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三省官银号历史

龙武生

       东北地区首推奉天（辽宁）省开发较早，商品经济发展迅速，货币需求量大1894年盛京将军裕禄向中央政府奏设）华丰官帖局）以）疏通圜法，而通市面），并发行纸币解决地方的财政困难，但因为流通区域较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货币短缺。1896年，盛京将军依克唐阿整顿钱法，收回华丰官帖，奏请中央政府）另设华盛官钱局），一时方便商民。190年庚子之役及1905年日俄战争又使奉天省金融币法紊乱，商业萧条。在如此恶劣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一个能稳定金融秩序和起到省中央银行作用的新金融机构的出现显得十分必要，于是东三省官银号应时而现。

一 初步创立时期

东三省官银号原名奉天官银号，成立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为奉天将军赵尔巽所创立，官商合办，由奉天 ）财政局拨官本沈银三十万两），额外附商股数万两。奉天官银号设立，是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的。1905年夏，奉天将军赵尔巽深感奉省自日俄交战后，）商业萧条，银根甚紧。以致市面周转不灵，若不设法维持，恐有江河日下之势），于同年冬奏准设立奉天官银号。设立的目的有三：1、集中辽宁省之金融势力；；2、统一辽宁省之纸币发行；3、管理辽宁省之省库。奉天官银号且有发行纸币和代理省库的权力，成立的当年即新发行凭帖（钱帖）共十八种。凭帖一吊可与制钱一吊相兑换，凭帖是奉天官银号发行最早的纸币；1906年又发行小银元票（又称小洋票），通称奉票；1907年又印制发行以沈平银为本位的银票；1908年发行了大龙元票纸币等。代理省库业务主要为省府官款收入，赋税租课及军政费用均归官银号掌管收存。

奉天官银号成立伊始，除上述业务外还有存放款业务。存款业务不受重视，因而日益萎退；放款则为其重要业务，获利颇多，成为官银号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官银号总号设有公估局专门鉴别银钱成色，同时设有官银炉用来熔铸现银，并代商民倾熔，成色纯，熔费与市面价格相同。为了便于省内外交通，官银号还在各地设立分庄，并于1906年同奉天公议局合办公济钱号（1908年后由官银号独办）专门办理汇兑业务。

官银号成立之初，业务量不大，人员较少，除总理、总商及总稽查外，其余员工合署办公。总理、总商及总稽查由奉天将军委派。总理主持全面工作；总商在总理领导之下掌管全号会计、出纳及柜伙；总稽查负责监督考察号内的利弊。第一任总理魏景春，总办马恩桂，总稽查盖觐光。官银号总号先设于盛京城内钟楼南路东原德兴水门市房。后迁于大北门里。分号有：营口，辽阳，安东（今丹东），新民，彰武，长春等地。1906年、奉天官银号通过奉省财政厅授权没收了辽阳地区一些倒闭商号抵押的财产共30万两，作为增拨资本。同时。官银号返还了全部商股改为官营，资本增至60万两。官银号创办一年多，营业状况良好，共获纯利94万两，“市面渐有转机，商民众称便利，似于公家地方两有裨益”。官银号的创立，初步稳定了奉省金融秩序，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

