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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龙武生 于 2014-3-3 09:45 编辑
上海市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第一大城市,它与世界各地直接相连,是接受外国新鲜事物最早和最快的地方。
集邮这项活动原本起源于欧洲,由于上海外国人较多,因此集邮活动首先传入上海。早中1897年上海《申报》上便刊登出一则收购邮票的广告,当然是外国人刊出的。这大概可以算作邮票交易的雏形。
19世纪,在上海出现了中国最早从事邮票生意的人;20世纪初,上海又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集邮组织,不久还搞起了邮票拍卖。上海产生中国最著名的集邮家,号称“邮王”的周今觉;解放前上海先后有过百家以上的邮票公司、邮票社及私人邮商;有数十种大型邮刊先后出版;邮票进口业务在中国居首位。解放前,上海的邮商左右着全国各地的邮票市场,支撑着中国集邮事业的大半个江山。
在中国各大城市及省份中,20世纪前一半时间,上海是居排头兵的地位,有名称的邮票商店在百家以上;无名称,仅以个人身份从事邮票生意及业余邮商,数量无法统计。
上海邮票的吞吐量非常巨大,中国早期各种名贵邮票几乎都被上海的邮商所控制,要买或要卖,都必须与上海邮商打交道。
上海的邮票行业在中国邮商史上是独占鳌头的,绝对无法回避和抹杀他们的贡献。
上海邮商在中国邮商史上占有最重要一页。
中国最早的邮商——李辉堂
中国最早从事邮票生意的人,在邮坛上公推李辉堂。
李辉堂(1869—1943),广东四会县人。出生于原籍,7岁时随父到上海经商。20岁时,进入上海马理逊洋行,学习建筑图打样,并且开始学习英文。
当时,骑自行车去街上兜风是一件非常时髦之举,李辉堂也买了一辆,每星期六必去骑一圈。有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了一位外国人杜比的自行车坏了,李辉堂主动帮他修理。修完后,两人闲谈,杜比告诉他自己喜欢收集邮票,请他协助找些从信封上洗下来的旧邮票。在此之前,李辉堂还不知道邮票是何物,更不知道还有人在收集它。过了几天,李辉堂从洋行往来的信件中,剪下来不少邮票,都送给了杜比,杜比回赠他一些饼干糖果和10元钱。由此李辉堂开始与邮票结缘。
19世纪未和20世纪初,李辉堂住在上海云南路会东里,后来搬到江西路桃源坊105号,便从事邮票买卖活动。为了经营邮票生意,他还在当时的报纸上刊登“收买人头”和“龙头”的广告。
20世纪初,李辉堂从业余邮商转为职业邮商,在上海四川北路设店经营邮票。那时,中国人很少收集邮票,顾客几乎都是住在上海的外国人。在这条街上,还有两家邮票商店,店主都是他的广东同乡——陈绍周与冯兴记——他们两人经营邮票时间都不长。陈氏故去,冯氏返回广东。
如果考证中国邮商的起源,最早的3位职业邮商都是来自广东,在以后的发展中,广东籍的邮商也是举足轻重,如广东花县的钟笑炉。
李辉堂从事建筑打样时,曾带有两个徒弟——冯荣龄和庄梁立。师父业余从事邮票生意,徒弟也效仿。后来,师父弃职业邮,他们二人也成为邮商,分别设店四川路与宁波路口及虹桥口。庄梁立与费拉尔的遗孀相识,从她那里得到一些费拉尔的遗物,卖给了上海著名集邮家德铿(A.DERCKING德国人)和邮商施开甲(R.SCATCHARD英国人),赚了不少钱。
1898年起,大清国家邮政开始发行伦敦版蟠龙图邮票,上海有位朱世杰的邮局服务者,那时尚未集邮,也无邮识。有一天,朱世杰卖邮票时,发现面值5角邮票全张漏打齿孔,只好用剪子剪开出售。李辉堂此时正在洋行任职,已经具有一此邮识,嘱托上海、北京、天津、福州等地邮局内相识的人员,遇有漏打齿孔或错印等邮票,他都可以高价收购。朱世杰闻之,非常后悔曾费功夫把漏打齿孔的邮票剪开。
李辉堂与朱世杰两人商订,凡遇中缝漏齿邮票,面值在1角以内者,每3对作价1元。朱世杰后来发现了不少这样的邮票,差不多每星期会有两三次,多则百余对,少时也有数十对,李辉堂都是照价收取。
大清伦敦版蟠龙图邮票发行之初,漏齿邮票常有发现,面值半分、1分、2分、及5分最常见,1角者极少,7分和1角6分两种从未发现,2角者也很难得,3角邮票只发现15对,还售出了10对。朱世杰只剩下5对,以7元一对的价格都卖给了李辉堂。
李辉堂把从朱世杰处买来的漏齿邮票,以每对2元的价格都卖给了邮商施开甲。施开甲则以每对5元令或6先令的价格又转售给英国吉本司邮票公司或美国司各脱邮票公司。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施开甲才发现李辉堂这些变体邮票都是来自朱世杰处,遂直接从朱的手中进货。
