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叔弢的藏书生涯

龙武生

人生简历
　　我国私家藏书历史源远流长，它对于保存文化典籍，传播民族文化，有着巨大的历史功绩。民国以来的私家藏书中，北方周叔弢的自庄严堪、李盛铎的木樨轩、傅增湘的双鉴楼，鼎足而三，而周先生以其藏书之富、之精又超越李、傅，故全国而言，素有“南陈北周”之称。“南陈”即祁阳陈清华，“北周”即天津周叔弢。
　　周叔弢（1891－1984），名暹，以辈分称明暹，字叔弢，以字行，原籍安徽建德（1832年改名至德，1959年与东流合并，称东至）人，世称“建德周氏”。其祖籍婺源，唐时避武氏乱而迁居，历宋、元、明三代均夙守耕读，绝迹仕途，直至清代中晚期，周先生祖父周馥才重踏仕宦之途。
　　周馥字玉山，由李鸿章的幕僚而致身显赫，历官津海关道、直隶、四川、山东、两江、两广等地藩臬督抚，为晚清洋务派重要人物，曾承办外交、武备学堂，兴建旅顺船坞等。
　　先生父亲周学海，系周馥之长子，为光绪十一年（1885）拔贡、十四年（1888）举人、十八年（1892）进士，以内阁中书用，后署靖江。周学海潜心学医，编撰有《周氏医学丛书》。
　　周先生为学海之三子，光绪十七年（1891）七月生于扬州，辛亥革命后先赴上海，随后移居天津。民国8年（1919）随叔父周学熙（民初财政总长，近代中国实业家）赴青岛开办华新纱厂，开始实业生涯。此后在唐山、卫辉、天津、滦州等地经营华新纱厂、滦州矿务局、启新洋灰公司、耀华玻璃厂等，成为我国北方的一大民族实业家。解放后，于1950年任天津市副市长，开始从政生涯，生前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天津市人大副主任、天津市工商联主委、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天津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天津市图书馆学会名誉会长。1984年2月14日因病卒于天津，享年93岁。
　　藏书生涯
　　周叔弢先生前期从事实业，后期从政，然而贯穿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藏书事业。周先生出生之后，周家已进入书香门第。祖父周馥开始积书，父亲周学海更是好书，这对周先生影响极深。开始，自购诗文集、小说，以补私塾课堂之不足，并且眼界为之大开。16岁后，得张之洞《书目答问》，遂以择书而购、择书而读。待读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后，进而择版本而求。民国3年（1914）先生以廉价购得清内府天禄琳琅旧藏宋刻本《寒山子诗集》《丰干拾得诗》，因取斋名拾寒堂，为搜集宋本之始。后又得内府藏宋刻《五代史》（存十四卷）、宋绍兴临安府刻《汉宫仪》、元刻《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存十九卷）。民国6年（1917）得上海郁松年宜稼堂部分藏书，如明嘉靖孙沐万玉堂刻《太玄经解赞》《说苑》《释文》。20世纪20年代中，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的山东杨氏海源阁藏书散于天津，周先生与杨氏后人有识，且给价优厚，所得最多，也最精，总计达五十五种，如宋婺州市门巷唐宅刻《周礼注》，乃杨氏四经四史斋的宋本四经之一，为海源阁镇库之宝。其他如宋淳熙二年（1175）镇江府学刻公文纸本《新定三礼图集注》、宋刻《晋书》、宋刻《新序》、宋淳祐刻《兰亭续考》、宋淳熙七年（1180）池阳郡斋刻《山海经》、宋蜀刻小字本《王摩诘文集》、宋刻递修《陶渊明集》、宋刻《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图谱》（存十二卷），金刻《壬辰重改证吕太尉经进庄子全解》，元雪窗书院刻《尔雅》、元至正六年（1346）吴志淳好古斋刻《复古编》，明刻《广雅》（清顾广圻、黄丕烈校跋）、毛氏汲古阁影元抄本《字鉴》、影明抄本《干禄字书》《佩雕》、沈氏野竹斋抄本《书鉴》、明抄本《录异记》、建业张氏铜活字本《开元天宝遗事》、崇祯三年（1630）叶奕抄本《李群玉诗集》，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曹寅扬州使院刻揀亭十二种本《钓矶立谈》《都门纪胜》《糖霜谱》等。
