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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恽先生是细心的读书人,在饱览各种史料之余,还擅长对手边琐碎的资料进行“剥丝抽茧”式的整理,勾勒出民国历史上形色人物不为人知的奇闻轶事,从中剖析历史深处所隐藏的秘密和真相。比如《顾颉刚的“房事纠纷”》,讲的是历史学家顾颉刚在苏州与房客争夺房产对簿公堂的故事。《民国人为何不喜欢胡适》,说的则是苏州小报记录的胡适因落魄冶游被学生诘问惺惺而退的轶事。《听杨绛谈苏州往事》,写的是《听杨绛谈往事》一书之外杨绛在苏州的野史轶闻。诸如此类,都是正史中绝难见到的边角碎料,甚至有些是上不了“台面”的鸡毛蒜皮,但被黄恽先生还原成一个个活色生香的故事,让人读来颇有娓娓而谈之趣味。
燕居,闲居之所也;道古,说掌故也。黄恽在序言中说:“犹如白头宫女,絮叨天宝故事,这就相当于野史,为现代生活添加一点谈助而已”。但在我看来,黄恽的创作意义不止于此。
黄恽先生在《燕居道古》中说:“读书不仅要认真,而且还要反复,甚至带着问题来看,才不会轻易略过。” 虽然《燕居道古》写的都是小趣味,但其中包涵着一些大问题。他爬梳民国以降的各种报刊,发现国人心目中有不同的胡适,或抹黑,或抹白,却都是矫枉过正的产物,附丽了许多人的主观愿望,真正的胡适却离我们越来越远。他读周氏兄弟的文章,读出这两人的性格,与鲁迅的磊落直截相比,周作人的文章总是藏掖着点什么,却为人们所忽略。他写汪伪时期的江苏省长高冠吾,“众恶所归,众善也难免被故意忘却”,指出“悲剧的命运带来悲剧的评价,原来是这个时代当然是事”。
当前,对民国历史的写作,有着“印象派”和“史料派”两大分野。前者用极度铺陈的笔法,演绎和想象着民国的人、物和事。对于此类作品,读得多了,就像嚼烂了的口香糖,没有任何味道。然而,黄恽先生的作品是典型的“史料派”写法,所用材料均自旧书旧报纸中挖掘,有资料之独特性,而观史之角度则焕然一新,见他人之不能见,言他人之不能言,所谓史料正儿八经,观点野趣盎然是也,让人读来感觉特别新鲜。
《燕居道古》写的都是民国时期的小掌故、小段子,或许有的读者会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一种对史实的“补缀”,是小道末技。其实,我国近代文史写作有着讲故事、说掌故的传统,有许多作家通过各种随笔、札记来记录掌故、品评人事。然而,近三十年来,由于历史学的专业化,学院派知识分子侧重和专注于论说一路。但是,论说虽然严肃端庄,但有时难免流于空疏。那些掌故不但可以补正史之缺,更是直观了解当时的政治、文化和风土人情不可缺少的素材。由此观之,这种写故事和掌故的传统在当代得到很好的继承,甚至有必要发扬光大。因此,黄恽先生在这方面的探索,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原创作者:陆阳 来源:信息时报 2014-1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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