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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昆的传统医疗器具收藏
王庆昆的传统医疗器具收藏之路可以说是充满艰辛的,家中大大小小的药杵、药罐、药碾、药秤、药瓶等都见证了他在收藏路上的成果。谈起收藏,王庆昆也同样有着说不尽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记者感受到的是他对收藏的愈发热衷及对生活的挚爱。
天津老药瓶 勾起研究欲
在王庆昆收藏的这些传统中医器具里,天津老药铺出售的老药瓶最有研究意义,是它勾起了王庆昆对天津老药铺的研究欲望,王庆昆觉得收藏这些老药瓶的意义特别大。
随着城市的变迁,这几年天津的变化日新月异,过去天津知名度比较大的老字号的老药铺相继更换了字号,有些也从老店搬入了新址。基于此,王庆昆就想通过对这些老药瓶的收藏,看看天津老字号中药铺究竟有多少家,也希望通过这些老药瓶可以看到天津的中医中药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谈到收藏药瓶的具体过程,王庆昆介绍道:“收集这些老药瓶的难度的确很大,谁吃完药之后也不会把药瓶精心地留起来,即使留了也不可能拿到市场上去卖。因为在那个时代,小药瓶既没有观赏价值,又没收藏价值,更没有保留价值。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随着药瓶的存世量越来越少,这样的小物件的价格也随行就市,水涨船高。我以前在沈阳道买的药瓶都是5块钱、10块钱一只,现在再去问他们张口就要200块钱。只因为这些东西是老的,那些小商小贩也都认为只要是老的东西就值钱。”在很多人眼中,收藏往往和经济利益有很大关系,但在王庆昆看来,他只是希望借助这些与中医、中药相关的瓶瓶罐罐来研究天津中医药历史,理清发展脉络。
王庆昆说:“现如今在市场上找到它们已经非常困难了,每当看到一个就好像发现珍宝一样。我一直觉得收藏这些小药瓶可遇而不可求,也许接连的几趟每次都有所收获,也可能半年甚至是一年才发现一个。我做收藏有个习惯:一个字号只收藏一枚最经典的。因此看到一个新宝贝,我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这些小药瓶通常都是在很不起眼的地方,比如在一个地摊的小饭盒里面、在一堆乱七八糟的杂物里面,这就使我收集了二十多年才收集到不到30件。”
王庆昆眼中的这些珍宝,每一个上面都会写着老字号隆顺榕、同仁堂、大仁堂、万全堂、真一堂的名称,但每个瓶子都会不约而同地出现“天津”字样。透过这些老字号的药瓶,王庆昆开始了追根寻源的历程。“这些老字号中药铺过去坐落的地点在哪里?现在更换了什么名字,又搬迁到了哪里?老字号的独家药品叫什么名字?带着这些问题,我把天津这些老字号的中药店铺全部按所在区分类,列出这些以后,我做了一个关于这些老字号中药铺的分布地点的调查,然后逐一落实。比如人们熟悉的新中国大药房,前身就是乐仁堂,比如人民药店、工农兵药店的前身都是隆顺榕。可以说,研究这些东西也成了我生活中的乐趣,也是我今后努力的方向,使我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即使经过城市的变迁,那些天津老字号中药铺或是没有了过去的面貌或是早已不复存在,但通过对这些带有天津老药铺字号的老药瓶的收集和研究,王庆昆向人们生动地展示了他对天津老字号中药铺的热爱与追忆之情。
一个小药瓶 两家同仁堂
王庆昆向记者展示了这些老药瓶当中,最令他珍视的一个。这个小药瓶上一面写着“同仁堂”,一面有“张宅”两个字。在王庆昆眼中,“张宅”两个字有着重大的意义。
王庆昆原来就职于天津同仁堂制药厂,退休前是该厂副厂长,他曾负责“厂史”的编纂工作。他告诉记者:“天津同仁堂是在清朝咸丰二年成立的,成立的工商登记和档案都有,但是再也找不到其他物证。”在这期间,他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走访了不少老厂员工以及创始人家族的后人,这个小药瓶的发现也终于让他理清了北京同仁堂和天津同仁堂的历史渊源。
