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齐白石诞生150周年之际，历时近三个月的大展——“人生如寄——齐白石的手札情思”正在北京画院举办，展出的白石手札分量之重、体系之完备、种类之繁多十分罕见。白石手稿是其家属捐出，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批手稿终于得到整理，结合这一展览，《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特刊出齐白石研究专家郎绍君先生的专文及观展笔记等。
郎绍君
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包括日记、书信、传记、联语、悼文、铭、记、账、药方等，以日记为大宗；下编是诗和诗序，以诗为大宗。这篇文字，择要介绍日记和诗稿。
白石手稿，是其家属捐给齐白石纪念馆的，后因纪念馆没建成，转由北京画院收藏。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批手稿终于得到整理并将面世，向我们提供鲜为人知的有关齐白石生活、思想、交游、成长和艺术创造各方面的第一手材料。手稿中的日记，断续写于1903至1936年(41-74岁)，这是他师法造化、体验人生、学习传统，进行多方面积累、探索和创造的时期，所以十分珍贵。
一、《癸卯日记》
1902年秋，40岁的齐白石收到友人夏午诒来信，请他到西安去教其如夫人学画，同在西安的友人郭葆荪也写信说，作画刻印，不能“株守家园”而必须“于游历中求进境”，齐白石欣然成行。夏午诒(1870-1935)，名寿田，湖南桂阳人，光绪二十四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辛亥革命后，任袁世凯大总统府顾问、曹锟幕僚。郭葆荪(1870-1921年)，名人漳，字葆荪，湖南湘潭人。晚清名将郭松龄之子，以世荫得道员。历任山西道台、两广巡防营统领、钦廉兵备道等。夏是文人，郭是军人，但都喜爱书画篆刻，与上层交往很多。在西安，齐白石结识了时任陕西臬台的著名诗人樊增祥。第二年春，夏午诒进京谋职，白石随行，到六月底返回湘潭。此为齐白石的第一次远游。《癸卯日记》详细记录了他从癸卯(1903年)三月一日到六月二十九日约四个月的行迹、见闻、交游与艺术活动。
被齐白石称作“远游”的活动，并不是古人说的“寻访名胜”，“纵情山水”。这第一次远游，是给夏午诒做家教，“游”是顺便的事。但他在艺术上的收获，却主要在这个顺便之“游”上。他每天每日课画一两个时辰，其余时间由自己掌握。在西安时，他课画之余，还为人治印，樊增祥为他订了一份刻印润例。到北京后，他不再挂单刻印，而只为夏午诒、夏午诒的朋友和他的朋友画与刻。在日记中，诸如“为午诒画文姬像”“午贻考差，余为画昭君像”“为午诒画管夫人出猎图”“为午诒画梅花书屋图”一类的记载很多。六月四日记曰，一位求画者出十金索白石作工笔中幅，被辞；又以四金索一美人条幅，亦被辞。白石写道：“余为夏大知我偕来，重金轻情，非君子也。”当然，他并不是不要“金”，他收夏午诒送的束脩，离京前还收了夏欲为他捐县丞的银子。在他看来，夏午诒重金聘了他，他为夏和夏的朋友作画是理所当然的，此外再去卖画就有点“重金轻情”了。(此次至北京期间，夏午诒对齐白石说，他要去江西，想给白石“捐个县丞，指省江西”。被白石谢绝。日记说：“午诒看我意志并无犹豫，知道我是决不会干的。也说不再勉强，把捐县丞的钱送了给我，我拿了这些钱，连同在西安北京卖画刻印章的润资，一共有了二千多两银子，可算不虚此行了。”刻印等的收入，共得二千多两银子。见《白石老人自传》第52页。齐璜口述，张次溪整理。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在人们的印象中，齐白石是爱钱而吝啬的，但在“钱”与“情”的关系上，他是有道德底线的，决不像今日许多人的见利忘义或见利忘艺。
