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湖南商业银行货币

龙武生

        湖南的工商界组建银行源于清朝末年，清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慈利县富商姚生范创设银行，姚生范时年36岁，按传统的乘法口诀“六六三十六”说法，给该行取名六六银行，并发行货币，这是湖南开办商业银行之始。中华民国建立以后，湖南各地陆续开设商业银行，发行商业银行货币。
　　一、民国湖南商业银行及货币概况 　　
　　辛亥革命后，湖南百业初兴，尤为提倡兴办实业，工商界人士欣然而动，为开发湖南实业，振兴湘土经济，筹备开办银行，印制发行货币。辛亥革命至1922年(民国十一年)，先后建立的商业银行有湖南实业银行、湖南宝兴矿业银行、裕商银行、长沙木业银行、常德木业银行、岳州商业银行、津市豫立银行、津市大丰银行、津市六六银行、湖南通商银行、大同盐业银行。着手筹建的有湖南商业银行、湖南茶叶银行、长沙农工银行等，其中大多数银行发行了货币，如湖南实业银行、宝兴矿业银行发行银两票、银元票、铜元票，湖南通商银行发行光洋票、铜元票，特别是长沙开设的大同盐业银行银元票，在省立湖南银行、裕湘银行及各家商业银行货币大贬值后，信誉颇佳，难能可贵。这是湖南商业银行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这些商业银行随民国初年货币金融事业的繁荣而开创，所发货币又随省立官方银行货币成为倒币而停止使用。加上军阀政府的勒索、官僚资本的挤压，十来年时间内，它们就从初创、发展，便至歇业凋零。
　　1922年7月至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9月，12年间，省内仅有一家商业银行于北伐战争期间建立，可谓一支独秀。1926年(民国十五年)，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国民革命军北伐军胜利进军长沙、岳阳，直至武汉，湘北南县受此大好形势影响，商界人士积极配合民众，大力支持革命，为缓解当时县镇货币竭蹶现状，南县商民协会集资创办南县商民银行，印制、发行小额货币，发行准备金充足，可以随时兑现，流通情况良好，商民极为信赖。发行的货币及时弥补了当地货币市场的重度空缺，活泼了商民的经济生活。1927年(民国十六年)长沙“马日事变”后，该行被迫停业，货币停止流通。
　　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前后至抗日战争期间，湖南商业银行开始了第二个发展阶段。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后，省外各商业银行纷纷来湘设立机构，带动了省内工商业主拓展事业的热情。1934年10月，澧县津市镇94家商家集资开办津市国民银行，成功发行银元角票。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有醴陵农民银行、津市农工银行成立。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津市商业银行、澧县农民银行开设。抗日战争期，有大懋银行、复兴银行、鸿兴银号开办和运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1951年12月，长沙市仅存的3家钱庄组合成立长沙联合商业银行，一年后，成办公私合营银行长沙分行。
　　40年间，湖南各家商业银行中4家所发货币流通影响较大。

