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章太炎三通书札

龙武生

章太炎手札 照片由鲍道苏提供 图/文汇报

　　一
　　章太炎先生学梵文的事情，先前只看到周作人的记述，文收周氏《秉烛谈》。那时章太炎正在东京主持《民报》笔政，评议政事，鼓吹革命。后因日本政府应清政府所请，封禁《民报》，失去了政论的阵地，生计也成了问题，遂转而讲学，以小学为主，兼及佛学与《左传》。他在《民报》社内收徒讲《说文》，规模虽不大，但学生有黄侃、钱玄同、朱希祖、龚宝铨、许寿裳、周树人、周作人及汪东、刘文典、钱家治、任鸿隽等，皆一时之选。
　　章太炎那时生活颇为拮据。黄侃回忆，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每天以一百钱买麦饼充饥。周作人回忆，《民报》被封，还罚款一百五十元，先生无力赔付，经多方设法，还是许寿裳挪用了别人存在他处的钱交了罚款，才得免于苦役。但就是在那样拮据的情况下，章太炎又发心学习梵文。那年他已四十二岁。
　　周作人记述了太炎先生写给鲁迅同他的一封信：
　　“豫哉、启明兄鉴。数日未晤。梵师密史逻已来，择于十六日上午十时开课，此间人数无多，二君望临期来赴。此半月学费弟已垫出，无庸急也。手肃，即颂撰祉。麟顿首。十四。”
　　时间据周作人的回忆，在1909年春夏之间，“却记不得是那一月了”。
　　章太炎本邀约了十来人同习梵文，没想到，开课那天，周作人去时，教师密史逻外，只有章太炎与他二人。听了一两次，周作人觉得梵文太难，也中止不去了。
　　周作人亲历的此事经过，原本只此，但他又从杨仁山居士的《等不等观杂录》中抄得了章太炎的一封信和杨仁山的回信。这就使此事多了一些趣味。
　　周作人所抄致杨仁山函，内容如下：
　　“顷有印度婆罗门师，欲至中土传吠檀多哲学，其人名苏蕤奢婆弱，以中土未传吠檀多派，而摩诃衍那之书彼土亦半被回教摧残，故恳恳以交输智识为念。某等详婆罗门正宗之教本为大乘先声，中间或相攻伐，近则佛教与婆罗门教渐已合为一家，得此扶掖，圣教当为一振，又令大乘经论得返梵方，诚万世之幸也。先生有意护持，望以善来之音相接，并为洒扫精庐，作东道主，幸甚幸甚。末底近已请得一梵文师，名密尸逻。印度人非人人皆知梵文，在此者三十余人，独密尸逻一人知之。以其近留日本，且以大义相许，故每月只索四十银元，若由印度聘请来此者，则岁须二三千金矣。末底初约十人往习，顷竟不果，月支薪水四十元非一人所能任，贵处年少沙门甚众，亦必有白衣喜学者，如能告仁山居士设法资遣数人到此学习，相与支持此局，则幸甚。”
　　读此信，颇觉古怪：从此信前半截看，似是章太炎写给杨仁山的。所谓“先生有意护持，望以善来之音相接，并为洒扫精庐，做东道主”云云，自然是章太炎希望杨仁山接待欲来东土传吠檀多哲学的苏蕤奢婆弱。后人将此信收信人定为余同伯，似非所宜。盖同伯为仁山弟子，做东道主不是他所能任。但后半截所谈，是聘师习梵文事。信末希望收信人“转告仁山居士设法资遣数人到此学习”，足见收信人确系余同伯，并非杨仁山。这两桩不同的事情，既然作为“来书”抄录在《等不等观杂录》中，自然会被认作一通信件，但何以叙事口气前后不一？何以前后两段似是对不同人言不同事？此点始终未被怀疑，我却百思不得其解。至于或作“密史逻”，或作“密尸逻”，还有写作“密尸啰”的，当是音译书写不同，无足为奇。
