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乙：老舍文学与主流的逆反

龙武生

《四世同堂》手稿第一页 图/北京青年报

      “文学主流势力对老舍的文学实践持不同看法，就形成了一个很不舒服的逆反：老舍在读者当中受欢迎，可是主流的文学批评、文学思潮对他评价很一般”。
　　老舍先生1924年在英国伦敦一边教书一边创作长篇小说，从此走上了现代文坛。他的头三部小说都是在郑振铎和叶圣陶主编的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连载的。《老张的哲学》是他第一部小说，《赵子曰》是第二部，都是当年仅有的一部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的长篇小说，一年只发表一部。《小说月报》在当时是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由此可见长篇小说当时的产量是如何的低。
　　由于这样的背景，老舍先生成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奠基人之一。他的文学作品以小说和戏剧为主，受到了几代读者和观众的欢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广为传播。目前为止，他的文学作品被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杰出的代表。
　　可是长期以来，特别是他健在的时候，他常常被左翼主流文学界视为一个另类，评价并不高，甚至遭到不同程度的排挤。
　　在30年代中国特殊国情的时代背景下，左翼文学理论是非常强劲的、影响整个中国文学界的，左翼文学思潮毫无疑问地占据了主流地位。文学主流势力对老舍的文学实践持不同看法，就形成了一个很不舒服的逆反：老舍在读者当中受欢迎，可是主流的文学批评、文学思潮对他评价很一般！
　　“四个例子足以说明，左翼文艺思潮对老舍先生作品的评价是不高的，把他看成了另类”
　　我今天主要讲这个特殊现象，把它认真地分析一下。过去对他评价不高，我举四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个，1944年，老舍先生从事创作20年，在重庆举行了一个纪念庆祝活动。当时茅盾先生和郭沫若先生是左翼文坛最高的领袖。茅盾先生写了一篇文章来纪念。他当时是这么说的：“《赵子曰》给我深刻的印象，那个时候文坛上正掀起暴风雨般的新运动，从热烈的斗争生活中体验过来的作家们，笔下的人物和《赵子曰》中的人物是有不小的距离的。对于《赵子曰》作者对生活所取的观察的角度，个人思议，也不能尽同。”这话说得很委婉，但是意思很清楚，就是说老舍和我们不一样，而且有不小的距离。
　　第二个例子，1950年初，老舍刚由美国回来，他的头一批作品是曲艺作品，有过一篇叫《劝北京人》的大鼓词，很长，有140行。1950年1月18日写得的。他2月2日的日记里写：赵树理来退回《劝北京人》，另拿去《生产就业》。《生产就业》也是一段大鼓词。赵树理当时是非常有名的通俗文学杂志《说说唱唱》的主编。老舍和赵树理是刚刚在北京认识的朋友，两个人一见如故，结为终身好友。但是请注意，赵树理是来自解放区的，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共产党方针指导下的文学杂志应该怎么办。退稿的事对老舍来说，起码是1949年底以前，没有发生过，没有人退老舍的稿子。具体的原因，日记里头没有，赵树理没讲过，老舍也没讲过。但是可以想象，绝对不是因为大鼓词的写作技巧问题，大概是因为不合时宜。从此以后，老舍被退稿的事时有发生。
　　第三，1953年9月，举行了全国文联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正式改名中国作家协会，老舍当选为全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其实在选举的时候，老舍先生遇到了麻烦，一些解放区来的文学工作者不同意选他当作协副主席，认为他没有资格。经过说服以后，老舍才被选为中国作协的七个副主席之一，主席是茅盾，七个副主席，他排在周扬、丁玲、巴金、柯仲平的后面，他后面还有两个，一个是冯雪峰，一个是邵荃麟。
　　老舍先生自己一贯不重视名利地位，一再表示不愿意担任什么职务，只愿意多写作。但是这次受排挤，他表现出了少有的愤怒和不满。这段时期是老舍先生生活历程中极为重要的阶段，他走出了书斋，投身到时代的洪流当中，忍辱负重，受了很多苦，吃了很多亏，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之下，坚持把文学的大旗扛到了抗战胜利。连续七年，老舍先生回回都以全票当选总务部主任。当时文协没有主席，也没有会长，因为是统一战线，一成立会长或者是主席，肯定被国民党当局的负责人占领，比如说张道藩。所以周恩来他们考虑，咱们不设主席，就设一个总务部主任。这个人对内总理会务，对外代表文学。当时文协全称叫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是现在全国文联的前身。老舍先生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他是当时文协的主席，相当于全国文联的主席，怎么到现在，反而连一个作协副主席都不能选上？所以他对少数来自解放区的年轻作家的无知和傲慢感到愤怒是理所当然的。