二、湖南实业银行兑换券 　　
　　辛亥革命后，政府及社会各界均倡导发展实业、湖南省政府机关设立了实业司，适逢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湖南人曹训农等人与湖南省实业司司长杨�倡议组设湖南实业银行，议定资本银100万两，后改为100万银元，官商各半，初实收资本63.958万元。1912年(民国元年)8月19日，湖南实业银行在长沙成立，主要股东为矿商，还有茶商等，曹训农任总经理，聘请长沙达顺钱庄经理担任业务经理。内部机构分为外柜、内柜两个部分，货币发行、兑换工作由外柜担负。湖南实业银行经都督批准取得货币发行权，发行银两票、银元票、铜元票3种兑换券。银两票分壹两、伍两2种面额，银元票为元券，铜元票分当拾枚、贰拾枚、百枚3种面额。至1913年(民国二年)该行发行的银两票、银元票、铜元票合计折银元201.9万元，兑换收进的现金银两、银元存库，货币发行收入的现金约相当于该行同期实收资本金的2.8倍。该行兑换券流通于长沙、衡阳、湘潭(含株洲)、益阳、常德、邵阳、新化、平江、浏阳、祁阳、宁乡等地。该行货币与湖南银行货币同时流通，其币值变化、流通状况直接受湖南银行兑换券影响，但发行准备金情况及货币信誉好于湖南银行。
　　1914年(民国三年)，湖南都督汤芗铭为整顿纸币，令湖南实业银行并入湖南银行，发行准备金按在外流通货币量交湖南银行，停止货币发行。曹训农求助于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湖南人熊希龄，决定由财政部饬令湖南实业银行将资本扩充为200万银元，扩大商股份额，规定官股占四分之一，商股占四分之三，归并之事未能实行。商股比例提高后，有湘乡巨商朱奎峰将其房地产业、店铺、湖田以及与谢重斋合伙经营的锑矿等折价入股，担任董事长。当年实收资本增至170万银元。1916年(民国五年)，该行印刷新的银元票换回原来发行的银两票，颇受商民欢迎。
　　但是湖南银行货币严重贬值，发行量比实业银行货币量大得多，故湖南实业银行收回的放款本息多数为湖南银行票币，少数为本行票币，致使该行不断蒙受损失。1918年(民国七年)3月，湖南银行倒闭后，督军张敬尧推行“有奖惠民券”，大打折扣回收湖南银行票币，湖南实业银行也被摊派任务，以收进的湖南银行票币烂价兑购有奖惠民券，损失巨大。
　　1919年(民国八年)秋，因金融环境恶劣，该行被迫停业，设清理处进行清理，从1912年开始发行货币至此，湖南实业银行历年共发行银两票103.8329万两，银元票26.0969万元，铜元票445.59万串。至1921年(民国十年)春，尚有银两票49.9329万两、银元票6.0969万元、铜元票142.595万串未收回，按省财政厅核定的标准，即银两票每两以铜元90文、银元票每元以铜元150文、铜元票每串以铜元100文进行回收。并多次延期收兑，最后于1930年(民国十九年)8月截止作废。 　
　　三、湖南宝兴矿业银行兑换券
　　湖南为有色金属之乡，历来矿业兴旺，辛亥革命后，矿业更是湖南的重头产业，设立了矿务局。为了进一步发展矿业，湖南省矿务局呈报都督谭延闿批准，由矿务局拨银40万两，招商股2万股160万两，以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组成湖南宝兴矿业银行，并获准发行货币。1912年(民国元年)9月，宝兴矿业银行在长沙开业，实收资本银42.01万元，谢钟木丹任总经理。该行亦以发行货币为重要业务，这也是该行一项主要资金来源。宝兴矿业银行发行银两票、银元票、铜元票3种兑换券，银两票有壹两、叁两、伍两、拾两4种面额，票面印有平江金矿图、水口山铅矿图，银元票为元票，铜元票有当壹拾枚、贰拾枚、壹佰枚3种面额。宝兴矿业银行兑换券与湖南银行、湖南实业银行兑换券同时流通，票币价格亦处同等水平。
　　1913年底，都督汤芗铭因北洋军阀与南方的护国军作战，军需骤增，即向湖南银行提取大量款子，但又要挽救湖南银行货币信誉，采取既不需筹备现金，又能提高湖南银行发行准备金率的办法，以湖南银行统一发行、兑换票币为理由，令湖南实业银行、湖南宝兴银行停办，并入湖南银行，发行准备金交湖南银行，两行发行的货币由湖南银行回收。宝兴矿业银行至此发行了银两票100万两、银元票5万元和铜元票100万串。到1916年，尚有宝兴矿业银行银两票91.3万余两、银元票3.8万余元和铜元票16.6万余串未能收回。
　　7月，汤芗铭被护国军赶走，谭延闿任省长兼督军，这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市场对矿砂的需求旺盛，湖南矿业迅速发展。矿商李光襄、肖云鹏等人呈报省长公署，拟集资顶办宝兴矿业银行，复业回收这些货币。省长公署反复商议，如果变卖宝兴矿业银行原有产业以收回票币，盈亏尚难预计，若由商人继续承办，收回矿务局原出少量股本便有了着落，并与湖南银行不相妨碍，于是批准李、肖等人所请，并报经财政部、农商部核准。原以商股为主的宝兴矿业银行改为完全商办。8月10日，完全商办的湖南宝兴矿业银行在原宝兴矿业银行旧址重新开业。并发布公告，所有原宝兴矿业银行尚未收回的票币，由现宝兴矿业银行负责兑换。该行拟发行铜元票120万串以回收原宝兴矿业银行遗留在外的银两票，于上海商务印书馆订印新票，经财政厅呈报财政部、农商部，10月，农、财两部批复不准发行，1917年(民国六年)2月，所印新票封存，没有发行。