齐白石远游期间是如何作画写诗的，画和写了一些什么，我们不甚了了。《癸卯日记》有不少具体记述，可弥补这一认知空白。日记补写三月一日之前十余日事曰：“为升中丞、樊廉使刻石十有二”，“为方老伯画梅花幅一，午诒兄弟各画小幅一”，“又为升中丞画屏四，又为樊廉使画春云过岭图”，“为同客诸君子画箑有八。倦而欲死”。“倦而欲死”四字，活画出他作画刻印的勤苦。三月三日起(启)程往北京，一路或乘车或骑马，经陕、豫、冀三省，到四月五日，才在正定附近的会丰乘上火车。这一个月间，他先后在短暂的休息时间画了《华岳图草》《函谷关图》《嵩山图》《黄河图》，在淇县店壁上画了佛像，在正定龙藏寺席地画了观音、菩萨、接引佛；在下雨不能行路的时候为业师王湘绮刻了二方姓字印。宿华州作了七言律《枕上得怀人诗一首》，过华岳庙作了七言律《登万岁阁看华山》，过荥阳县作了七言绝句《洵溪流水画嵩山》，宿邯郸又作七言绝句《邯郸道中诗》。其中《登万岁阁看华山》一诗写出后，当夜又“枕上推定”，次日又在路上请同行的畸丈人删定。从这些记述，可知中年的齐白石对诗画的痴迷与用功。
在北京的三个多月，齐白石极少游览名胜古迹，他的最大乐趣是逛古董店，搜求、观赏书画篆刻。他住的宣外北半截胡同，东去不远就是琉璃厂。在新结识的朋友中，以李瑞荃、曾熙最为相契。李瑞荃，号筠庵，江西临川人，是著名书家李瑞清之弟。他是受匋斋即端方(1862-1911年，姓陶，号陶斋，一作匋斋。本为汉人，满洲正白旗人，寄籍浙江秀水。曾任湖北巡抚、湖广总督等。工书，富收藏。)之聘，“专购字画而来”，每日寻访金石书画名迹。《癸卯日记》中不断出现这样的句子：“筠庵来，偕游厂肆。”“筠庵来书相请一谈，即去，得观画册数本。”“初更筠庵来书，言有怪事，索即去。”“与筠庵刻珍藏印。”“得筠庵书索画，晚间附书送画去。”曾熙(1861-1930年)，字嗣元，晚号农髯，湖南衡阳人。1903年殿试二甲进士。历任兵部主事、弼德院顾问、湖南高等学堂监督、湖南咨议局副议长等。辛亥后绝意仕进，移居上海以卖字画为生。曾熙是著名书法家，亦擅画，弟子有张善子、张大千、马宗霍等。癸卯春，曾氏等待会试，在夏午诒家识齐白石并成好友，也经常同白石流连厂肆，交换书画和鉴赏作品。初次远游的齐白石在与李、曾二人的交往中获益良多。
20世纪初的北京古董店，有很多古代书画流通。《癸卯日记》有不少鉴赏金石书画的记载，如：“巳刻厂肆主者引某大宧家之仆，携八大山人真本画册六页与卖……余还其半不可得，意欲去，余勾其大意为稿。”(四月十五日) “灯下看平明厂肆送来大涤子画。”(四月二十三日)“初日平明读厂肆送来戴务旃本孝山水册，造局颇不平正，暇时当再三读之。”(四月二十四日)“归过永宝斋，得观大涤子画中幅一。”(四月二十五日)日记还记有观赏王蒙、沈石田、徐青藤、王石谷、金冬心、高南阜、周少白、孟丽堂等的作品，不具述。其中，齐白石对石涛的称赞与喜爱尤值得注意。在20世纪初，能认识石涛的价值、高度推崇其艺的人还不多。白石写道：“大涤子画机泄尽，有天然趣，后之来者，吾未知也。”(四月二十五日)“得观大涤子真迹，超凡绝伦。”(四月二十七日)日记中所记惟一的一次临摹，是五月二十五日“临大涤子画”。曾熙也喜欢石涛，他的喜欢影响了后来的张大千。齐、曾二人应当是不约而同，又互有影响。此外，白石对孟丽堂的称赞也值得关注。他说：“得观筠庵所藏孟丽堂画册，笔墨怪诞却不外理，可谓画中高品。当时海上名家之作与此翁之作并看，任阜长、张子祥等皆愧死。”(五月七日)在近代画史上，孟丽堂的影响主要在广东、广西一带。北京画院藏齐白石1905年、1919年二次临摹的孟丽堂《芙蓉鸭雀图》，在白石看来，画家的名声地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如何，自己喜欢与否。
