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清银行历史档案】安徽中华银行

龙武生

      安徽中华银行，民国初年创办。因营业及发行纸币时间短暂，其有关情况，鲜为世人所知。特别是安徽中华银行发行的铜元串票、银元券（辛亥革命时期安徽省发行的货币之一），发行量小、回收销毁彻底，因而存世绝少，还因券钞青面印有英文“军用钞票”字样，在中国近代军用钞票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故更显弥足珍贵。由于安徽中华银行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创办，创办后对支持安徽军政府，振兴安徽金融业，活跃当时安徽经济，起了重要作用。本文现依据有关资料，结合纸币实物，对安徽中华银行的创办经历及发行纸币情况作些研究，并对其历史地位进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辛亥革命前后安徽的政治经济形势   
1、安徽的反清革命形势走在全国前列
清朝末年，全国各地反清的势力风起云涌，其中，尤以江浙、广东、湖北、安徽等南方省份为甚。安庆作为当时安徽的省会，反清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先有革命党人徐锡麟刺杀恩铭(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接着有同盟会人熊成基领导的炮马营起义（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虽然起义都失败了，但为唤醒民众，为后来的革命准备了火种。如炮马营起义的骨干石德宽、宋玉琳，在起义失败之后率领90余人秘密转移到广州，在与黄兴会合后，于1911年4月参加了广州黄花岗起义，成为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掀开了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辛亥革命帷幕。武昌起义的爆发，标志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中国近现代史大事记》记载：11月8日，安徽独立。这是指安徽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统治，成立安徽军政府这样一件史实。
其实，在武昌起义前三天，革命党人吴炀谷从上海赶回安庆，与安庆的革命党人王天培、史沛然、王孟起等人秘密集会，商议在安庆举兵响应之事。由于清廷安徽巡抚朱家宝等对徐锡麟、熊成基一再起义之后的高度警戒和防备，又从两江总督处调来张勋的江防营严加守备，使得在安庆起义的许多计划无法实现，面对这种局势，吴炀谷急病了，连日吐血不止。武昌起义胜利后，安庆人民受到了鼓舞，吴炀谷抱病赶赴武汉，向武汉革命军求援，争取安庆早日起义。当时的武汉革命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任命吴炀谷为鄂、皖两省联络员，并答应待安徽独立后，以一协军火相助。安徽（安庆）的起义虽然于10月31日失败，但迫于安徽邻省江西、浙江、江苏早已起义，本省的皖北寿州、六安、凤台、定远、怀远、凤阳等县成立了淮上军司令部，皖南的革命党人在光复了芜湖以后，也成立了革命军政分府，同皖北军政府遥相呼应。安徽巡抚朱家宝见清政府大势已去，又受了其主子袁世凯“顺应时事”“静候变化”的指使，效法江苏巡抚程德全，于11月8日，宣布脱离清廷，支持革命，并被推举为安徽军政府都督（简称督军）。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安徽独立”。  ’
2、辛亥革命初期走马灯似的安徽军政府都督