　　第四，大家知道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是老舍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本人最满意的一部小说。他在文字里正式有过记录，他说“《四世同堂》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部书”。但是这么一部书，1949年后很久没有再版过，这其中有些原因。当时任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全国文联党组书记的周扬曾经要求老舍修改这部作品，就像他要求巴金修改《家》，要求曹禺修改《雷雨》一样。理由很简单，时代不同了，要按照当下的主流意识和标准重新审视《四世同堂》，改好了咱们再出版。这个周扬也挺奇怪，他还具体地告诉老舍，你要具体修改几个非常重要的细节。比如说他要求，把书里头写的蒋委员长改成蒋介石。老舍先生听了以后就反问了一句：您不是老教导我，要按历史唯物主义办事吗？当时沦陷的北平老百姓盼着蒋委员长打回来，绝不会说我盼着蒋介石回来。
　　他虽然这么说，但还是老老实实修改。从他修改的手稿上来看，他只修改了十几章。大家知道《四世同堂》是一百章，他只修改了十几章，而且是只对个别的修辞和标点符号进行修改，意思和文字没有改。他实在是改不下去。他就回答周扬说，改不了，我给你写新的吧！周扬的回答也很干脆，那就不能出版。所以《四世同堂》从此销声匿迹。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同时按照原版，再版了《四世同堂》，这时候中青年读者才知道老舍先生还写了这么好一部作品。
　　由于同样的道理，老舍诸多的小说解放后只出版过三部：1955年出了《骆驼祥子》、1963年出了《离婚》、《老舍短篇小说选》1956年出的，就这么三种。而且再版的《骆驼祥子》结尾被删掉了，一共二十四章，删掉了一章半。祥子彻底没落、变成行尸走肉的结尾不要了，因为不是个光明的结尾。《离婚》也做了少量的修改才出版。
　　四个例子足以说明，左翼文艺思潮对老舍先生作品的评价是不高的，把他看成了另类。
　　“《文学概论讲义》有非常大胆和独特的见解，在30年代左翼文艺理论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这部著作就显得意味深长”
　　1984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署名舒舍予的《文学概论讲义》，不太厚，也就是一百页左右。这是一本老舍先生1931年-1934年在齐鲁大学授课时写下来的讲义，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他的唯一一部文学理论著作，讲义一共十五章，十一万七千字。这是一本奇书，奇怪的奇。
　　说它奇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创。和以往任何一部《文学概论讲义》没有任何关系，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观点。十一万七千字里，他引述了多少作家、学者的观点？140位！他读了大量的书。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刚刚出现在欧洲和亚洲的一些新的文艺理论，包括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最新学说根据他的需要加以介绍和引进，所以成了一部特别现代、内容特别充沛的专著。
　　第二，这是一部作家写的文学概论，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理论家的著作，这两者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一般的文学概论是学者来写，而老舍写这个讲义的时候，已经写了六七部长篇小说，他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实际写作经验。把这些经验提升为理论，不仅对当时听课的学员有价值，对作家们也不失为一部有实际用途和现实意义的参考书。所以这本小书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之后，受到了作家们的欢迎，认为它是一本有独特意义的文学理论著作。
　　第三，《文学概论讲义》在理论上对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进行了阐述，有非常大胆和独特的见解。而这些大胆和独特的见解与当时主流的文艺理论背道而驰。在30年代左翼文艺理论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这部著作就显得意味深长。
　　究竟它的价值怎么样？ 我说六点。第一，他反对文以载道；反对诗言志；反对思想性第一，艺术性第二。这些都是传统的文学主张，我甚至觉得现在好多人还在这样认为，他反对这个。第二，他强调文学的特质是感情、美、想象，说文学的特质是知识、是哲理，他不同意。第三，他强调文学是解释人生的。也就是说在平凡的事实中提到一些人生的意义，是文学给人的特殊的知识，这才是文学能站得住的原因。文学不是消遣品，它有它的使命，这一条我觉得特别重要，现在流行的一些电视、音乐、电影，最高目的是消遣人生，这是老舍反对的。第四，文学的使命是让人受感动，感动得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由感动当中思索人物和事实的遭遇，因此开始考虑人生的意义。文学不能够太理智，它必须使人沉醉。第五，怎样表现感情和思想。他有一句经典的话：怎么写比写什么对文学更重要。第六，文学是独立的，不是政治的附庸。它不以传递知识、政策、哲理、技术为目的。