二 发展扩大时期

1907年清政府在东北正式实行行省制，新任总督徐世昌为东三省最高行政长官同时署理东三省军务。徐世昌十分重视财政金融状况，他认为：三省财政空虚，金融秩序混乱；需统一币制，集中金库。徐的观点符合当时金融形势，当时奉省设有奉天官银号，吉林设有吉林永衡官帖局（1898年吉林将军延茂创办），黑龙江设有黑龙江广信公司（1904年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创办）。这些金融机构虽暂时缓解财政压力，稳定金融币制，但东三省金融制度政策不统一，币制紊乱，汇兑繁琐，流通不便。此外，三省的省银行资本金有限，各自为政。难有作为。日俄两国对东三省的金融渗透日甚，沙俄发行卢布及羌帖沿东清铁路沿线流通，几乎占据北满，中国地方政府发行的官币竟不如卢布及羌贴受民间欢迎；日本之军用票、日洋及正金票等在日俄战争后也“畅通”于奉天省。“日本军用手票强制在南满行使。流通额数最多曾达一亿九千万元。怡战事终结。当1906年七月时，其流通数目,尚有150000000元”；日本的正金银行通过发行正金票意欲控制南满金融。东三省金融财政状况窘迫，币制紊乱，金融形势危急，若再不整理恐为外人所胁絷。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根据客观金融形势，于1908年向朝廷奏请将奉天官银号推至吉黑两省，以利于统一三省币制，协调三省汇兑，集中三省金融力量。徐氏认为奉天官银号乃“财政之后援，不当仅隶于奉省，乃定名曰东三省官银号”。宣统元年（1909）四月二十一日，奉天官银号正式改名为东三省官银号。从此时到民国建立为止，东三省官银号成为东北三省区域的中央银行。

官银号正式成立后，坚持先扩大经营然后增加资本的经营理念，即保持原有奉天官银号资本金60万两不变，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扩大业务经营范围上。奉天官银号当时业务仅为代理省库，发行货币、存放款及汇兑业务，更名后增加了：短期折息；买卖生金银及各种货币；经理公私各项款项；发行本省所铸银元、铜元。官银号还在省内外增加了许多分号，使经营范围从东三省扩大到了关内地区，加强了东三省官银号同关内金融业的联系。扩展了经营对象。官银号的组织管理也随着经营扩大而日趋完善。官银号设总办、会办各一人，总经理、副经理各一人。总办主持全面工作，会办协助总办处理工作。总、会办皆有总督委任，总经理、副经理通过总会办提名荐举由总督任命，荐举条件为“品行端方，家道殷实，熟悉经济之人”。总会办任期五年，总副经理任期三年。总会办期满由总督考核其业绩是否连任，总、副经理任满由总会办考核，如办事妥慎可连任，一般的普通职员则根据业务状况由官银号自定。东三省官银号第一任总办周光昌，会办张允亵、经理张宝云。

东三省官银号虽然暂时稳定了东北金融币制，但并未从根本上统一东北金融力量。“公家纸币通行于三省”，但各省仍“各自为政”。发行的省币如：吉林的永衡官帖、黑龙江的广信公司官帖，都很有势力；即使是奉省本省的币制也十分混乱，私帖泛滥；各地商会、钱庄、店铺等更是随意发行私帖。钱法之乱虽是清末民初的普遍现象，但奉省尤甚，因此东北币制实质上未得统一。1912年7月，行省撤销。奉天都督只掌管奉天一省，撤销了对吉江两省的监管权。东三省官银号也随之变为奉省一省的省银行。

三 曲折繁荣时期

民国伊始，政局跌宕，然而奉省金融却一度繁荣。东三省官银号虽稍有复兴，但由于奉省当局经常向官银号挪借款项，官银号为挹注准备金不足，只能采用增发纸币的手段，遂导致奉票逐渐贬值并出现了挤兑风潮。

    1、奉票的挤兑风潮及整顿改革

1916年，奉省金融动荡，财政赤字增加，财政危机达到了顶点，政府只能依靠官银号大量发行纸币来摆脱财政金融危机。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欧美各国限制白银出口，导致银价上涨；而国内则因北洋政府严令中、交两行停止兑现，导致发生了“京钞风潮”。其影响巨大，使奉天也出现了大规模的挤兑风潮。

     1916年6月，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兼省长，次年又升为东三省巡阅使。张上任后决定对奉票进行整顿改革以遏制贬值，下令组织官银号及其他行号采取措施平息挤兑风潮。张作霖于1916年5月，即令奉天总商会会长杨玉泉同日本商业会议所协商，议定每日兑付一万元；令中国银行奉天支行和交通银行奉天支行筹集现银运造币厂鼓铸现大洋以资接济；又令东三省官银号发行五角小票以辅助现银，收回十元大票以防止挤兑。后虽挤兑稍有平息，但小银元缺乏，市面仍处于恐慌状态。