对于原清廷鹰犬、安徽巡抚朱家宝一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为安徽军政府都督，安徽的革命党人苦于一是没有自己的军队，再则还要依赖朱家宝的势力来对付如狼似虎的张勋江防营，加之革命党人吴炀谷认为东南未定，战事方殷，他不能以一省之事羁留安徽，于是给了朱家宝投机革命的机会。朱家宝虽然担任了都督，但并不肯为革命出力。革命党人、副都督王天培见朱家宝心怀二志，多次同革命党人计议，想取而代之，朱家宝获悉后，表面上做出一副“让贤”的姿态，当着众人的面把都督大印交给了王天培，暗地里却利用其掌握的江防营势力，赶走了王天培。对于朱家宝的这一丑恶行径，安徽革命党人气愤至极。吴炀谷决定亲赴九江，向当时的江西都督吴毓宝请求援兵，迫使朱家宝就范。江西都督吴毓宝答应了吴炀谷的请求，派黄焕章率领2000人的部队到达安庆，以制服朱家宝和江防营。就在黄团开来之时，江防营已接到张勋的命令，悄悄地撤离了安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黄焕章的部队纪律之坏胜过了江防营，还未进城就遭到了安庆人们的极力反对。黄焕章不但擅自引兵入城、索要军饷，还指使部下围攻都督府，抢夺军械所，焚毁藩署，洗却藩库以及城内殷实富户商民财物，朱家宝吓的惊慌逃走，不知去向，黄焕章得意忘形，自称总司令，俨然以安徽都督自居。吴炀谷在芜湖得悉黄焕璋在安庆的变故后，悔恨自己引狼入室，毅然决定只身回安庆处理此事。芜湖军政分府准备以兵相从，但被吴炀谷谢绝，他认为带兵随从会给安庆人民带来更大的荼毒，想以只身前往求得事件的和平解决，岂料不但于事无补，反而身陷囹圄，接着被黄焕璋杀害。此时的黄焕章更是横行无忌，纵兵杀人，奸淫掳掠，为所欲为，弄得省城安庆社会秩序极度混乱，遭致安徽全省军民的激烈反对和讨伐。此时九江军政府参谋长李烈钧闻讯赶来安庆调停，黄焕章才率部带着所掠财物饱载而去。12月中旬，安徽省临时参事会和上海中国同盟会本部一致推举原同盟会庶务科长孙毓筠为安徽军政府都督（督军）。
安徽在辛亥革命胜利后虽然光复，但各地军政分府各自为政，加之九江黄焕章所部对省城安庆的摧残破坏，安徽全省的财政经济处在极度的困难之中，安徽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道路步履艰难。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安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临时政府的支持下，组织武装力量重创倪嗣冲、张勋等部清军，巩固了革命成果，并实现了全省的军政统一。南北议和后，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窃取了全国革命果实。安徽都督孙毓筠经不起内逼外诱，弃职北上投靠袁世凯，资产阶级革命派柏文蔚就任安徽军政府都督。
柏文蔚(1876-1947)。安徽寿县柏家寨人。在家乡读书时，曾创办阅书报社、天足会等进步组织。后参与组织安徽青年励志学社、同学会、强国会、岳王会等秘密反清组织，加入同盟会。历任新军队官、管带。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来安庆，入安徽求是学堂学习。二十八年，参加陈独秀等创立的青年励志学社。
民国元年(1912)5月接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后，见安庆城内烟馆林立，各地吸食鸦片成风，15日即向北京中央政府和全国发出《条陈禁烟通电》，在全国率先开展禁烟运动，严厉查禁鸦片贩运。孙中山巡视各省途中到安庆，发表演说，盛赞安庆焚烟之举，为全国“禁烟办理最认真者”，“实可为各省模范也”。
1912年7月，安徽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柏文蔚出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兼江苏讨袁军临淮关司令，“津浦铁路事全归柏主持”。不久，胡万泰部团长柴宝山在安庆兵变，逐走护理都督祁耿寰，柏文蔚返回安庆复任都督，组织讨袁军。8月7日，在太湖作战的胡万泰回师安庆，通电取消安徽独立。柏文蔚遂率少数随从经安庆小南门撤出，乘水上警察炮船退往芜湖，后流亡日本，后回国参加护法战争等。