　　周作人把这封有疑问的信件抄录于《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一文后，有关记述，如汤志钧先生《章太炎年谱长编》，姚奠中、董国炎二先生的《章太炎学术年谱》，均沿其说，或直接将“来书”当作是章太炎致余同伯的函件（这一点，周作人比较谨慎，只是照抄，未有臆断）。章太炎书信选编一类书籍也将此信收入。关于此事，自那以后也再没有发现什么新的材料。
　　不料事有出于偶然，使我对此信的蹊跷之处，得到了新的证据。
　　
　　二
　　我的老师鲍正鹄先生，师母杨搴先生，已先后于2004、2013年仙逝。鲍先生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杨搴先生是杨仁山居士的曾孙女，习绘画，为徐悲鸿入室弟子，方出道时，牛刀初试，便得到沈尹默、黄炎培等前辈赞赏。他们藏书甚富，但几经迁徙，又遭“动乱”，颇为杂乱。晚岁力衰，再无精力作整理旧藏的“工程”，只是常常会有意外的发现。一次，鲍先生忽然拿出一些四尺纸条给我看，原来是四五十年前，沈尹默先生书赠的条幅。“文革”时，不愿毁弃，又虑“抄家”之灾，便剪成条状，胡乱塞在书堆之中。这次发现，喜不自胜，拟重加装裱，以作纪念。二位老人去世后，其哲嗣鲍道苏兄方着手整理遗物。
　　一个月前，忽然接到道苏兄的电话，说是在书柜中无意发现了三通书信，竟是章太炎手札。略查其事，正是周作人《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中提到的信件。
　　不是一通，而是三通，颇令我意外，也颇令我惊喜。看来，周作人文中的信函之谜，或可有破解的希望。我问道苏兄是否可以借观，道苏兄一口允诺，并于当日就把信件照片发到我的邮箱。
　　捧读一过，豁然开朗。原来，这三通书信是分别写给两个人的：余同伯两通，杨仁山一通。《等不等观杂录》所云“来信”，只是记录了这三通来信的要点。周作人说的“不记得是那一月”，也因信末写有月日，迎刃而解了。这三通书信距今已有一百余年，能够发现，可谓异数，故不嫌累赘，略加标点，全录于下，以便研究者参考。
　　按时间先后，致余同伯的第一封信写于4月17日。大体合于周作人所说的“春夏之交”。这封信专讲习梵文事，全文如下：
　　同伯居士左右。岁余不通问讯，曼殊来，略审近状。末底近专以经训教授，佛学则自知冷暖耳。顷已请得一梵文师，名密尸逻，来寓教授。初约曼殊、伯华同学。曼殊志近流散，驰情风景，亦喜丝竹，遂忘正业。伯华向最热心此事，以其弟发狂，心绪颠到，亦几不复问此，且所志止在字母发音，趋以持喌，非真欲寻求文理者也。末底近偕一人同学，亦甚孤寂。印度人非人人皆知梵文。在此者三十余人，独密尸逻一人知之。以其近留日本，且以大义相许，故每月只索四十银元。若由印度聘请来此者，则岁须二三千金矣。末底初约十人并习，顷竟不果。月支薪水四十元，非一人所能任。贵处年少沙门甚众，亦必有白衣喜学者。如能告仁山居士，设法资遣数人到此学习，相与支持此局，则幸甚。失此良遇，派学生往印度，则费不资。若由彼处直请梵师，亦无此经费也。末底白。阳四月十七日。