　　可以想象，这六点和当时主流的文艺理论格格不入。
　　“最受左翼批判的是《猫城记》，因为他在揭露旧社会黑暗的时候，无形之中用文字也批判了当时的共产党”
　　刚才说的这些都是老舍的《文学概论讲义》中阐述过的、文学应该有的那些特质的、光辉的范例。为什么？这些东西感人、很美。就像他的中篇小说《月牙》。《月牙》里他写了一个真正的挂在天上的月牙，那个月牙永远会凄惨地留在读者心里，这就是文学感动人的地方，这也是老舍文学的魅力，而偏偏背离了主流意识。
　　老舍还认为，巡警未必是坏人，学生运动未必是好事。我觉得一个作家的童年对他的影响至关重要，了解、解释一个作家的钥匙往往在他童年的经历，对老舍也是如此。他从小就接触了不少巡警，所以他对巡警非常熟。知道他们都是下层人，都是心地善良的普通人，本质上是好人，迫于生活去当巡警，混饭吃。他说如果说他们是坏人，我坚决不同意。
　　他在作品里头写了很多巡警。《四世同堂》里的白巡警、《龙须沟》里的刘巡长、《茶馆》里也有巡警。他所写的巡警有一个算一个，通通好人。不错，他们要办些交办下来的欺压老百姓的事，那是他的职业，不能不办。但是你去看，他有多为难，多心疼，总是想方设法替他的乡亲去敷衍，去拖延，去化解，甚至于去抵挡。为什么？他的心跟这些人的心在一块，连着襟儿的。在老舍先生心目中，生活是第一位的，他尊重生活，用这个作为判断的唯一标准。他老爱说一句话：这是真事儿啊！
　　最受左翼批判的是《猫城记》。《猫城记》是一部长篇小说，它对旧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这篇小说现在在国外的地位大概和《骆驼祥子》齐名，也翻译成了三十几种文字。但是在国内受到左翼批评界严厉的批评，因为他在揭露旧社会黑暗的时候，无形之中用文字也批判了当时的共产党。他认为当时的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盲目暴动，具有狭隘的官本主义，不对头。经过“文革”，经过红卫兵的运动劫难以后，中国人回过头来再看《猫城记》，完全明白老舍的远见和正确。
　　“鲁迅在自己的文字里只有两处提到老舍，都是在给友人的信里，这两处里头他瞧不上老舍”
　　老舍的厉害还在他的幽默，但是我跟大家说，长期以来老舍的幽默受到了很大的争论。20年代末30年代初，鲁迅先生出于当时中国的特殊国情，反对幽默，反对以林语堂为首的论语派的幽默理论。于是乎老舍的幽默也被打成林语堂的论语派，说老舍的幽默是一种油滑、一种轻浮，不可取。
　　我认真地、仔细地翻过《鲁迅全集》，鲁迅在自己的文字里只有两处提到老舍，都是在给友人的信里。在这两处里头他瞧不上老舍。一处说他地方色彩太浓，他是写北平的。第二处是说他是林语堂创造的那种幽默理论下头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不可取。鲁迅的这种说法，老舍本人并不知道，他对鲁迅崇拜得要命，一辈子都说鲁迅的好话。实际上现在来看，鲁迅骂过不计其数的人，骂老舍算是最少的。但到1936年鲁迅快去世的时候，他有一次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老舍、沈从文、郁达夫是中国短篇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他是承认老舍的文学成就的。美国一个很厉害的叫王德威的文学理论家，他说闹了半天中国现代文学是两条路，一条是鲁迅的路，一条是老舍的路，两条路的目的地是一样的，都是打倒旧社会，打倒旧制度，救国救民。鲁迅走的是讽刺的路，老舍走的是幽默的路，异曲同工。可是鲁迅那条路容易分析，是凉的，老舍这条路是热的。凉的路一本正经、满脸严肃，老舍是带笑的，他说这两条路都非常重要。在和平时期，第二条路，老舍的路更受读者欢迎。
　　做一个简单的结论。过去对老舍文学的认识基本上可以来一个大逆转，不正确的闹了半天是正确的，反之正确的可能是不正确的。以此类推，可以认真地把很多老舍自己的话和关于老舍的话用这个逻辑去筛一遍。比如1954年9月，人民文学社出版了《骆驼祥子》，这是解放后的第一版，他写了个后记。后记里有这样的话：我可是没有给他们找到出路，他们痛苦地活着，委屈地死去，这是因为我只看见了当时社会黑暗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光明的革命，不懂得革命的道理。
　　现在来看，按我刚才的逻辑，这段话到底对不对？又对又不对。对在哪？他说的是实话。不对，完全不必做这样的道歉和表白。为什么？文学并不负责指出社会的出路，文学家只需要解释人生就够了。所以我总结起来还是那句话，对文学来说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
　　演讲人：舒乙
　　时间：2014年2月22日
　　地点：西城区第一图书馆

原创作者：舒乙 王进（整理）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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