3、安徽中华银行在极度困乏的财政经济状况下创办
柏文蔚督皖后，正式建立了资产阶级革命政权，贯彻临时约法，积极推进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并同企图破坏安徽革命政权的袁世凯作了反复斗争。但在柏文蔚督皖前后（包括孙毓筠任都督期间），安徽始终没有摆脱财政人不敷出问题的困扰。虽然全省财政均告统一，各县也按期缴解赋税，但为数甚少。全省财政收入主要靠田赋、盐厘，由于连年灾荒和战争影响，这几项收入较以前大为减少。而军队数量和饷数又成倍增加，除军政开支外，省财政还要负担向当时中央政府解交钱款，并承担前清时代的外债和赔款，因而财政陷入极端困境。
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为维持市面金融，允许各省创办新式金融机构。民国元年(1912)初，孙中山总统得悉皖省经济异常困难，金融呆滞，特嘱设立银行以资周转，并请卢恩泽（字涵章）来皖筹办安徽中华银行。同年元月I5日，安徽都督府决定：将原设在安庆司下坡、且已停办的安徽裕皖官钱局改组成立安徽中华银行，发行安徽中华银行钞票。该银行属安徽地方官办性质，主管为监督，正监督卢恩泽，副监督胡仁寿，安徽都督府财政司负责对该行行使监督之权。安徽中华银行基本金初定为25万元大洋，后增60万元，共85万元。总行在安庆设立后，即在芜湖、大通、宣城、毫县、颍州、枞阳、合肥、运漕、怀远、屯溪、临淮、正阳、三河等税区建立分行。
二、安徽中华银行开展的各项业务
安徽中华银行以代理安徽省库、发行钞票为主要业务，同时办理官款汇兑及军政借款，旨在维持军政秩序，搞活地方金融。现根据史料记载，将安徽中华银行经营状况概述如下：
1、代理省级财政金库
中华民国元年，安徽省内仅有安徽中华银行一家，民间私营金融业务尚未开展。省都督府通令除将省城由安徽中华银行总行为经收机关外，所有芜湖、大通、宣城、枞阳、运漕、合肥、屯溪、三河等分行为经收国民捐税分支机关。凡交纳丁漕及厘金等款项，均应交纳该行及各地分支机关。   
2、发行钞票及后期清理偿还
安徽中华银行成立伊始，全省境内金融涩滞，非藉纸币不足以资周转。当时的军政府都督孙毓筠特饬安徽中华银行速印制银元票5万元以应急需，维持市面流通。由于革命初期，军政府刚刚成立，银票关系信用，经由省府发出公告，示知皖境绅商军学各界：“凡属皖省各州县商埠，对于该行所出钞票，一律通用，视如现银，纳关税、盐课、厘金、丁漕等项，均准收解，并以该行钞票上兑不误。凡持票取款者，无论数目巨细，立即付现，毫无濡滞，并严禁私造，一经拿获按照军律惩办”。
根据当时的情况记载：民国元年7月，皖北颍州各县交纳丁漕各款，数额甚微，阜县仅筹现款2000余元，情因颍州市面经济异常困难，往来省商多携带现银，诸多不便。省都督拟请安庆中华银行总行先行发给纸币万元，暂资补助。并嘱省总行于沿淮各县筹设分行，一律发行纸币，以资金融周转。据资料记载：自民国元年8月13日至8月23日止，该行向财政司陆续函送钤盖图章之钞票共47800张，计壹元票46000张，伍元票1800张，计价值55000元。该行成立后，多次发行纸币，自民国元年（1912年）3月开始至民国二年（1913年）4月底止，先后发行铜元串票和银元券共60万元。
安徽中华银行钞券发行前后，皖都督孙毓筠连续颁发了两道布告：一是广用中华银行钞票。强调皖省各州县商埠均应一律通用，视如现银，应纳关税、盐课、厘金、丁漕等项均准收解，并以该行钞票上兑不误，其“有持票来取者，无论数之巨细．立即付现，毫无濡滞”。二是防止私造假钞。阐明“倘有私造银元票者，一经拿获，定即按照军律惩办，决不宽贷”。钞券流通未久，有些阻滞，都督柏文蔚于1912年9月通电各县关卡对中华银行纸币一律照收报解，并令财政司通饬各属嗣后经收赋税厘金等款，一律解交本省银行兑收，以昭信用。同年12月，安徽都督府政务会议决议：“中华银行发行钞券总额为30万元，旋复增发，发行准备金按已发行额为标准”。安徽在二次革命宣布独立讨袁时，仍以该银行钞券作军饷之需。
3、银行基金及其借款。