　　此信证实，《等不等观杂录》“来信”的后一部分，正是章太炎致余同伯信的节录。原信讲述了聘师教授梵文的经过。如前所述，《民报》被封后，章太炎生活相当拮据，但仍发心学习梵文，实为学者本色。因此,在请得密尸逻教授梵文后，拟约十余人同习，可以分担学费。若十人来学，每人一月四元，支付尚不困难。不料苏曼殊、桂伯华都不参与。据周作人言，苏曼殊是学过梵文的，他还奇怪章太炎为何不要他教。但从此信看，章太炎确曾邀约过他，但曼殊那时志不在此，因此将学问当做一等大事的章太炎对他颇为不满，说他“志近流散，驰情风景，亦喜丝竹，遂忘正业”。桂伯华名念祖，江西人，曾参与康梁变法，鼓吹维新，后亦为仁山居士弟子，但那时因其弟患心疾，无力顾及，况章太炎也觉得他志不在学理，于梵文只是想学以诵经持喌，并不那样热心（喌，通呪，即今“咒”字。章太炎学佛，为究其学理，并不是信仰。其习梵文，亦是想得一深究佛理的工具，而诵经、持喌，如其《訄书》所言：“故凡信喌物、喌法者，必摒之”）。其余诸人都邀而不至，最后，如周作人所记，只章太炎与他二人。这事也于此信得到证实。至于周作人后来弃学，只剩章太炎一人，当在此信发出之后了。
　　因为人少，章太炎便想得到杨仁山的支持，说了许多理由，请余同伯转达。余同伯，字愿船，苏州人，为杨仁山门下弟子，时在金陵刻经处，助杨仁山弘扬佛学。章太炎写信给他，请他转达求助的意思，完全合于情理。“末底”，梵文义为“慧”，是章太炎学佛后的别号。
　　致余同伯的第二封信，未署日月，但从信中所请“即将此情上告仁山居士，求为转达”来看，当同第三封致杨仁山函同时发出。若此猜测成立，则此信发出时间亦当与致杨仁山函同为“阳历五月八日”，即前信发出二十天后。全文如下（信中梵文，因难于描画、排版，故略而不录）：
　　末底白。同伯居士左右。前上一书，想已收到。末底近学梵文，得密尸啰氏教授，将逮一月。梵文严密缜栗，诚非浅尝可了，然据梵师所说，学二三年，亦可解憭。幸有东人所译文法（本欧洲人著）得以参考，故助词不至隔阂。惟发音需从口受耳（罗甸音亦不切）。先试以其音转译《老子》，亦尚不误：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阿訇裓那靺多怛摩閜图佉阿斯底。迦耶耨海都阿訇迦耶阿斯底。阿比阿訇 阿迦耶怛。髻摩訇图佉阿斯底。）
　　八转十罗，理皆可了。男声、女声、非男非女声则须强记。又，数词特与恒情有异，如言二十一，乃似言一十二。据云，希腊、罗甸皆然，此古语之特殊者也。学之有味，而离群无友，鲜切磋之益。前书已求特派人来从学，如能转致仁山居士，实为万幸。
　　又，学费每月须四十元，非末底一人所堪。得有同学，亦可稍纾困竭。刘优婆夷近想在金陵上海间，如以此情告之，求为接济，亦所望也。
　　再，近有吠檀多圣者苏蕤奢婆弱欲至汉土传教，并欲考察汉土佛教宗派以辅梵方之阙，即将此情上告仁山居士，求为转达。末底专心此事本与国事无关，幸勿以嫌疑却之。昔远公与卢循游，宋武不以介意。以今方古，岂有异乎。
　　从这封信看来，致余同伯的第一封信发出后，近二十日，章太炎未得余同伯回函，而章太炎垫付梵文师的半月薪酬也已逾期，如无后续经费支持，学梵文事碍难继续。因此章太炎不得不再次催促余同伯，并询问杨仁山的态度。他先说梵文严密缜栗，不能浅尝辄止，但若经两三年学习，亦可了解，并以初习一月即试译《老子》一节为证，似欲引起余同伯的兴趣。继又谈学之有味而无人切磋之苦恼，欲征得余同伯的同情。最后话归原旨，希望得到杨仁山的资助以“稍纾困竭”。他大概也估计到杨仁山或有难处，所以又提到另一位有可能的资助者刘优婆夷。刘优婆夷为谁？恕我寡闻孤陋，未知其人。此信读来颇觉章太炎的有趣，也深感一位学者的艰难。以章太炎之高傲，为了学习梵文，不惜婉转求告。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此之谓耶！