1916年8月18日，银行公会与日人交涉，决定改行大洋本位制，由东三省官银号发行奉大洋票以收回小洋票。但挤兑日益严重，张作霖认为造成挤兑狂潮的根本原因是非法钱商与日人勾结、遂决定杀一儆百。1916年11月10日、张下令将勾结日人挤兑奉票的兴业银行副理刘鸣歧、瑞昌恒金店执事黄献廷、瑞昌恒钱庄执事吕兴瑞、贩卖现洋的蓬莱银行执事齐瑞及管库人解中道等五人以贩运现洋、惑乱金融为罪名枪决示众。镇压投机钱商虽一时奏效但不能从根本上平息挤兑风潮，1917年底挤兑风潮再次出现。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刘尚清及奉天财政厅长王永江等人反复研究、请示奉天当局再改币制、得到了张作霖全力支持

。1918年1月22日官银号正式公布于7月开始发行“一二大洋汇兑券”。汇兑券与奉小洋票比值为10:12，汇兑券为不兑现的纸币。具体方法为、东三省官银号将现银存,于上海作为汇本，任商民在上海买贷。每元折合现银7钱2分、就地划拨，但不能在奉天,索兑。兴业银行原发行的小洋票改称“四厘债券”，每年两次付息，不兑现也可作汇。此外5月又与日方订立协定，规定奉票与金票同为不兑换纸币，这样，市面才逐渐趋于稳定、挤兑风潮才逐渐平息。

2、三行号合并、重组东三省官银号

经过这次挤兑狂潮后，奉省金融经改革整顿逐步稳定恢复正常。商民均乐于接受一二大洋汇兑券，经济逐步恢复。经过三四年的巩固发展，奉省财政赤字减少、并逐步还清了外债，省库日益充盈。至1920年末，东三省官银号也成为当时地方省银行中实力较强的银行。

1924年3月，张作霖召开三省金融整理联合大会，提出整顿币制，统一金融。决定把东三省银行和兴业银行合并于东三省官银号，资本增为奉大洋2000万元，实收资本为奉大洋1388万元，新东三省官银号于7月15日正式开业.

重组的东三省官银号中的奉天兴业银行其原名为奉天农业银行，1912年创办。1913年改称奉天兴业银行。1913年初，该行以筹建劝业银行为由，从商民中募集股本53万元用来弥补资金之不足。7月，经省政府批准，该行改组为奉天兴业银行，系官商合办，资本金130万元，其中官股70万元，商股60万元。新行发行兴业小洋票，但因准备金不足，发行过多、引起面值跌落。1916年该行与日人勾结，引发挤兑风潮，被张作霖强力镇压，并勒令停业整顿。重新开业后，兴业银行返还商股，改回官办，发行不兑现的兴业银行“一二汇兑券”200万元，等价兑换现洋。1919年，吉黑两省商会求援接济，经批准，以兴业小洋票发行额中的80万元拨付，票面加印“哈尔滨”三字，称为哈小洋票。

新合并到东三省官银号中的东三省银行于1920年创办，其总行设在哈尔滨，虽名为东三省银行，但其实质为东三省官银号附属机构，是东三省官银号在黑龙江的联络站。张作霖任东三省巡阅使后，为垄断三省金融，筹措军费，染指关内，于1919年11月组织人员起草筹建东三省银行章程，虽得到北洋政府批准，但因财政部不同意未果。1920年4月，曾任东三省官银号总稽查的张之汉等人重新活动，商定将总行设在哈尔滨道外南四道街，另在东北和天津等地设立分行和办事处20余处，计划筹集资本现大洋800万元，但实际筹集现大洋200万元，大洋票160万元，并决定各总行和分行同时在10月29日开业。东三省银行奉天分行开业不久，即逢直﹑奉﹑皖系军阀混战。1920年，张作霖为配合直系对皖系作战，令东三省银行奉天分行拨哈小洋票150万元（背面加盖“津奉兑现”字样，又称“津奉券”），作为用兵之需。1921年，张作霖对蒙用兵，又令东三省银行奉天分行拨哈小洋票100万元（背面加盖蒙文，又称 “蒙文券”。上述两种纸币因战事影响，每人每天只兑换5万元，且币值不断跌落，因此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即停止发行 。