民国元年9月13日，中华银行因库帑空虚，呈准安徽都督府，由中华银行、皖省财政司向芜湖日商三井洋行，借洋20万元，作为行政经费，商定借款条件，并签订合同，以皖省铜官山矿采出的矿砂抵售，借款由省府负责筹还。    同年11月，中华银行呈请决定基本金数目。安徽都督府政务会议议决，中华银行基金暂定为25万元。至年底该行发行钞票为30万元。发行准备金按已发行额为标准。
民国二年(1913年)6月，安徽都督柏文蔚又以行政经费异常支出，派员到沪与日商三井洋行商订将铜官山矿砂续向该行商抵银款，并因前年与日商所订购米合同废约后收三井预缴特别捐15万元，急须归还；还因中华银行资本原不丰厚，已发行兑换票额约30—40万元，若不急为设法弥补，恐出现周转不灵等情形，柏都督拟再向日商三井洋行商借日金60万元，仍将铜官山矿砂作抵，以20万元作为废购米合同，归还三井预交15万元特别捐，以40万元做为安徽中华银行资本。此项借款条约交省议会议决，当即公决付特别审查，均以“割肉补疮、究一限善策；饮鸩止渴，必有后忧”，反对以矿砂押款。同时旅沪皖籍同乡会群起非议，并咨请民政长迅速将与日商三井洋行商订以矿砂押款取销，“以维矿政，而保主权”。
4、收回纸币情形。
“二次革命”期间，皖省中华银行无力承受繁重军需，又遭兵变抢劫，监督兼财政司长卢恩泽提款赴沪，中华银行无形停业，皖垣市面金融遂又陷呆滞。至9月5日，卢恩泽返皖垣清理银行各项手续。该行关闭后，所发钞票多流通在外，银元票约35万元、铜元票约500千文。经理卢恩泽召集各分行经理帐务，除公家正项收付两抵外，实际亏空纸币20余万，大多为公家欠款，其中以亏欠大通盐款最多。此项亏空若不变通补救，纸币如不尽数收回，必累及商民。民国三年(1914)7月，商会董事会呈请官府设法维持。而行政公署以库帑空虚，碍难举办；惟此票久不清理，亦殊非是。于是安徽军政当局采取发行40万元定额地方公债兑换收回办法，委托皖垣中国银行按期兑换本息，订于阴历7月15日至9月15日为查验期，所有商民存有此种纸币，在查验期内送交皖垣清理局详查，加盖戳记。待查验完毕，予换短期公债票。至10月间，经安徽公款局查验，编成“天、地、元．黄、宇、宙、洪、荒”八字，详列号数，共计存票359295元；另有“安”铜元纸票499千文一一加盖图记，呈由倪嗣冲巡按咨部核准，分为4年8期偿还，每期兑换5万元，阳历10月1日为笫一期偿还日期，由清理公款局在商会当众抽签兑现，如抽得“天”字号即先兑印有“天”字图记的存票。同时，所存“安”字号铜元票亦如第一期一律兑现，以昭信用。倪巡按饬令怀宁县知事先行出示布告，昭示商民，并令监视抽签，到时派军人维持秩序。
民国六年(1917)6月，中华银行第6期纸币收兑因政潮纠纷、军饷告急，财政厅无款应付，遂展至12月1日，与第7期同时兑付，由财政厅请中国银行办理，本息共105000元，其中两期债本100000元，息四厘5000元。
二次革命失败后，安徽中华银行被倪嗣冲接管。1914年该行撤销，所发纸币经查验后分期回收，因此，有的票面有“验过”的红色篆章。   
5、办理官款汇兑。
安徽中华银行汇兑本省各地官款，收取汇费，藉补消耗。民国二年(1913)5月，安徽都督及民政厅令中华银行转饬合肥各分行汇解本省官款规定每千元汇水价目，其中除由省汇至各分行处酌收汇费已有规定外，新拟定由省行汇至合肥、三河二处每千元汇费2元，正阳、怀远每千元3.5元，颍州每千元4元，运漕每千元2.5元。汇银者以银计算，不得另有贴水。此外，如银洋兑换亦酌收手续费。持官款至各地分行以银易洋、以洋易银者，照各分行牌价每元付兑持费2厘5毫，易钱者照各地行情随时作价，力求公平，以免争执。   
6、办理军政借款。
该行创立时，值皖省财政困难、军饷繁重，行政经费支绌之际，省都督府为维持皖省政局、筹发军饷、补救财力匮乏之情形，不断向该行借用款项，到民国二年(1913)4月底止，财政司欠该行龙洋450000元，欠息13000元，此项洋息应请财政司照数筹还。经省府议会议决，并由都督、民政长发出指令：该行既系官立，其发行纸币由官厅盖印，效力之发生全恃官厅信用。现纸币发行数达60万元以上，不啻如原领官本外又向官厅领60万元的基本金，官厅即未令该行付息，则该行即不能向官厅计息。
三、关于安徽中华银行发行的纸币实物