北京同仁堂由乐显扬创建于康熙八年,是享誉海内外的老字号,曾为宫廷做御药。据王庆昆介绍,“同仁堂有个祖训,只有北京的那家老店能用同仁堂的名号,而其他子孙后代是没有权利使用同仁堂的金字招牌的,也就是说,乐家子孙想要开药店一律要用别的号,所以乐家子孙都没人敢用‘同仁堂’的名字。只有天津同仁堂是个例外,说到这里,这个小药瓶的作用就彰显了。天津同仁堂不姓乐,姓张,所以在这小药瓶上有‘张宅’二字也恰好印证了那段历史,创始人叫张益堂,祖业也是做药行的。天津同仁堂当时不是独立的实体,前身是北京同仁堂清朝时期为了方便把药材运到南方及东南亚各地而在天津设的仓库,张益堂就是天津的经办人。张益堂为北京同仁堂干了多年后,自己对这些业务也熟了,来龙去脉也都清楚了,就打算自己独立出来,后来他娶了同仁堂老板的女儿,成了乐家的女婿。咸丰二年的时候,他便在天津开设了同仁堂分号,主要卖的都是自己的特色药,与北京同仁堂没有重的地方。”
当时的专利保护意识还不是特别强,只有祖训上的道德规范约束,没有法律规范,北京同仁堂当时也没有对张益堂的做法进行干涉。直到民国晚期,北京同仁堂有了专利意识,才在天津立案,状告天津同仁堂“侵权”,而在当时,天津同仁堂已经是天津家喻户晓的药铺。王庆昆说:“当时的情况很有意思,由于原告、被告既是同行又有亲缘关系,所以他们就白天在法庭上争得面红耳赤,晚上则在家里把酒言欢,叙亲情。最终,两方都妥协,判决结果是:天津同仁堂一定要和北京同仁堂进行区别,天津同仁堂要标上‘天津同仁堂张记’,在天津不允许单独出现‘同仁堂’三个字;天津同仁堂不允许使用北京同仁堂的商标;天津同仁堂不允许使用北京同仁堂的配本,不可以卖北京同仁堂的特色药;天津同仁堂向北京同仁堂支付赔款。而判决下来后,张益堂也显得很风趣,把这些判决用木刻的方法刻到了大木板上做成了一个屏风。”
虽然历史已经远去,但通过这个看似普通的小药瓶,天津的这家同仁堂的由来始末也被再次挖掘了出来,这些故事在今天听来仍然鲜活生动。而对于收藏到这个小药瓶,王庆昆则表示兴奋至极,如获至宝。
一枚旧信封 隐藏大背景
王庆昆的藏品中有一枚信封,它是王庆昆偶然间在古玩市场找到的,他说这枚信封背后可是有一段故事的。
王庆昆介绍道:“这枚信封居然能在市场上见到,我都感到惊讶无比。这信封上写的‘乐肇基先生收’,落款为‘荣华工程公司’。乐肇基是谁?我问小贩,他说不清楚。的确,对中医药行业不太熟悉的人很难了解这个人是谁,他做出了哪些贡献。”王庆昆详细介绍说:“作为第四房长子,乐达仁团结全家人,共同创办达仁堂。1934年,他病逝于天津,享年58岁。乐达仁去世之后,继任总经理的是十三爷乐达明的独子乐肇基,乐肇基也就是乐达仁的亲侄子。乐肇基从小就受到乐达仁器重,12岁的时候被带到天津,跟随乐达仁生活、学习。他从乐达仁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乐家子弟中数他最有资格成为乐达仁衣钵的继承人。”
那么,乐肇基本人的私人信件为何出现在古物市场上呢?王庆昆告诉记者:“当时我的第一感觉也是这个东西怎么会跑到旧物市场来呢?这绝对是个老信封。我一直想了解‘荣华工程公司’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经过回忆,我想到,当年我们企业的确进行了一次推陈出新,一些与生产无关的物品被卖掉了,而这些信封当时就是废弃物,很多小贩都是装到麻袋里往外背。除了信封,还包括老单据、老发票、老信件之类的东西,现在看来,这些物件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呢。”
来源:今晚经济周报 2014-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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