三行号合并后、业务范围不变，办公经费每年节省80万元，人员也减少了1/3；三行号的贷款业务经此次合并,方便了客户；合并有利于币值稳定,也易于奉省财政厅监督管理财政支出。三行号合并后，兴业银行和东三省银行的财产归于官银号；官银号将兴业银行发行的2000万元债券及东三省银行发行的970万元大洋券全部收回；官银号还制定了东三省纸币发行量不得超过1亿元；兴业银行会办改为官银号会办驻长春分号，东三省银行会办改为官银号会办驻哈埠分号。

新东三省官银号为这一时期东北地区最大的银行，无论资本金还是经营规模，其综合实力已达到了全盛时期。它成立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增加货币发行，支持奉系军阀征战。第一次直奉战争耗费1000万元军费，几乎耗尽了奉省省库的积存，且奉军败北。战后的张作霖疯狂进行扩军备战，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及郭松龄反奉期间，军费支出惊人。1922-1924年军费支出额分占各年财政总支出79.85%、81.45%和78.37%。庞大的军费支出需财政充分支持，依靠较高的税赋征收比率是无法满足需要的，最适宜的方法就是大量增发纸币。1919年底，奉票发行总额不到,1300万元，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增至,3600万元；1924年3月增至 5150万元，,到11月末增为1.95亿元，仅8个月增加近3倍，纸币发行的速度是官银,号创办以来未有的。1926年，奉省财政厅为整理奉票抑制其贬值，决定发行“东三省整理金融公债”，额度为现大洋2000万元，用于收回奉票。奉大洋二元折作现洋一元收回，付息六厘，三年内付息后，分五年还本，计划可收回奉大洋1亿元。2000万元债券由东三省官银号分摊300万元，列发行公债的各行号之首。

3、整理金融，成立四行号联合发行准备库

1928年7月24日，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主政东北。这正是奉票暴跌经济衰弱之际，张学良苦叹：“奉票跌落真是无法挽救。” 为了抑制经济衰退，张学良裁减军费，整理金融。经人建议，他仿效美国实行联合发行准备库制度，并借鉴结合关内北京的大陆﹑金城﹑盐业和中南四行实行的联合发行准备库制度的经验，欲在东北改革金融体制，从根本上抑制奉票毛荒，稳定金融环境，推动东北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1929年5月，经过反复商议最终由张学良亲自主持召开三省财政金融负责人会议。与会的有辽﹑吉﹑黑三省财政厅长张振鹭、荣厚、庞振襄；东三省官银号总会办鲁穆庭、吴恩培、荆有岩；边业银行总裁彭贤、副总裁杜惠霖、总稽核宁恩承等。会议因张学良有事外出由东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王树翰主持。会议议决：（1）、财政要在军事裁减基础上自给自足，收支平衡。各省财政量入为出，奉省已于上年11月缩减军队35万人。（2、成立东三省金融整理委员会，负责整顿三省金融。张学良任委员长，辽吉黑三省财政厅长，东三省官银号总会办及边业银行总裁，总稽核任委员。（3）、以东三省官银号为主体，联合边业银行

及中、交两行的奉天分行，于1929年5月17日成立辽宁省城四行号联合发行准备库，总库设在边业银行，由四行号共同管理，专门办理准备库券的印制、发行和兑换，）保管准备金，不作其他营业。章程规定：准备库发行 5元、10元两种四行号准备库现大洋兑换券，与现大洋同样流通，无限兑现。由于新币未印出，暂时借用边业银行库存券，加盖准备库印记，流通市面。还规定，凡向准备库领用兑换券的行号，须交7成现金,3成有价证券作为准备金，兑现责任由准备库承担。