日记中还记载了齐白石对古代篆刻的搜求，曾借汪秀峰所集《秦汉人印谱》及《江浙七家印存》，“均拓边款，以八本中其字篆法佳者，画其大意，得二百余字。”又记“有送求古精舍金石图之书，售者中有汉人印，余勾存数十字”等等。总之，在北京的三个多月，齐白石看了许多古画、古印，与卓有见识的鉴赏家多有过往，眼界、胸襟大有开拓。这使我们对白石“远游”时学习传统的认知，有了新的了解。
二、《寄园日记》
齐白石从北京还湘后，又于1904年游江西，1905年游桂林并转赴钦州，1907年再游钦州、肇庆、东兴，1908年游广州。1909年初三赴钦州，直到九月底返湘。《寄园日记》所记，即最后一次钦州之行。这次走的是水路，由长江入东海，至香港，再转道海南到钦州。
《癸卯日记》中的齐白石，是一位在文化古城受聘的家庭画师；《寄园日记》中的齐白石，是一位在南国军旅中受聘的家庭画师。在西安和北京，齐白石结识的多为文化人，所见历代艺术品多；钦州乃边地小城，齐白石结识的多为官吏和军人，所见异地风物多。白石在两地都作画刻印、挣钱养家，但在精神上，于前者得到的主要是传统修养，于后者得到的主要是生活感受。
从湘潭到钦州，水路曲折而漫长。齐白石记述了一路上的新鲜见闻，他描写渡海时“五脏摇动”，“震耳风涛废食眠”，“苦不可言状”，风平浪静时吟诗作画，在香港停留时看戏、看电影、参观博物馆的情景，皆生动有趣。而在日记本上留下的写生如《小姑山背面图》《采石矶》等，虽逸笔草草，却让我们对他的远游画稿有了真切感知。
在钦期间，恰值郭人漳升任钦廉兵备道，他有意安排齐白石担任一个公职，被白石直言谢绝。这让我们再一次看到齐白石对官世界的疏离，对艺术的执著。日记中有返乡前一天统计数字：从二月中旬至七月中旬，作画250余幅，刻印280余石。虽然大都是应酬或代笔之作，但其数量之巨，真是惊人！可惜这些作品都流散不知去处。
这一年，齐白石已流露出倦游之意。日记中的《应郭观察人漳相招东粤旧游》一诗写道：“嫁人针线误平生，又赋闲游万里行 。庾岭荔支怀母别，潇湘春雨忆儿耕。非关为国轮蹄愧，无望于家诗画名。到老难胜漂泊感，人生最好不聪明。”齐白石恋家，他对门前鞍马即天涯的“轮蹄”、“漂泊”生活已经厌倦了。在钦州，他看到“东兴一带山水颇与南衡相似，入目快心，复有感故乡之情，独坐欲泣”。这种恋家怀乡之情，始终伴随着他的远行与寄居生活。后来他寓居北京的四十年中，乡思甚至成为他主要的内心生活和创作动机。
日记中再三提到书写“三缄”之事。一日，“中餐于席上失口言人所短，使人少辱之。即书‘三缄’二字于座右。并记云，往余见人篆刻‘闲谈勿论人非’，笑之以为迂。今日始知六字功夫未易做得到也。行年五十矣，书此于座右，用以自鉴耳。”后又多次为朋友弟子书“三缄”。这让人想到他在北京不做“重金轻情”之人的态度。白石虽出生于农家，但家庭和社会培养了他的道德自律意识，做人做事，都是有底线的，而不像当代职场、艺术界的竞争者们那么个人中心、恣欲纵情，无视一切的道德传统。
《寄园日记》谈艺术的文字不多。钦州缺少艺术交流对象。这年秋归湘，他勾留于上海友人处月余。那正是晚清海派画家活跃的时期，但日记只是说“自来上海留连一月，其事甚繁，不胜记”而已。
三、《己未日记》
己酉(1909年)回家后，白石“不再作远游之想”。他把茹家冲新家经营一新，读书作画，种树观花，过起了半农民半文人的生活。但这段“清平”日子，却没留下日记。1916年，湘潭一带兵乱，“弄得食不安席，寝不安枕”。樊樊山来信劝他到北京以卖画为生。1917年春，他第二次来到北京，在法源寺租了间房，在琉璃厂挂了笔单，尝试京城卖画卖印的生涯。当年十月返乡。这一年也没有留下日记。第二年湘乱更甚，他带着家人逃到偏远的紫荆山亲戚家，“吞声草莽之中，夜宿于露草之上。”吃尽了苦头。1919年(己未)他正式定居北京(《白石老人自传》第65-69页。同前)。《己未日记》记述的就是这一年的事。