笔者在收集纸币的资料和实物的过程中，铜元串票实物迄今未见，各类纸币图录也未见其芳影。该银行的银元券所见有壹圆券和伍圆券二种面额，壹圆券先后由上海集成公司及民国第一图书局代印，版式略异。前期上海集成公司印制的票面上盖有“皖都督孙印”篆章，后期民国第一图书局代印的票面上盖有“皖军都督柏文蔚印”篆章，反映了孙毓筠与柏文蔚先后督皖的情况。另有加盖“驻芜”、“淮北”、“临淮关”等地名。票面冠号分别有“柏”、“安”、“徽”、“中”、“华”、“洋”、“戚”等，壹圆券存世相对稍多。伍圆券目前根据各类资料记载，存世绝少，券票实物仅见2枚，票面均为“皖都督孙印”篆章，无冠字号。安徽中华银行银元券虽然正面并未印上“军用票”的汉字，但背面英文中却写明为“军用票”，另外，还发现在背面左侧再加盖“军字第号”红字。由此可以得知，安徽中华银行银元券当以军饷开支为主要投放渠道，在省境内流通。银元券笔者收集到两种面额，其中壹圆券2张、伍圆券1张，现具体介绍如下：
壹圆券（图1正面、背面）：该券长130毫米，宽78毫米，横式。正面墨绿色花框内桔黄色纹底，花框四角花符内上方有面值“壹”、下方有面值“1”，正中上方印有“安徽”、“中华银行”字样，行名两侧分别加盖“钱粮关税、“一律通用”的隶字方章、冠字“柏”和编号“37914”，中间黑色主图为安庆“振风塔”全景，主图上方印“安徽通用银元”，下方印“只认票不认人”，右边直书：“凭票即付”、“安徽中华银行洋票永远通用”、“壹圆”，左边直书：“执此为照”、“中华民国元年元月日”、“壹圆”，票右面值处盖有红色“皖都督孙印”篆章，左面值上亦盖有一红色篆章（字无法辨认），票面上还有一蓝色“淮北”地名戳记。背面中间印有地球、雄狮和交叉的铁血十八星旗图案，图案、花框及英文均为桔红色，下方印有“上海集成公司印制”。在背面右侧有墨书“祥和”二字，右侧有墨书骑缝号及篆字“安徽中华银行”骑缝章，此上海集成公司印制壹圆券当为先期孙毓筠督皖时发行所使用。
壹圆券（图2正面、背面）：该券长129毫米，宽82毫米，横式。编号“76782”，主体图案、花纹、文字及颜色均同图1。区别是票右面值处盖“皖军都督柏文蔚印”篆章，冠号“徽”及行名两侧的“钱粮关税、“一律通用”的隶字方章不是加盖，而是直接印刷。背面印“民国第一图书局代印”，及另加盖有蓝色“渊”、“二乙”字样，此民国第一图书局代印壹圆券应为柏文蔚正任“皖军都督”之期所使用。    伍圆券（图3正面、背面）：该券长155毫米，宽98毫米，横式。正背主体图案、花纹、文字及颜色均同壹圆券。上海集成公司代印，票面为“皖都督孙印”篆章，无冠字号，编号“02883”，行名两侧“钱粮关税、“一律通用”的隶字方章为加盖，另多处加盖篆章。此伍圆券得自09嘉德春拍，为《中国军用钞票史略》书中原物，乃台湾著名军钞收藏家丁张弓良女士旧藏。此券右下曾被剪角收兑过，所幸原角未失，因此猜测此券当年回收后，被安徽中华银行内部人员有意识保存，才使得此券得以全貌留存至今，这亦与安徽中华银行收回纸币情形中所述纸币收兑彻底相吻合，此伍圆券当为安徽纸币之大珍。
四、结语
1913年孙中山在江西、安徽等地发动“二次革命”武装讨袁。皖省于7月17日宣布独立，军费耗费甚巨。安徽中华银行及所属芜湖、大通、合肥、宣城、枞阳等分行遭兵变抢掠，皖垣市面金融更形涩滞。中华银行因库帑空虚，自此一蹶不振，陷于无形停业状态。同年8月7日，驻皖垣第一师师长胡万泰倒戈拥袁，通电取消安徽独立。讨袁军司令兼安徽都督柏文蔚辗转离皖，中华银行亦即停业。至此，安徽中华银行从开业到停歇历时1年零7个月，到1914年1月，中华银行正式撤销。安徽中华银行开业时间虽然短暂，然就整个营运说，亏空不多。尽管该行灾难迭起，困难重重，且资本不丰、营运艰难，但它在安徽辛亥革命史上留下了珍贵的一页。辛亥革命胜利后，安徽经济和金融异常困难，安徽中华银行的成立，对于稳定当时形势、活跃市面金融等方面均具有一定意义。
参考资料：
1．中国文史出版社《辛亥革命在安徽》
2．安徽钱币学会主编《钱币论文特辑》（第三辑）
3．亚洲钱币学会出版社《百草集》   
4、安徽人民出版社《安庆史话》

丞子

学习 谢谢了 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