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的发钞银行——富滇银行

龙武生

      清朝时期，云南省的币制以银锭为主要流通货币，以铜币制钱为辅币。银锭分五种:元宝(湖北官银锭)，重约50两；川锭，重约10两；牌坊银(本省公估银)，重约5两；碎花杂银不一；滴水珠，重约1两。其中以元宝、川锭的成色为优，以牌坊银为主币，共同流通于云南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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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末年，湖北、四川省及江南等地所铸造的银元流入云南。云南也开始设厂仿铸，银元逐渐成为流通主币(云南铸造的银元图案有粗龙与细龙之分，并铸有宣统年号。民国初期，宣统年号及粗龙币图案模型被毁，市面上仅流通细龙币)，另以“角”为单位的银、铜币为辅币。银锭因重量不一，使用不便，被自然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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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云南官银钱局为“开通风气”，曾先后发行过少量纸币，分为5元、1元币票和1千文钱票三种，这是云南历史上首次发行的纸币。无奈当时滇省风气不开，市面上仍以现银及银元交易，纸币并未大量行使。宣统年间(1909～1911年)，清政府为统一全国的纸币发行，曾下令各省停发地方纸币，准备将大清银行改为国家银行，仿效外国，立法推行纸币，云南发行的地方纸币陆续收回销毁。
??富滇旧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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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云南的财政收入主要靠中央政府补贴及邻省协济。辛亥革命后，云南脱离清廷，各省亦纷纷独立，原先的拨款和协饷骤停，而南京临时政府又无力接济。为维持地方财政，云南军都督府于1912年（民国元年）成立省立富滇银行，自铸半开银元150万元做准备金，发行纸币（老滇票）。以3元滇票抵半开1元，共同流通，滇票可兑换银元。富滇银行属官办性质，形成其优越地位。除办理各类存、放款；兑换外国贷币及买卖生金银；经营各种票据及保管贵重物品；期票贴现、受政府委托办理国家及地方公债；省内外汇兑及银单押汇等业务外，还具有发行纸币的中央银行职能，并代表省政府执行地方金融政策、统制外汇等，“实滇省金融机关之中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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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滇行还有一项代垫省款，向地方政府融资的特殊职能，规定“在不妨碍营业的范围内，得依云南政府的命令，筹付款项，以供财政上的需要”。这条规定把金融挂到了财政上，这就为以后的通货膨胀、滇票贬值埋下了伏笔（一旦政府借款骤增，而准备金又无增加的话，将迫使滇行滥印钞票去满足财政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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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滇票发行之初，分1元、5元、10元、50元和100元五种面额，正面书写“富滇银行”，中为元数，背面印有财政司布告全文。此项纸币系云南本省印刷，纸质粗劣，印工不佳，易损坏，后由上海商务印书局代印过5元和10元两种。5元正面右为双塔寺，左为状元楼，中书“五元”字样，背面为田野风景；10元正面为太华山，左为金马坊，背面为翠湖风景，该项纸币印工较本省印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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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老滇票改由美国钞票公司订印，票面上印有金马、碧鸡立于地球图案。先后印有100元、50元、10元、5元、1元、5角、2角、1角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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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云南工商业尚处极幼稚阶段，故老滇票仅流通于省会昆明及滇越铁路沿线各县。因流通量少，准备金就显得较为充足，随时可兑现银元，滇票的信用卓著，对国币、港币的汇价亦能保持平衡。后护国、护法等战争爆发，云南以一贫瘠之省的人、财、物力单独承担浩繁的战争耗费，省军政府财库日趋拮据，迫使滇行不得不增发大量纸币以资军用，1916年富滇银行向军政府垫款80万元，此数字占该行当年度滇票发行额的20％，开创了滇行向政府垫支款项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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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继尧把持省政府后，对外连年用兵，军费开支有增无减，不断向滇行透支，促使其纸币发行额随之激增。到唐继尧下台前的1926年，省政府向滇行的借款额由最初的80万元猛增至2940万元，占该年度滇票发行额的76％，而滇行的自用资金仅占24％。巨额的政府借款，迫使滇行不得不滥发钞票，几乎成了政府的印钞机，结果必然引起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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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后，个旧出口大锡滞销，进口洋货增加，云南出现外贸逆差，不得不输出大量银元弥补外贸赤字，因此滇行无法补充其准备金。至20年代末，老滇票累计发行已近1亿元，而准备金仍是开办之初的150万元，未有丝毫增加，并限制兑现，造成银价上涨，纸币价格日愈低落，滇票基础开始动摇。从1917年起滇票与半开的兑换比率由3比1逐渐贬到5比1；与沪、港汇率则由2比1贬到10比1。老滇票贬值，引起物价上涨，而政府仍以此种低值纸币为本位，实际收入减少。财用愈感不足，又迫使滇行进一步增发纸币，币值愈加低落，财用更感不足。如此循环往复，互为因果，财政、金融相互拖累，每况愈下，最后导致财政枯竭、银行空虚，老滇票信用丧尽，几成废纸，金融已呈危机状。究其危机的起因，主要还在于唐继尧政府的对外军事扩张所致。对此，唐继尧自己也直言不讳地承认说：“朔金融恐慌之原因，实由纸币之发行过多，而纸币之发行逾额，实由政府向银行借款过巨。政府之不能不向银行借款，则又由军事之不能收缩”，当时的银行挤兑、限兑乃至停兑之风已成常态，市面紊乱，社会矛盾集中于金融，省军政府曾屡次设法解决，均未能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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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激化了滇系军阀内部矛盾，终于导致了1927年的“二•六”政变，龙云实力派接替了唐继尧主政云南。唐政权的垮台，虽有其政治、军事等矛盾，但金融失控，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唐之后，滇军内部又发生了3年争权夺利的混战，使云南的财政金融状况进一步恶化。