北京毕竟是文化中心。丁巳年来京，他认识了画家陈师曾、陈半丁、姚华、凌直支、王梦白、汪蔼士，诗人易实甫、罗瘿公、罗敷庵，名医萧龙友、名伶梅兰芳等。己未年三月初四到京，十一日就去了清秘阁，二十日参加了樊增祥、罗惇曧等发起的“丁香会”。日记中观画、求画、求印、求拜师的记载，屡屡不断。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胡南湖的交往。胡南湖(1874-1951年)，名鄂公，历任鄂军水陆军指挥、众议院议员、湖北省政务厅长、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上海《时事新报》总经理等。白石《己未日记》七月七日记：“胡南湖人最慕余，一见如故。”闰七月一日，白石在胡南湖之春雪楼画《南湖山庄图》，同月十五日，又为胡南湖作《不倒翁》扇面。同月十八日记：“胡南湖见余画篱豆一幅，喜极。正色曰：能赠我，当报公以婢。余即赠之。并作诗以纪其事。”两个月后的九月十三日，白石南返回乡，“胡南湖送宝珠来。”宝珠就是胡南湖所说之“婢”，是以胡南湖母亲义女身份送到齐家的。白石将她带回湘潭家中，不久，就由白石发妻陈春君作主，纳胡宝珠为副室，从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初，即齐白石艺术创作最旺盛的时期，始终是胡宝珠侍候他的生活起居，并为他生了良迟、良已、良末、良怜、良欢、良芷等诸多儿女。
闰七月初六日记《自题墨牡丹》：“衣上黄沙万斛，冢中破笔千支。至死无闻人世，此生不卖燕脂。”这表明他的画与印卖得还不好。但收入还是有的。日记载，他收入的钱，都交给好友杨度收存，杨度的摺子上记：“齐白石山人寄存款项于虎头陀室。约以周年八厘生息。随时可以取还。非濒生及其世兄子贞亲自取款，不得发与他人。他人得此摺者，不足为据。虎头陀杨晢子批。民国八年七月五日收濒生交来洋伍佰元。七月五日收濒生交来洋叁佰元，七月九日收濒生交来洋贰佰元，七月十四收濒生交来洋壹佰元。”闰七月及八、九月，又存杨度处七次约计八百元。白石在九月初九记：“此约杨虎公处二千二百元，后去数笔无细数。”他的钱，除了自己的生活费，主要是留作养家用，日记中所记齐子贞打官司、“请人侍奉父母及子如叔侄明年来京读书”等事，都由这些存钱支付。
这一年的日记，没有齐白石与陈师曾交往的具体记载。但他在艺术上的变法即新探索已经开始。八月十九日，在同乡黄镜人家见到黄慎的《桃园图》及八开《花卉册》，记曰：“此人真迹余初见也，此老笔墨放纵，近于荒唐。较之，余画太工致刻板耳。”遂作一印语“老来事业近荒唐”。归后又作记：“余昨在黄镜人处获观黄瘿瓢画册，始知余画犹过于形似，无超凡之趣，决定从今大变。人欲骂之，余勿听也；人欲誉之，余勿喜也。”“余尝见之工作，目前观之，大似。置之壁间，相离数武观之，即不似矣。故东坡论画，不以形似也。前朝之画家不下数百人之多，瘿瓢青藤大涤子外，皆形似也。”又有《方叔章作画记》曰：“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定大变。不欲人知。即饿死京华，公等勿怜。乃余或可自问快心时也。”这些画记表明，齐白石“衰年变法”的动机，不像一般的说法那样，只是出于卖画需要，而是有着更为深层的追求动机，即超越形似，得“超凡之趣”，“脱尽纵横习气”。从根本上说，这也就是文人画的追求，但他拒绝“前清名人苦心造作”的正统画风。
四、《庚申日记并杂作》
