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银行家档案】民国中国银行——宋汉章

龙武生

    宋汉章(1872-1968)，谱名元，又名鲁，字汉章，以字行，祖籍浙江余姚，1 872年生于福建莆田。其父宋世樾，字禹良，号夏善，早年在福建办理盐务，小有积蓄，中年携眷回乡定居，在县城内置有房产，以“积善余庆"之意，取名为“积庆堂”。
　　宋汉章少时人上海中西书院学习，毕业后在上海电报局任职，工余继续到夜校攻读。1897年，宋汉章进上海通商银行任职。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在全国展开。9月21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顽固派发动政变，捕杀维新志士，囚禁光绪帝，维新变法运动历时不到一百天就失败了。宋汉章眼见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谭嗣同等惨遭杀戮，内心无比悲愤。1899年，慈禧太后又谋废光绪帝，另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儒为“大阿哥”。1900年1月25 H，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合寓沪各掌譬商叶瀚等1230人，联名电呈总署代表，请光绪帝“力疾临御，勿存退譬之思”，反对慈禧太后的废立计划。宋汉章参与译传该电，被清政府通缉，不得不先后避走澳门、香港。
　　1906年，无锡富商周廷弼在上海创设信成商业储蓄银行，并在无锡、北京、南京、天津等地设有分行，宋汉章被聘为北京分行经理。1908年2月，大清户部银行改名为大清银行，总行设正副监督各1人，初为张允言、篓大挈，后为叶揆初、陈锦涛，同时在各省会和通商口岸设立分支机构，木议蕈被任命为大清银行上海分行经理。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1月3日，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上书孙中山，建议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重新组织，作为新政府的中央银行。孙中山当即批示财政总长陈锦涛准予办理。2月5日，中国银行在上海汉口路3号大清银行旧址开业，宋汉章被任命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3月24日，应华侨梁建臣邀请，宋汉章去曹家渡著名的小万柳堂廉泉家出席宴会，被沪军都督陈其美派兵逮捕并关押。当天，中国银行临时理监事会分别致电孙中山、袁世凯及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伍廷芳，要求迅速电饬陈其美释放宋汉章。中国银行监督吴鼎昌并亲到沪军都督府，与陈其美进行交涉。陈其美所以逮捕宋汉章的直接原因是，上海光复时他曾要求大清银行上海分行为民军筹借50万两军饷，并与北京总行断绝关系，宋汉章出于种种考虑，没有照办。陈其美组织查账小组进行查账，但并未找到宋汉章侵吞公款的证据。4月15日，宋汉章无罪获释。
　　1912年8月1日，中国银行总行在北京成立，宋汉章被任命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次年11月，升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在其主持下，上海分行无论是承担总行交办的任务，还是积极开展分行自身业务，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主要表现在：代收税款;从买卖银元人手，全面开展存、放、汇业务;扩展外汇业务;坚持实行基金检查制度。
　　袁世凯上台后，为应付财政危机，一方面大肆向外国银行团借款，一方面通过中国、交通两银行滥发兑换券，引起通货膨胀。北洋军队又以“不相信纸币”为由，要求发给现洋，袁世凯遂令提取现银发给军队，造成两行现银库存大量下降。袁世凯筹备帝制期间，为筹备费用，又要交通银行总经理梁士诒垫款4750万元，中国银行垫款1204万元。1916年初，袁世凯与梁士诒谋划，将中、交两行同时停兑，令各省将库存现银一律解京。宋汉章预感到北京政府可能会不顾银行信誉和存户利益，强令银行停兑，即与副经理张嘉墩同在沪中行股东秘密商议，决定成立股东联合会，并把股东联合会推到应付事变的前台，实际是动员、联合上海资产阶级，同北京政府进行公开的政治较量。因此，当北京政府的“停兑令”发布后，中行股东联合会立即召开会议，议决办法5条：公举检查员2人，到行管理全行事务;请律师2人，代表股东接收全行财产;所有发行准备金移交律师管理;登报通告，上海分行仍照旧章办理，所有分行钞票，一律照常兑现;所有到期存款，一律照付现金。一场反对“停兑令”的战斗打响了。
　　为防止在抗拒“停兑令”期间北京政府下令将他们免职，使抗拒行动遭到破坏，宋汉章与张嘉墩往访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常务董事蒋抑卮、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等人，商得同意，即由李、蒋、陈三人分别代表中国银行股东、存户及持券人，各请律师向法庭起诉，使宋、张在此期间不必担心被政府免职。