　　1918年，湖南银行倒闭，湖南宝兴矿业银行随之停业清理，原宝兴矿业银行兑换券无法全部回收。 　
　　四、湖南通商银行兑换券 　　
　　1920年(民国九年)年底，湖南先后发生几起军队闹饷风潮，湘军总司令赵恒惕和湖南临时省长林支宇为筹措军饷，召集省城绅商会议，以特许长沙商会组建通商银行，发行纸币为条件向长沙总商会抵押借款300万元，以解燃眉之急。银行资本金定为100万元，由商会向各商家筹集。因农历年关临近，市场银根趋紧，筹款困难，商会一面积极筹备现金，自筹股款50万元，一面抓紧订印票币，计光洋票壹元券100万张，伍元券10万张，当贰十枚、叁十枚铜元票各100万张，当壹百枚铜元票200万张，共值300余万元。而省长公署已等待不及，湖南通商银行遂于1921年(民国十年)1月10日(农历十二月十三日)匆匆开业，发行银元票和铜元票。湘军总司令部、省长公署下令准其完纳本省盐厘各税及田赋，各界人士不得拒绝。次日，又电令各县知事、榷运局、厘金局、征收机关一律通用通商银行钞票，凡抑价拒收，一经查出，按军法从事。
　　该行刚刚开业，省长公署即先后借去130余万元，包括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借去的70万元。商股100万元又难筹集到位，以致该行库存空虚，过了农历年后未能开张。该行纸币无处兑现，在长沙难以流通；在驻军多的岳阳、湘阴、醴陵、湘潭等地完全拒用，湘军总部每日都收到各地驻军探询该行开兑日期的函电。2月24日(农历正月十七日)，赵恒惕、林支宇召开军、政、绅、商界80余人的财政大会，强调军政绅商相依为命，限通商银行在3月3日开张，商人加缴股款15万元，由商会提出派股商号名单交政府代催。并由财政厅佐借省议会监管的公债票60万元，作为归还通商银行的部分借款。该行将公债券转押、变现后作为发行准备金。
　　3月5日为通商银行首次开兑日期，不仅随到随兑，并且组织人员分赴大商店及军营上门兑现，连兑两日，每日兑出银元10余万元，通商银行兑换券信誉日形卓著。但赵恒惕担心银行对商民实行无限制兑现，用空准备金，以维持《戒严条例》、禁止现金出口为由，3月8日发出布告，停止商民兑现，军人每次限兑银元3元或铜元3串，以期控制现金外流。此令实行以后，市面开始出现通商银行钞票阻滞现象，价格日见低落。长沙总商会召集各行业董首紧急会议，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商办银行尤应以人民的信赖为重，必须保全货币信用，但又不能违背当局命令，决定采取变通办法：军人仍准兑银元3元或铜元3串，商民准兑铜元二、三百文；因官方不准兑现，则由银行贴本抬高价格使用，即在兑出票券时按照跌落的市价折合，兑收时依照面值兑现。至5月底，湖南通商银行先后共发行光洋票90余万元、铜元票43万余串；收回光洋票60万元，铜元票35万串，均截角打孔销毁。长沙总商会尽了最大的努力维护货币信誉，宁可赔本，也决不失信于民，将货币诚信置于首位，在民国期间湖南全省数十家银行中此为首例。但该行终因贴本兑现损失过大，无法维持，于6月16日停止兑现，宣告停止。未收回的两类票币共计银元30余万元，长沙总商会议决仍应负责收兑，以米护照作八折回收，即缴800元纸币可领米护照1000石，不足800元则发给期条。省长公署通令以1921年3月15日为限期进行回收，逾期作废。 　　
　　五、醴陵农民银行货币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队伍出湘以后，湖南驻军将领完成了围追堵截红军的任务，他们的日子一时清静下来，开始筹备兴办实业。1935年6月，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总指挥何建、二十八军军长刘建绪等醴陵籍高级军官，以复兴醴陵农村经济为名，与醴陵县合资兴办醴陵农民银行，资本金为银元12.5万元，其中醴陵县公股3.265万元，其他为私股。开业时总行设醴陵，在长沙设办事处，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总行迁至长沙，醴陵改设办事处。并先后在邵阳、洪江、茶陵等地及省外贵阳、香港设有办事处。
　　醴陵农民银行成立时，经省政府批准，发行银元辅币券，面额有壹角、贰角、伍角3种，在醴陵总行及长沙办事处兑现。辅币券印制160万元，没有依法提存发行准备金，即在第四路军发放军饷时搭发，该军所到之处强行使用，商民不敢拒收，以致在短期内就发行50余万元。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加强金融管制，令该行停止发行货币，限期收回已发辅币券并予以销毁。至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4月底，未收回的辅币券尚有25.8342万元。后经财政部一再追问，该行始在报上登载限期收兑公告，到年终兑换期截止时尚有18万余元未收回，成为倒币。
　　(作者单位：长沙市博物馆)

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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