自定居北京后，齐白石年年还家探亲，如其诗所言“燕树衡云都识我，年年黄叶此翁归”。这一年，他把三子齐良琨、长孙齐秉灵带来北京读书。说是在北京定居，却只能临时租借居所，如夫人胡宝珠还只能养在湘潭家中。这年初到北京时，法源寺、观音寺已无空房，朋友胡南湖的春雪楼亦难以安置他们老少三人。没办法，只好再次借居老友郭葆生家。六月初，北京郊区发生直皖大战，白石随郭葆生躲避到帅府园。他在日记中写道：“辛亥以后之中华不成国矣……四年以来，艰危惊苦，离泣备尽。”战事结束后，他发现“城北不数十里打仗，京城内外绝无抢案”，又感叹北京“到底不愧福地”，即使是兵乱，也远比他的家乡有安全感！这些记述，让我们真切感受到齐白石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与心态。
这一年所记交游，还有与陈师曾、陈半丁的书画往来，有樊樊山为他题画，有夏午诒邀他到保定游玩作画，以及与诗人朱悟园、戏剧家齐如山、梅兰芳、姚玉芙等的往来。夏午诒曾是“筹安会”的骨干，袁世凯死后，入直系头领曹锟幕府。齐白石为曹锟作画，即夏氏牵线。庚申十月初三，夏派人接齐“去保定游玩”，是所知最早的一次。在保定廿余日，日记所记，只有几通书信、几首题画诗而已。其实他是在作画。十月十五日记“是日得人谢金”。并说“羞其年将六十，犹受人怜”。得到了谁的“谢金”？没说。除了夏午诒之外没有朋友的保定，白石为某人作画刻印，但又不愿说出这个人姓名，这个人应该是曹锟。已有材料证明，在1920至1924年间，他为曹锟创作了一定数量的绘画与篆刻。(天津博物馆藏有齐白石为曹锟画的《汉关壮缪像》《岳武穆像》，二画皆有“虎威上将军命齐璜恭摹”款。王方宇旧藏齐白石《广豳风图册》，16开，上有“仲珊使帅钧正”上款。)
五、《辛酉日记》(原题为《白石杂作辛酉白石题》)
这一年，白石的艺术交往较多。三月初，得吴昌硕为定之润格。吴氏写道：“齐山人濒生为湘绮高弟子，吟诗多峭拔语。其书画墨韵孤秀磊落，兼善篆刻，得秦汉遗意。曩经樊山评定，而求者踵相接。”日记说，“此件南湖所赠”，是胡南湖请吴昌硕所书定。三个月后的四月廿六日，吴昌硕次子吴东迈与陈半丁来访，午后白石回访东迈，五月一日再“约东迈饮”。齐白石在“衰年变法”期间多吸收吴昌硕大写意笔法，但二人从未谋面，仅此间接交往而已。四月，为狄楚青(平子)画扇。六月九日，为姚华画扇卅二柄(惊人的数量！)。六月廿四日，招陈师曾、姚华、凌直支等友人以庆荷花生日，白石画荷三十余幅，陈师曾要去四幅及小册页一，并为凌直支画荷。姚华题诗，白石次其韵：“衰颓何苦到天涯，十过芦沟两鬓华。画里万荷应笑我，五年不看故园花。”(我在《齐白石传略》的一条注解中，曾根据张次溪《齐白石的一生》中的暗示与点引，略考《白石老人自传》中所说嘲笑他的“科甲名士”，有可能是姚华。但从这一年的日记看，他一次为姚华画三十二柄扇，又与之和诗，二人关系应该是很好的。张次溪的暗示和我的所谓“考证”，未免失之不慎。)七月，白石携子如、移孙往陈半丁家，令其叔侄“执弟子礼于半丁先生”。同月，过访林纾，林许为“定润格”。九月，画梅花并题诗以为林纾祝寿。十二月，为溥雪斋所藏陈曼生印作记。
齐白石的“衰年变法”，大致说来，是突出用色，相对弱化水墨；亲近吴昌硕，远离八大山人；探索大写意画法，疏于工笔画法。但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他在三月中旬的日记中写道：“五年以来燕脂买尽，欲合时宜。今春欲翻陈案，只用墨水。喜朱雪个复来我肠也。”同月底，他在一家香腊店买燕脂大饼百支，一试甚佳，次日“尽店家之所有买归，生平以来，买颜色大好而且多之快心，此第一回也”。在五月致杨度的信中说：“连年以来，求画者必曰请为工笔。余目视其儿孙需读书费，口强答曰可矣、可矣。其心畏之胜于兵匪。”变法是一个综合的、反复的探索过程，画家的心理变化也是综合而反复的，变革探索就不能老想着市场，但他要生存养家，又不得不适应求画者的爱好。齐白石这种身与心的两难，也会发生在别的艺术家身上。齐白石超越一般画家之处，是他对“胆敢独造”的自觉而一贯的追求。这在日记中也有反映，如四月九日作《无题诗》：“木板钟鼎珂罗画，摹仿成形自不羞。老萍自用我家法，刻印作画聊自由，君不加称我不求。”