　　5月12日，北京政府的“停兑令”在报上公布，这也是上海分行实行抗命的第一天。这天一大早，上海分行门前便人山人海;13日是星期六，银行原规定下午不上班，上海分行则登报公布延长办公时间，下午照常开门兑现。是日，挤兑的人数已从昨天2000余人下降到400多人。14日是星期天，上海分行刊登“广告”，特别开门半天营业，挤兑者已减至百余人。到5月19日，挤兑风潮平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受住了严峻考验。抗拒“停兑令”的胜利，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中国银行在国内外的信誉，宋汉章等中行上海分行负责人也得到社会的普遍好评。
　　宋汉章维护中行的信用和敢于反抗上司的无理决定，在接着发生的“调离张嘉墩事件”中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徐恩元任中国银行总裁后，对上海分行抗命一事一直耿耿于怀。1916年12月，他为达到分化离间之目的，提出调张嘉墩任中行重庆分行经理，把上海分行襄理胡穆芗升任副经理。宋汉章认为徐恩元此举完全是对上海分行的报复，愤而提出辞职，以示反对。他还致电当时的财政总长陈锦涛，要求制止将张嘉墩调离上海。中国银行商股联合会随即联络上海商界挽留，并以股东会名义致函宋汉章和张嘉辙，要求二人坚守职责，不得轻易离去，又致电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和江苏省省长齐耀琳，为之呼吁。一时张嘉墩的调离又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张嘉墩调离事未成，徐恩元离开了中国银行总裁之位。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誓师北伐，为应付南北政局的变化，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与已调任副总裁的张嘉墩商议，决定总裁与副总裁宜分驻京、沪，就近处理行务。张嘉墩随即以中行副总裁名义驻上海。同年9月，北伐军抵达赣州，张嘉墩与宋汉章商量后，从上海支行汇出20万元到南昌支行，以供提用，对北伐给予经济支持。1927年3月，蒋介石通过北伐军总司令部军需处向中国银行借款100万元。1 927年4月30日，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秉承蒋介石的旨意，要中国、交通两银行再垫款100万元，并要求于当日运往南京。5月3日，蒋介石致电宋汉章，强要上海分行预购库券100()万元，并且必须在5日以前解交财政委员会转解南京，同时派张静江、俞飞鹏等往见宋汉章、张嘉墩。5月13日，宋汉章复函蒋介石加以拒绝。
　　在蒋介石的高压下，宋汉章仍不肯低头。为保持银行信用，金融发展，宋汉章准备宁由个人承受严厉的“惩罚”，亦不愿轻易接受蒋之要求。在陈光甫、俞飞鹏等人的斡旋下，5月24日，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致电蒋介石，称“已推陈光甫、顾馨一、秦润卿与宋行长汉章切实磋商，晓以大义，宋行长已愿竭诚与我军合作到底，并即垫款200万元，合前共缴过400万元，其余600万元负责代为劝募二五库券”。蒋介石当时立足未稳，还需要上海资产阶级的支持，也没有再继续追究此事。但经历此番磨难，宋汉章身心受到严重打击，不得不向总行提出辞去上海分行经理一职。
　　1928年11月，中国银行董事会改组，宋汉章被选为常务董事。
    1931年，中国银行创办中国保险公司，设总公司于上海，宋汉章任董事长。资本额250万银元，1个银元等于0.72两白银。当时荣毅仁家族在1931年把汉口的一个纺纱厂投了意外保险，很不幸发生火灾，赔偿多少钱呢？200万银元，等于144万两白银。
    可是宋汉章当时只有250万的资本，他接这个单子运气实在不好，荣氏家族烧掉了，一下要赔200万，由此闹出一个轩然大波，你赔不赔？当时的情况是“十赔九不足”，当然现在也差不多。当时很多投保户很紧张，你到底赔不赔？要从250万资本里面赔出200万，可是宋汉章他是宁波人，从1403年开始宁波人形成的信托责任，内心的深处告诉他非赔不可，于是咬着牙赔出来。赔了以后荣氏家族非常感谢，可能期望你赔一半就不错了，没想到是全赔，速度很快，因此荣毅仁在《申报》上面大肆登广告表示感谢，同时也等于替宋汉章的中国保险公司做了一个正面的推动，使其更加深入人心。当时的保险业能有这种气魄和这种信托责任，确实非常难得。
　　1935年，国民政府准备实行币制改革，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人以此为借口，密谋策划，将中国银行改制，置于国民政府直接控制下。3月28日，国民政府通过决定，改组中国银行，并增资扩股。3月30日，中国银行召开董事会，决定接受增加1500万元官股，财政部指派宋子文为中国银行董事长，取得了中国银行的控制权。