　　除习学梵文外，章太炎此信又引出了另一件事，即向杨仁山推荐印度吠檀多派的圣者访问中国，并希杨仁山做东道主，予以接待。此事详见后面将谈到的第三通信札。章太炎可能已经料到此事将会引来杨仁山的不快，但一则受人之托，二则以学者的心理并不觉得不同学派之间的交流有何坏处。所以他在信中一则向余同伯声明，他之热心此事，与国事无关；再则以远公与卢循游而宋武不以介意为例，希望杨仁山也取此态度。
　　卢循、远公事，见《高僧传》。当初卢循举兵反晋，据江州，因卢循父亲同慧远和尚有旧，便入庐山谒慧远。有僧劝诫慧远道：“卢循是国寇，同他交往，能不引起怀疑吗？”慧远说：“我佛法中情无取舍，难道有识者会不明白吗？用不着害怕。”果然，当刘裕（后来的宋武帝）讨伐卢循时，有人打小报告，说慧远同卢循交好。刘裕回答说，远公是世外之人，对人是不分彼此的，还派人持书前往致敬，遗赠钱米。
　　以卢循、慧远事说杨仁山，这也是章太炎天真之处。刘裕攻卢循，并欲取晋室而代之，其行止与卢循无异，且正在邀买人心之际，哪里会为卢循反晋而加罪慧远。杨仁山以弘扬中土佛学、收拾人心为务，同章太炎之以佛学为思想资源本非一途，自然难免“薄言往愬，逢彼之怒”了。
　　现在，可以来读第三通章太炎致杨仁山的信函了。这封信是专为举介苏蕤奢婆弱的。学习梵文的事是章太炎自己的事，不好直接烦扰杨仁山。按年龄、资历，章太炎均属晚辈，所以只能求余同伯为他婉曲言之。举荐苏蕤奢婆弱虽是受人之托，却是为学术交流事，当得直接向杨仁山报告。全文如下：仁山先生左右。顷有印度婆罗门师欲至中土传吠檀多哲学。其人名苏蕤奢婆弱，学识精博，梵行精醇，彼土以为圣人。以中土未传吠檀多派，而摩诃衍那之书，彼土亦半被回教摧残，故恳恳以交输知识为念，由梵文师密尸啰阇梨先为示意。某等详婆罗门正宗之教，本为大乘先声，中间或相攻伐，近则佛教与婆罗门教已合为一家，所异者独在形式耳。
　　吾土老庄之学，去清净法流尚远，然晋宋诸高僧犹能熔铸二家使无罅裂，况吠檀多之学业已穷高极深者哉！得此扶掖，圣教当为之一振，又令大乘经论得反梵方，诚万世之幸也！先生有意护持，望以善来之音相接，并为洒扫精庐（佛寺稍清净者皆可）作东道主。幸甚幸甚，不胜慺慺据事以闻。末底、曼殊和南 阳历五月八日
　　和南，即合掌致敬或稽首致意。拉上苏曼殊也是为了增加这举荐的分量。章太炎的详研佛学，在1903年因“苏报案”入狱之后。他自己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继阅佛藏，涉猎《华严》《法华》《涅槃》诸经”；及囚系上海，“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出经入史，旁及佛学，章太炎一生追求，未脱离革命，也未脱离学问。他可能不算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但他确实是一位伟大的学者、思想家。各种学说，在他都是可以资取的思想材料，不妨熔铸而为己用，所以全无门户藩篱之见。杨仁山则是宗教家。他广罗群经，翻刻流播，创设精舍，培育人才，希望用佛法来影响、改善人心。因此他对于思想不取驳杂，而主精醇。惟精惟一，使有大成。这一点，纯粹的宗教家同纯粹的革命家有相似之处。
　　由于章太炎、杨仁山对待思想、学问的不同取向，决定了章太炎举荐苏蕤奢婆弱来中国传播吠檀多学，不可能得到杨仁山的支持。至于吠檀多哲学与大乘佛学的关系，是否如章太炎所说本为一家，今又合流，并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