这一年五月、八月、十月，齐白石三次赴保定。但只有一则为夏作画的记载。即十月廿一日所记：“为天畸画关岳像成，伊以为不如前画二像之衣用笔超绝也。”“前画二像”，是指为曹锟所画《汉关壮缪像》和《岳武穆像》，后二像今藏天津艺术博物馆，有“虎威上将军命齐璜恭摹”款。
自庚申春以来，在北京读书的移孙不时患病。白石对这个聪明的长孙，疼爱有加。日记记：六月末，移孙病喉，白石煎药守夜，直至天明。天明即点煤炉煎二次药。九月二十五日，白石在湘，得信说移孙又病，欲即返京，日将夕而不可行，是夜行坐不安，睡不成寐。第二天平明起(启)程，中途遇兵，躲入松柴，一日无食，后绕路而行，第三天赶到湘潭，第四天才乘小火轮至长沙，再到汉口乘火车，十月二日方到京。白石在日记中描述一路上“坐也不是，立也不是，望也不是”的焦急心态。一个月后，移孙未痊愈，湘潭又来信说，宝珠得子，但“病危急”，于是又匆匆收拾行箧南归，在火车上记曰：“巳刻过黄河，车声丁丁当当，余今年来去，四闻此声，不觉泪潜然如雨。”令人惊异的是，在这样的辛苦奔波中，年近六旬的齐白石依然创作了大量绘画、篆刻和诗歌作品！
六、《壬戌纪事》
壬戌正月至五月中旬，白石游居于湘潭、长沙之间，日记中除家务、会友外，极少有具体纪事，但所作却有六十三首，且多为题画诗。他在家中、路上、朋友处，都没有停止作画作诗。如四月记：“在省居石安一月，与人作画刊石约三百余件，自所作者二十余件也。”五月记：“初一至初五，作画廿余纸”，“是夜画扇六面，书三面”。其创作力之旺盛，真非常人可比。
六月二日，白石由石镫庵移居西四大院胡同三道栅栏，并决定当日乘“晚车南去接眷属”。此前，他一直辗转租居南城寺庙，如其《石镫庵题壁》诗所述“法源寺徙龙泉寺，佛号钟声寄一龛。谁识画师成活佛，槐花风雨石镫庵。”迁居、接眷属、为子如办婚事，表明齐白石的卖画收入好转。他为曹锟作画刻印，得到了酬谢；这一年陈师曾到东京办中日绘画联展，白石的三幅作品卖得高价，也提高了其在艺术市场上的声誉；他有诗纪其事曰：“离奇与世岂相谐。卖画中华合活埋。暂喜不挥求米帖。千金三幅紫桃开。”六月二十日，妻妾携初生不久的齐良迟到京，白石在北京终于有了一个新家。
自七月廿三日患病的移孙回湘，齐白石就“日不饱食，夜不安寝”。八月初得移孙信，见信笺有血痕，他“不胜忧思，不觉大哭”。廿二日，携妻子春君返湘，请了黄氏名医为移孙看病。数天日记，几乎只写移孙病况和自己焦急的心情。九月廿四日，他“见移孙之病平稳，心又悬悬于京华。数口之家，日需数金，久无一画出卖”。于是第二天即行，至卅日赶回北京家中。十月十九日，再去保定“作画刊石”。十一月一日，移孙在家中亡故。白石记接到家信曰：“我移孙死矣。如儿大哭，余亦大哭数声，却无泪出。即睡去，亦不知忧。初十日始有眼泪，如是痛哭不可止矣。”齐白石是性情中人，对家人、家乡和万物自然的爱，都真挚深切而动人。另一方面，他的情感——不论是欢乐还是痛苦，又都能够节制与转化。移孙的病逝，他真是痛如刀绞，但办完后事(十一月九日，白石收到子贞信，知移孙病逝。十日“为移孙设灵位并冒寒自出，求林畏庐为移孙作墓志。”十三日，令子如归湘，协助办理移孙后事。此后，他就冷静下来，专心于作诗作画了)，就把情感转移到作画作诗刻印上了。十一至十二月的日记，所记大多为题画诗，不再提及移孙。齐白石在艺术上的大成就，与这种心性特点似乎有一定的关联。
发表于 2014-3-11 09: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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