有战胜造反者的局限性，一系列的短暂胜利让在北京城内的大顺军完全暴露了其目光浅陋的一面。在金钱和美色等各种物欲的诱惑下，这支素来作风彪悍的队伍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腐化堕落下去。民众所期盼的“王者之师”没有出现，出现在北京的是一群明火执仗公开劫掠的“强盗”。

　　关于大顺军在北京城内所发动的大规模的肆意搜刮行为，在明史《李自成传》等正史和野史笔记中多有记载，不妨在这里简单地罗列一二。

　　根据历史记载，大顺军搜刮财物，最为普遍的手法是对权贵人家彻底抄家，并抓捕明朝的官员为人质，以此勒索赎金。其勒索的标准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

　　尤为可怖的是，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为了能够从京城的达官贵人阶层榨取更多的金银财宝，特地为这些人制作了5000具夹棍。这些刑具“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逼，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最不能令人理解的一点是，这些人质在交足了赎金之后，通常并不能获得释放，而是被大顺军“撕票”了事。

　　明朝的翰林等言官本极清贫，没有什么油水可榨取，此应是当时京城人的共识。可是，捞钱捞红了眼的大顺军对这样的一些读书人依然不依不饶，极力盘剥，最后逼得这些人家破人亡，甚而举家自杀。根据谈迁《枣林杂俎》的记述，当时明朝的京官因此而死者有1600余人。

　　为了安置大顺军的士兵，李自成的政权在北京实行了所谓的“保甲制”，“令五家养一贼”。这个制度的实施令原先严肃的军纪荡然无存，大顺军的士卒成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土皇帝。据史料所记，大顺军在北京城内“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而“大纵淫掠”的结果就是“民不胜毒，溢死相望”。一时间，天怨人怒，城无宁日。

　　李自成的大顺军采用种种非人的搜刮手段，自然是弄到了不少的钱财。根据《明季北略》卷二十记载：李自成入北京之后，“从宫中搜出内帑银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十两，镌有永乐字”。这仅仅是从明朝中央政府的官库里收缴来的钱财，至于大顺军各级军官和士兵从民间搜掠来的金银财宝一点也不会小于上述数字。

　　正当大顺军上上下下享受着造反成功之后的荣华富贵之时，历史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在占领北京之后不久，大顺军主力北上迎击明朝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结果连战不利的吴三桂的军队投降了关外的清军，并迅速和满清的八旗铁骑达成战略联盟，双方合力夹击李自成的军队，战无不胜的大顺军顷刻之间被打得溃不成军。

　　强大的八旗劲旅乘胜追击，一路掩杀而来，失去民心的李自成只能放弃北京向西逃窜。在逃出北京之前，李自成下令把搜刮的金银铸为金饼、银饼，每饼千金，约数万饼，然后用骡车运载着和他一起出了北京。

　　李自成的如意算盘打得还算是精明：北京城保不住不要紧，至少可以带走这些金银财宝。依仗这些真金白银，保不准随时可以东山再起，至少也可以保证自己的部队饷源充足。但是，计划没有变化快。一则是当时的运载工具极为落后，运载这么重的器物长途跋涉必然人疲马乏，不能承受其重；二则多尔衮的骑兵兵锋锐利，紧追不舍，大顺军救死不暇，遑论什么金银财宝？

　　万般无奈之下，大顺军只好一边逃命，一边将从北京带来的大量金银财宝择地埋藏在田间地头。大顺官兵们本希望能够在战乱结束后回来取走这些财宝，可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在随后的大小战斗中死于非命，而追击大顺军的满清铁骑也无暇及时追缴清查这些财宝。很自然地，这些到处丢弃的金银财宝也就落入了当地农民的手中。天降横财的结果是，这些世世代代以耕种为生的人忽然之间变成了有钱人，他们的命运因此而被改写，其中一些人的后人就成了山西票号的始作俑者。

　　相传，在山西票号的创建过程中，一直梦想着恢复大明江山的前明遗民顾炎武和傅山都起过重要的“创造规制”的作用。此二人本欲让票号席卷全国，借此操纵全国的金融业，为光复大明事业提供资金支持，但清朝到了顺治、康熙两朝，天下底定，民心思稳，复明大业眼见着无望，山西票号也就卸下了其“反清复明”的政治功能，仅剩下了发财致富的作用了。

　　在晚清民国政坛上享有盛誉、担任过袁世凯幕僚长等重要职位的张一麐，曾经在其著作《心太平室集》一书中公开记述过这一段波谲云诡的历史公案。在收入《心太平室集》中的《五十年国事丛谈》一文的开头，张一麐还借用《宣和遗事》的体例，做了一首歌谣，其词如下：

　　莫打鼓来莫打锣，听我唱个因果歌。

　　那李闯逼死崇祯帝，文官武官一网罗。

　　那闯将同声敲夹烙，刹时间金银堆积满岩阿。

　　冲冠一怒吴三桂，借清兵驱贼出京都。

　　贼兵舍不得金银走，马上累累“没奈何”（金银大块名）。

　　一路追兵潮涌至，把金银往山西境上掩埋过。

　　贼兵一去不复返，农夫掘地富翁多。

　　300年票号称雄久，不成文法孰琢磨？

　　相传是亭林青主两公笔，这一桩公案确无讹。

　　当年，张一麐做此歌谣，是想“觅一因果最大而远者，唤醒一般财迷，勿为儿孙当牛马，勿为他人作奴隶。”但从此段历史公案中，后人所获得的教益恐怕绝非像张一麐所说的这样简单。

　　（作者为近代史研究者）

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