辛亥革命以前,李辉堂主要是在家中接待外国集邮者,替各国集邮家补配中国邮票,他的待人态度是相当诚恳的,从不得罪任何一位顾客。那时,中国邮票非常便宜,他是以1角钱收进100枚旧邮票,其间最少有1/10是万寿加盖改值邮票,当时是不分长距和短距的,更不分万寿日本版和上海版,复盖邮票则往往是被挑出后扔掉。一天,有位外国集邮家花1角钱从李辉堂那里买了一枚红印花贰分倒盖邮票,还想再找一枚,李辉堂非常不解,直到那位外国人说他还要买倒盖邮票,李才醒悟过来,说是卖错了,如果再买,售价则是1元一枚。那位外国集邮家还是又买了2枚。还有一次有位外国人要卖给李辉堂一枚红印花“小壹圆”邮票,索价100元,李还价92元,未能成交。李辉堂藏有不少万寿2分、3分及5分等全张邮票,每张售价都是1元。
1919年7月初,美国在上海邮局发行“美国总统像第一次加盖改值邮票”,李辉堂从美国邮局买下了其中面值2元的全部复盖邮票,将2枚送给售票员作为酬谢,其余均按面值10倍至50倍售出。
当时,美国在华客邮邮局设在上海外白渡桥,今外滩公园附近。美国客邮局的职员张某与李辉堂是至交,李曾拜托张某代为注意变体邮票,多年未果。1922年12月下旬,美客邮邮局行将结束之时,张向李辉堂出示一全张面值2元的复盖邮票,而且只按面值卖给他,以示友情。
张某在美国客邮邮局即将结束时,奉命将所存邮票全部销毁,面值2元者数量不多,置于最下层。当张某发现这是一张复盖邮票时,设法将其挪于上层,趁美国人不注意时,藏于他处。
这张复盖邮票,系加盖时略有移动所造成,并非全张每枚邮票都见清晰复盖痕迹,在全张右下方复盖最明显,左上方则不清晰。李辉堂将其撕开后,分等级出售。
李辉堂一生多次经手名贵邮票。例如,1922年4月,棉加义邮集第一次拍卖时,其中有一枚“红印花小壹圆”邮票,当时争购这枚邮票的人,只有那么两三位,结果被李辉堂以银200多两(约合150美元)的代价拍获。第二年,他私下卖给上海一位收藏家霍雪侯,售价不详。霍氏在保存30年后,于1955年在香港以750美元的代价转让给美籍夏威夷华人收藏家李罗拔(ROBERTC.H.LEE)。
在“万寿八倒”邮票中,有一种“万寿加小字壹分倒盖”邮票,李辉堂在民国初年曾获旧票2枚,分别卖给德铿和梁芸斋。但是,这种倒盖邮票当时在集邮界被认为是伪品,而且时间还相当久,然而李氏深信绝非品,只是说不出道理来,直到40年代中期,也就是李辉堂逝世以后,才被上海国粹邮票公司主人陈志川考证为真品,其论文发表于《国粹邮刊》上。李辉堂经营邮票方式,相当保守与陈旧。民国以后、他不做广告,只买卖一些高档的中国早期邮票,也不设立门市,仅同当时著名的大集邮家交往,如周今觉、袁寒云等。
袁寒云在《说邮》中,记有“予初自复祥易得省新1元,继以辉堂之介,自布许易得3分作2分倒盖……”“清海关邮政局第一次大龙文券之阔边3分新者,已极罕贵,而阔边5分新券,尤为难得。难者为华邮大珍品之一,有求之累年,而无一购者。昨岁今觉,曾以一枚见赏,虽边际微有裂痕,而胶水完好,色泽鲜洁,已自诩宝矣。顷以辉堂之介,又得一枚,视前尤为精美完善……”“予近以李辉堂之介,得自德意志国人某君所藏邮券一巨册,就中珍品,累累,颇有仅存之奇宝,爰缕述之,以志邮录。”“中华民国临时中立邮券有二分一品,今觉藏一连残函者,曾于邮话中记之。其外惟李子辉堂有之,亦连残函。
从袁寒云几则简略的记载,可以看到当年李辉堂曾卖给(包括介绍)他不少名贵的中国邮票。李辉堂虽然终身专门经营邮票生意,而且经手中国珍罕名品难以胜数,可惜他不注意研究邮票发行的来龙去脉,真伪鉴定,没有个人的邮学著作,更没有自己的邮集。据说此人还相当主观与自信。
由于经营手段落后,因此后来营业不振,无法与同行竞争,晚年生活苦不堪言,既吸食鸦片烟,又双目失明。所剩邮票被其继室以极低之价全部卖掉,对他并予以虐待。上海集邮界曾准备赞助他的生活,因其无独立生活能力,找不到能使李辉堂真正受益的办法,只得中止进行。
李辉堂在外国人主持的“上海邮票会”担任过中国籍董事;在周今觉任会长的“中华邮票会”里担任过拍卖部主任;在“中国邮商公会”里担任过第二届会长。
上海最早的邮票商店
李辉堂、冯荣龄和庄梁立等人虽然在20世纪初,便在上海设店经营邮票生意,但是时间都很短,在未能考证出这些邮票店的名称和确切的地址之前,只能暂时搁置一边。
李辉堂是中国第一位邮商,但是在他一生中,几乎都不设立门市部,实际只是位“个人行为”的邮商。
上海最早的正式邮票商店,一般公认为是“上海五洲邮票社”。店主徐子珊起初是在上海城隍庙市场摆摊出售中外邮票的,后来,大约在1915年前后,才成立“上海五洲邮票社”,最先在上海法租界敏体尼阴路锦余里31号;后来迁到上海大世界首福里32号后门;附图是1935年1月1日杭州出版的《新光》复兴版第3号“上海五洲邮票社”的广告,此时已迁到上海四川路308号鼎祥钱庄内设立总号,分号则在上海霞飞路599号博览书局内。1940年前后歇业。
上海五洲邮票社在经营期间,买卖比较公道,集邮人士都乐于与之交往,流通票品甚多。徐子珊本人不集邮,也不研究集邮业务,更无邮票真伪鉴定能力,虽然经手珍罕邮票,往往他并不识货,售价也不昂。当时上海一些著名集邮家都把上海五洲邮票社视为获得佳邮的好去处.(作者:刘肇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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