　　是为可贵的，周先生藏书不仅视为个人癖好，更重要的是为挽救民族文化，免于沦入异域。旧中国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历代典籍屡屡外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以各种方式加紧搜得我国佳刊秘籍，运往日本，周先生目睹于此，心肠为裂。1933年日本《文求堂书目》载有我国宋、元、明刻本古籍百余种，多为傅增湘双鉴楼流出，其中有海内孤本北宋刻《通典》、南宋绍兴刻《东观馀论》（清钱谦益跋）。前者索价高达一万五千元，后者一千元，周先生奔走呼号，多方筹措，力不能支，只购回《东观馀论》及宋绍定五年（1232）黄埒刻《山谷诗注》、汲古阁影宋抄本《东家杂记》等数种。而《通典》不久被日本文部省定为“国宝”，不准出口，无法购回。周先生写道：“今者边氛益亟，日蹙地奚止百里，当国者且漠然视之而无动于衷，余及惜此故纸，不使沦于异域，书生之见亦浅矣，恐人将笑我痴绝而无以自解也。”待至五十年后，周先生提及此事，仍感慨不已，这种维护祖国文化遗产的爱国精神，感人至深！
　　周先生一生俭朴，惟嗜古籍文物为癖。他曾说“孔子曰‘君子好德如好色’，我是好书如好色”。为了一本书，朝思暮想，废寝忘食，从不恤金钱。1947年以一两黄金购得元岳氏荆溪家塾刻《春秋经传集解》卷一，一册。为了购书，周先生除节衣缩食之外，常以书易书，甚至借贷他人。1942年为购宋余仁仲万卷堂刻《礼记注》，卖去明刻本百数十种给陈惟壬，“去书之日，中心依依，不胜挥泪宫娥之感”。1931年北京文德堂主人韩左泉得宋蜀刻本《后山诗注》七册（存四卷），北平图书馆许以国币七百元未成，周先生借款以一倍书价购下，他写道：“余乃从人借贷，倍其数偿之，同辈甚诧其痴而讥其大费，余则以为人生几何，异书难遇。”1939年岁末，他在购书簿上又写道：“今年本无力收书，乃春初遇陆监（指蒙古宪守三至五年张宅晦明轩刻《增节标目音注精义资治通鉴》）、《毛诗》（宋监本），岁暮遇《衍约说》（宋刻本）、《蜕庵集》（清康熙陆漻家抄本、王闻远、黄美鏐、黄丕烈跋），不得不售股票收之，孰得孰失，正不易言耳。”周先生这种癖嗜图书的苦心，真可谓到了如痴如狂的程度。
　　在周先生的藏书活动中，最为值得提出的是求其珠还合浦。我国古籍经过历代收藏家们时聚时散，造成支离现象，周先生每遇此类断圭残璧，往往竭心尽力，经年求索，使之延津之合，复为旧观。
　　1930年春，周先生从文友堂得《春秋年表》《名号归一图》，凡三卷，系元岳氏荆溪家塾刻《春秋经传集解》的一部分。是年秋从藻玉堂得是书六卷，次年冬从肄文堂得是书二十三卷，全书所缺卷一，为北平龚氏得，并传闻毁于“八一三”上海兵火。周先生以傅增湘藏宋抚州本，补其所缺，待至1946年12月，周先生终于购得原书卷一，前后经历十六年之久，最后得以完璧。
　　甚至原书名家题跋散失了，周先生也耿耿于怀，设法使其合浦珠还，如20世纪20年代中得于海源阁的宋刻《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原有黄丕烈手跋两篇，1940年以奇昂的价值得于北平王搢青。先生亟命工补缀，装之首册，大喜过望。真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周先生藏书除绝大部分为倾金所得外，还有部分为亲友馈赠。如1919年上海博古斋柳蓉村以贝镛、唐翰校清嘉庆张氏照旷阁刻学津讨原本《吴地记》见赠。1920年方尔谦以明程龙湖《邵康节先生前定锁地铃》，贺先生三十年岁寿辰。1944年李典臣以元刻《注心赋》为赠，以谢先生助李氏售书估值之劳。
　　从清末民初起，直到20世纪70年代，前后近八十年间，周先生共得宋、元、明精刻本、精抄本、名家校本跋、历代活字本及其他中外图书共计四万多册，这是先生一生致力于斯的结果，其保护民族文化的功绩，堪可彪炳史籍。
（摘自《安徽藏书家传略》，刘尚恒、郑玲著，黄山书社）
　　周叔弢先生藏书之特色：（1）宋元稀见刻本富且精；（2）名家抄本富且精；（3）名家批校、题跋本富且精；（4）历代资本富且精；（5）名家稿本蔚为大观；（6）明清刻本择其精良。
　　周先生曾这样具体形象地指出“善本”的五好标准：一版刻好，等于一个人先天体格强健；二纸张印刷好，等于一个人后天营养得宜；三题跋好，等于一个人富有才华；四收藏印章好，宛如美人薄施脂粉；五装潢好，好像一个人衣冠整洁。当20世纪40年代初，周先生以高价购得十来种所谓敦煌经卷，而经鉴别为赝品之后，随即一火焚之，不使贻误后人，至于自己所费金钱不惜。正由于选择如此之严，所藏自然极精了。
　　周先生在他的藏书事业中，对于藏印十分重视，他提出的善本“五好”标准，其第四即为“收藏印章好”。他厌恶某些藏家在书上乱钤印鉴，如明之项元卞（墨林）藏书每印鉴累累，如“美人黥面”。他自己用印，于石质、篆刻、印泥都十分考究，他在收藏的宋元善本上，往往只钤“周暹”白文小印和“叔弢”朱文小印，且多在边栏之外，为的是不损伤书。原创作者：刘尚恒 郑玲    来源：天津日报    2014-04-23  

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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