　　在改组中国银行的过程中，财政部长孔祥熙原准备由宋子文兼任总经理，后考虑到中国银行毕竟仍有大量商股，为了缓和矛盾，他决定拉宋汉章担任总经理。为了确保对中行的控制，《中国银行条例》也经过了修改，将一切权力集中在董事长手中，而总经理只是“承董事长之命办理全行事务，并执行董事会议决事项”。宋汉章上任后，从中国银行的全局利益出发，兢兢业业，全力做好各方面的实际工作，协调各方利益，力求中国银行业务的扩大与发展。他为人宽厚，处事严谨，恪守规范，与上司宋子文和董事会以及下级中国银行的各级官员也维持着大体良好的关系。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宋汉章随中国银行国外部及信托部等迁往香港，设“总驻港处”，处理有关业务。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随即沦陷，他回到重庆，主持中国银行的工作。抗战期间，由于行务繁重，中行又先后增加贝祖诒和卞寿孙任副总经理，协助宋汉章工作。
　　为适应抗战的需要，战时的中国银行在增设机构、调整布局、扩大业务以及采取多种灵活经营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而这些工作大都是由宋汉章负责组织推行的。1940年9月，四联总处通过了《中信局、中、交、农三行普设简易储蓄处办法》，宋汉章即与贝祖诒代表总驻港处致函各分行经理，要求从速着手筹备，积极进行，并于1941年主持制定了《中国银行筹设简易储备处办法纲要》。到这年底，中行新设简易储备处64处之多。中行董事长宋子文还有其他职务，在战时公务繁忙，每当宋子文出国时，中行董事长都由宋汉章代理。
　　1944年2月1日，蒋介石派孔祥熙为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专任外交部长。宋汉章仍任中国银行总经理，依然默默从事着中行大量繁重的具体事务，负责全行业务的开展，同时将不少精力投入规划战后敌伪银行的接收，为中行在战后的复员和发展预作部署。1943年至1947年，中国银行的“营业状况”报告也都由宋汉章亲撰。
　　抗战胜利后，中国银行由于准备较为充分，得以顺利复员并接收了日伪占领区的一些金融机构，业务仍有所拓展。但此时国民党再度发动内战，经济形势每况愈下，通货膨胀无法遏制，身为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宋汉章的工作也日渐困难。1948年4月16日，蒋介石在南京召见宋汉章，毫无商量地要其同意接替孔祥熙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此时宋汉章已年近八旬，对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也已深感失望，不愿再为人作嫁衣，故极力推辞新任。但蒋介石坚决命令宋汉章接受任命。5月1日，财政部指定宋汉章为中国银行董事长。
　　宋汉章就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后，因年高体弱，并未过多管事。1949年4月，宋汉章坚请辞职，由席德懋兼代中行董事长。5月5日，财政部又要宋汉章复任中国银行董事长。1949年12月，宋汉章还是辞去了中国银行董事长职务，自香港到南美的巴西定居。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银行为人民政府接管，获得新生。在制定中国银行新条例时，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特别指示：对原有中国银行的商股董监事，只要不是战犯者全部予以承认。1950年4月9日，新的中国银行第一届董事会在北京召开。中行通过郑铁如把开会通知书送到宋汉章等人手中，欢迎他们出席会议，宋汉章亲自写了委托书，委托郑铁如代表他出席会议。会上，宋汉章仍被选为常务董事之一，他的中国银行董事席位一直保留至其逝世。
　　宋汉章晚年思念家乡心切。1963年6月，经其国内家属及同乡好友的敦促，他设法摆脱台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自巴西回到香港。上海市政府得知其到香港后，特别要他的儿子宋抗宁和儿媳何香媛到香港照顾其生活。
　　1968年12月，宋汉章在香港逝世，终年96岁。

龙武生

宋汉章案件

1912年3月24日发生的沪军都督陈其美拘捕上海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事件,为民国初年轰动一时的著名案件,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两任大总统孙中山、袁世凯,两任财政总长陈锦涛、熊希龄都对此案件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总长伍廷芳甚至在报刊上公开与陈其美展开数次论辩,在沪外国领事也曾在此事件中发表意见。财政问题似乎是"宋汉章案件"的引爆点,但大清银行与中华银行争夺中央银行地位的斗争却是更为深层的原因,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民初革命派与原大清银行集团之间的较量。

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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