四行号联合发行准备库成立后公布了“奉票维持方法”，奉票与现洋的比价大体维持在50:1；省库所属征收机关以奉票征收税赋，商民交易买卖按官价使用奉票。辽宁省政府还发行第一次卷烟统税公债现大洋2000万元，用于充实汇兑资金。很快，奉票价格稳定，贬值得到抑制，市面物价趋于平稳。

为了保证库券信誉，准备库邀请社会团体及工商业代表定期检查公布准备金状况，以昭示其信守。当年6 月30日，检查结果为：借边业银行券:500万元，其中已发行200万元，未发行300万元；现金准备额140万元，其中准备库内5万元，边业银行库内135万元；保证准备额60万元。此后，每个月末检查一次，每次发行额与准备金额均相符。兑出额正常，准备券信誉好。

准备库自发行新库券以来，由于准备充分，能十足兑现，操作透明，信誉卓著，兑换者日益减少。至1930年10月9日，张学良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时，辽宁省城四行号联合发行准备库发行的准备库券现大洋兑换券流通区域扩大到关内许多地区。东三省官银号资本额没有增加，但营业利润却大量增加。如“民国十五年为1450289元，民国十六年为2652713元，民国十七年为 28153224元”。官银号这一时期虽经营曲折但获利逐渐增加，控制金融市场能力增强，辽宁 （乃至整个东北）金融逐步稳定，东三省官银号发展进入黄金时期。

四 急剧衰亡时期

正当东三省官银号逐渐发挥其重要作用，张学良的金融体制改革日趋呈现良好态势之时，外部力量的干涉使得这一趋势中途夭折。张学良主政东北以来，通过“枪毙杨常”、“东北易帜”等一系列事件表明他的态度是不与日本人合作，不甘心任其摆布。加之日本国内政局不稳，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日本，日本政府欲以军事冒险行动来摆脱危机，变中国满洲（东北地区）为其殖民地。

1931年 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事变的第二天，“关东军占领沈阳城后，当即派军队封锁城内的东三省官银号及边业银行，继则严加监视”。封锁金融机关，日方主要是为了切断对张学良方面军费的供应。东三省官银号从此处于停业状态。直到10月上旬，沈阳中国商民及各界人士强烈要求官银号复业以调剂金融。日方迫于压力，于10月10日召集沈阳中日银行、满铁、商务会等代表集合于附属地官银号支号，地方维持会及市政当局也组成“金融研究会”参与讨论，日本军方也派代表列席。会议决定制定“东三省官银号管理办法”，经过地方维持会同意，向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提出复业申请。关东军以司令官本庄繁名义给予伪奉天省长臧式毅批复，官银号可按“东三省官银号管理办法”准则进行复业。但日方为控制东三省官银号为其服务，制定了一些苛刻的“复业条件”：为“保证日本军的利益”，官银号的监理官需“从日本方面招聘的顾问及咨议充任之”；关东军“随时派遣官吏监察东三省官银号”；关东军如认为有必要“可随时停止东三省官银号的全部或部分业务”。官银号完全失去了自主权，甚至连官银号负责人的任命也需经过日本军方的批准。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它实际上已沦为日本关东军的附属金融机构。

官银号于1931年10月15日正式复业，经“管理办法”规定其业务只有存款，放款，汇兑及办理公款业务。由于营业利润大不如前，还出现了挤兑风潮，官银号走向衰亡。“开业当日现大洋票兑现大洋行市为115元，第二天为122元，前来兑换所兑换者人山人海”，商民挤兑严重，“当时东三省官银号保有正货准备金，概算为2000万元上下”，16日当天兑出额 20万元，如此下去，只可维持一百天”。官银号自此经营业务每况愈下。日本侵略者出于政治需要，为控制东北金融，经苦心筹备于1932年3月15日在长春召开中央银行创建准备会议，会上由伪国务院总务长官骏井德三宣布：“设立满洲中央银行，将各官银号及边业银行并入中央银行”，东三省官银号总号于7月1日改称“满洲中央银行奉天支行”。至此，东三省官银号走完其近27年曲折艰辛的发展道路，最终退出了东北近代金融史舞台。

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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