　　杨仁山当然不仅读到了章太炎给他的信函，也读到了章太炎给余同伯的两封信函。读过这三通来札后，他作了摘要，这就是《等不等观杂录》中的“来信”。因为章太炎举荐苏蕤奢婆弱的信是写给他的，所以抄录在前，而请余同伯代告的习梵文事就抄录在后了。他以余同伯的名义写了回书，全文如下：
　　来书呈之仁师。师复于公曰：佛法自东汉入支那，历六朝而至唐宋，精微奥妙之义，阐发无遗。深知如来在世，转婆罗门而入佛教，不容丝毫假借。今当末法之时，而以婆罗门与佛教合为一家，是混乱正法而渐入于灭亡，吾不忍闻也。桑榆晚景，一刻千金，不于此时而体究无上妙理，惶及异途问津乎？至于派人东渡学习梵文，美则美矣，其如经费何！此时祗洹精舍勉强支持，暑假以后，下期学费未卜从何处飞来。惟冀龙天护佑，檀信施资，方免枯竭之虞耳。在校僧徒，程度太浅，英语不能接谈，学佛亦未见道，迟之二三年，或有出洋资格也。仁师之言如此。
　　对于接待苏蕤奢婆弱，杨仁山直言拒之，不假颜色，表明了他的佛学立场。对于派人去读梵文，杨仁山婉曲言之，示意不能。这倒不是借口，而是实情。可以作为旁证的是，这一年（1909年）杨仁山培育佛学人才的祗洹精舍，因经费不足而停办。
　　杨仁山的回信寄到后，章太炎或许又有信函回复，于是有了杨仁山第二次代余同伯复函。这封信函也见于《等不等观杂录》。周作人说因未见章太炎原信，所以此函不录。但我想或许也有为尊者讳的意思在里头，因为这回的书来信往，双方都动了些肝火。事过百年，人亦云亡，当无所避忌，为了解此事全貌，还是不妨抄录全文的：
　　仁师接尊函，朗诵一过，笑而置之。人问其故，答曰：此信所诟厉者，与我毫无干涉。何恚之有？复检初次奉答之信稿阅之，不知见怒于台端者，在何语句？信口所答，无非护法深心。师言直起直落，无丝毫委屈，寻常接人，莫不如是。弟相依三载，甘苦同尝，学焉方知不足，外间交游，渐形疏略。招学梵文启，送去多纸，亦无人愿往。传吠檀多教者，纵来此间，弟亦无力接待也。
　　从回信看，章太炎来信中必多不满，乃有“诟厉”之语。而复函虽守不出恶言之训，亦怒见于辞。至于章太炎学梵文的结果如何，看来是未能继续。因为他后来的学术活动中，似未再见继续学习或应用梵文的记载。
　　杨仁山于两年后圆寂。这两年中章、杨二位未见再有更多的交往。
　　
　　三
　　晚清之世，内忧外患，国将不国。志士仁人，都在寻求救国之道。佛学也是他们为救国资取的思想资源。利他、平等、无我、无畏、勇猛、精进，这些佛学中积极的思想资源，对于当时不同观点的改革者同样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谭嗣同、杨仁山、梁启超、章太炎，都曾对佛学详加研求，不像今天某些所谓信佛者只求私利，有些甚至卖佛图财，于佛理全无认识。一种思想，到了他的信徒们只是靠它升官发财的时候，这种思想也就走到了尽头。不单是佛学。
　　章太炎与杨仁山于佛学有不同见解，于行动也并非一统，因见解、信仰的不同也会有争执，有龃龉，但他们的行为都不是为了私利。百年而下，人们对他们仍旧保有着理解与尊敬。读罢章太炎、杨仁山的这些信函，我作如是观。
原创作者：陈四益    来源：文汇报   2014-04-05

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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