龙云在统一云南全省后，又出兵攻打广西，此战的目的之一便是解决云南的财政困难。但滇军伐桂战争失败，未达到掠夺财富、扩充地盘的目的。此次对外军事征讨的失利，给龙云以很大的刺激。自辛亥革命以来，云南经历了近20年的战争，耗尽了物力、财力。伴随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全省工商萧条，经济衰退，财政金融已面临崩溃，各地土匪蜂起，民不聊生。云南迫切地需要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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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摆脱困境，龙云不得不停止了对外军事扩张，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至整理、控制云南内部的问题上来，要建设一个他所谓的“新云南”，将注意力转向整顿内部，整顿财政金融，首先对富滇银行进行了的彻底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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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8月，省政府召开整理财政金融会议，成立审查委员会，考了查过去金融混乱的症结。认为金融混乱的主要原因在于财政金融不能分开，彼此相互羁绊，两蒙其害。针对此弊端，龙云当局提出了一套彻底整理的方案。其要点有：金融、财政严格分开，政府不再向滇行借款，另定税收保证政府收入；重新编制军政预算，由地方收入和国家税的70%拨款，不再向富滇银行透支垫款；滇票仍旧使用，由政府负责其与半开5比1的比率共同流通，保证以后不再暴涨暴跌；政府税收及厘金等自次年1月起以滇铸半开银元为本位计算；开征入口货特捐(即鸦片税)，专用于购买银条铸造半开银元以增加银行准备金。等等。根据上列方案，于当年11月起从军政、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进行综合整理。经整顿后，政府财政收入状况大为好转，收入增加了5倍，加上战事平息，政府不再感收入不足而再向银行透支借垫，且尚有结余可归还以往欠款。财政、金融从此脱钩，从而摆脱了相互羁绊的恶性循环局面，物价得以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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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旧富滇银行信用已受损，社会形象不佳，省府便借此整理金融之机另行筹建新富滇银行，用征收来的入口货特捐及禁烟收入等到香港、上海等地购回银条，铸造半开银元，用做新富行的准备金。至1932年，共筹获基金1600万元，新富滇银行宣布成立，李培炎任行长，于当年9月1日开始营业。总行设于昆明威远街，省内外分行计上海、个旧、下关、昭通、曲靖、开化、丽江、腾冲等8处；办事处计香港、河口、东川、顺宁、保山5处。省政府规定以新滇行发行的新滇票为全省通用货币，可按1比1的比率兑换滇铸半开银元。旧滇行原先发行过的老滇票，由新滇行以新币1元折旧币5元的比率陆续收回销毁。富滇新行继续发挥着“中央银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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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老富滇银行的破产，始于护国战争时省府举债，以后又无力偿还，造成旧行滥发钞票，信用扫地。为防止重蹈旧行覆辙，第二任行长缪云台（1934年3月接任）规定：龙云、卢汉两人不在富滇新行开户头，不存不借，要他们两人起带头作用，以阻止其他军政要员以开户为由，向银行施加压力办理不合常规的借款等事。同时新行不再代理省金库，省政府不向新行举债，以防重演财政金融互相拖累的悲剧。龙、卢二人鉴于旧滇行的教训，欣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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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滇票仿照旧滇票美印版，由美国钞票公司印刷，面额分为100元、50元、10元、5元和1元券五种，另发行铜元券作为辅币。辅币以铜币及2角、1角的银币为其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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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国民党中央政府为统一全国币制，“复兴”经济，实行币制改革。规定将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发行的钞票定为国家法币（以美元和英镑为本位），全国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的收付一律以法币为准，各地原流通的银币均限期以法币收回，不得再行使，以防白银外流，同时又准许各省银行发行地方纸币作为辅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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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的新滇票同法币(国币)按2比1的比率兑换。至1937年底，法币已在全省畅行无阻，新滇票做为辅币与法币共同使用，滇铸半开银元则退出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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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滇缅公路中断，进出口贸易终止。迫于形势危急，滇省的游资大部逃往外地，省内金融枯萎，导致物价上涨，币值低落，法币币值一落千丈，远较滇币贬值为甚。云南省政府为顾全抗日大局，不愿以滇币的流通使法币相形见绌，乃停止发行新滇票，从1944年8月起，将其发行的新滇票限期2年内全数收回。此后，法币成了滇省惟一的流通货币，富滇银行丧失了“发钞”的作用，云南省的地方金融货币体制被中央政府“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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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法币破产，金圆券巨幅贬值，1949年3月16日，省政府准许人民自由行使滇铸半开银元，以其酌定物价。富滇新行掌握半开5000万元，控制了金圆券在云南的发行，俨然成为金圆券在云南的“发钞”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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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滇银行自成立至解放前夕的30多年中，依靠官府势力，仰仗其发行滇币的优越地位，一直扮演着云南地方“中央银行”的特殊角色，成为滇系军阀抵制国民党中央势力，统治云南的重要金融工具。

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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