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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金融史话】閻锡山改组省银行和设立三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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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20 23:24:24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一、改组山西省银行
       1932年,阎锡山二次上台后,面临的形势是经济基础崩溃,农村破产,商业凋敝,金融滞涩,民不聊生。广大人民群众迫切需要救济,需要建设。这时候,再没有比“建设”二字更容易打动民众心灵的词语了。阎锡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顺应”民意,打出“造产救国”的旗号,并拟制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一方面为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同时,也是玩弄埋头建设、不问国事的把戏,表示今后不再与蒋介石抗衡,以消除蒋氏对他的疑忌。
然而,既倡言经济建设,就必须筹集大量的资金。而晋省人民多年的积蓄已被搜刮殆尽,且旧钞贬值之害遗痛犹新。在这一问题上,阎锡山与其叔丈人、时任山西省银行总经理的徐一清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徐一清主张对旧钞抽签兑现,另出十足兑现之新钞,以提高省钞的信誉,保护省钞持有者的利益,取信于民。阎锡山认为这种办法只考虑了维持省钞信誉一个方面,而没有考虑最关紧要的一面——为经济建设筹集资金。阎锡山讲:把现有的和筹集来的资金用抽签兑现的办法让人拿走是很容易的,但要动员他们再拿出来向经济建设投资,却比登天还难。他的想法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经济建设的资金必须取之于民,与其通过兑现让你把钱拿走,我再向你去要,还不如牢牢掌握在我手里。另一方面,当时,他手里只有山西省银行所存的10万银元准备金和高步青交出的100万银元,实在无法兑付数千万元的钞票。所以他不愿走抽签兑现的老路。同时,他也感到,经济建设的资金主要还得使用纸币。既要使用纸币,就必须维持纸币的信誉,而现存的省钞已经不能取信于民,几同废纸了。所以,他不愿在维持省钞的信誉上想办法。于是他决定废旧钞,出十足兑现的新钞,以新钞1元回收旧钞20元。他认为这样做,既解决了旧钞失去信用的危机,又可以新钞来作经济建设的资金,真是一箭双雕。为了顺利推行这一决策,他把坚持兑现的徐一清予以免职。
       关于这件事,徐一清曾向别人说:“阎锡山问题解决以后回来了,票子也毛了(指贬值)。人家(指阎锡山)问我:‘票子该怎么办?’我说:‘分两步走,第一步另出新票子十足兑现,第二步旧票子抽签兑现,兑完为止。’人家说:‘这个办法太麻烦!’我心里想:山西的老百姓多年来支持我们,我们才能出这么多票子,现在失败了,票子毛了,是我们对不起老百姓,不是老百姓对不起我们,我们不能坑老百姓。所以我就说:‘我觉得分期兑现能交待了老百姓,因为我们失败了,老百姓会谅解我们。分期兑现的意思等于停息还本,这能说得过去。买卖人的规矩你是知道的,赔了钱停息还本;要是干脆倒塌了,破产了,不还本也行;要是买卖还开着,不还本钱是不行的。我们省银行还开着,怎么能不给有票子的人兑现。’人家说: ‘你这个办事太罗嗦,完就完了,几时才能还完!’我说:‘要这么做,就没人相信我们了!,人家说:‘你要不能用快J1斩乱麻结束这件事的话,我就另找人呀!’我说:  ‘很好,从现在起,我就不再考虑省银行的问题了,我现在就写辞呈。’人家说: ‘你写不写都可以,要照你的想法,省银行就不能办了。’我原来没写,是因为我们把事情做坏了,没有做适当处理,不能放下就走。现在人家既然有了话,我就写了辞呈。从此,我就再没有给公家办事,完全干私人的事了。”
徐一清辞职后,阎锡山就着手改组山西省银行,发行新钞。
       山西省银行于1932年5月制订修正章程,由省政府委任王骧为总经理,傅瑶为协理。是年7月遵照新章实行改组,定省行为官营民监,以调剂全省金融、扶助经济建设为宗旨,并承诺为巩固业务,力矩前非,防止流弊起见,概不借垫军政各费。改组后省行资本定为国币6600万元,由山西省政府分十年按月拨足,第一年每月10万元,以后按每月递增10万元。
       山西省银行由山西省政府授予以下特权:(一)发行兑换券;(二)经营省金库及省建设金库;(三)募集和经理公债事务。并规定:发行兑换券时,其兑换券需有十足之准备金,现金至少六成,其余得以确实有价证券及短期贷款票据充之,并要与营业资金完全分立。
       省银行改组后,针对币信危机决定出新钞换旧钞。新钞发行面值不详,现仅见五元、十元银元票和十枚、二十枚铜元票。
       五元银元票主图为虚构造产救国门,正面印有面值和“山西省银行”、“财政部印刷局制”字样,背面有“1933”字样,据实物考证加盖地名“平遥”、“榆次”、“忻县”、“太原”、“太谷”、  “洪洞”、  “孝义”、  “汾阳”等。十元票主图为煤矿运输车,正面印有面值和“山西省银行”、  “通用银圆”、“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印”、“财政部印刷局制”等字样,背面有“1932”字样,据实物考证加盖地名“太原”、“洪洞”、“榆次”、“大同”等。十枚、二十枚铜元票主要图均为太原双塔,正面印有面值和“山西省银行”、“中华民国二十一年”、  “此券以四百枚作一元每十枚券四张兑换银元壹角”、“北平财政部印刷局制”字样,并     加盖地名“太原”。十枚铜元票背面印有“每张合洋贰分伍厘”和“1932”字样,二十枚票背面印有“每张合洋伍分”和“1932”字样。
阎锡山用原省行总经理高步青交出的100万银元和省行库存的10万银元及部分股票和证券(数量不详)作准备金发行了新省钞,以新省钞1元收兑旧省钞20元,很快把失掉信誉的旧省钞收了回来。新省钞十足兑现,最初人们抢着挤兑,但随到随换,并无脱兑现象。于是,新省钞很快就树立起信誉,取得人们的信任。这个做法使严重贬值的省钞起死回生。随之,经济建设的资金有了,十几万军队的欠饷发了,市场繁荣了,整个社会一下子由死滞呆板而变得生机勃勃。经济一活,固然有人要以纸币兑换银元,使作为准备金的银元从金库流失;而通过其他渠道,金银又会向银行滚滚而来。所以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山西省、铁、垦、盐四银行号又积累到手黄金万两和银元800万。
       但是另一方面,旧省钞20元兑换新省钞1元,原来的1元只值收兑时的5分钱,使人民群众的损失达到数千万元之巨。人民群众受害的情况,在当时曾任五台县县长的陶伯行的回忆录中可见一斑。他说“阎锡山回晋,竟令省银行按20  元折合1元,另发新币兑收。 受害最大的当然是广大人民群众。他们终年劳动生产所换得省钞成了一把废纸,生活陷于绝境。而一切苛捐杂税的负担,官吏与军队的骚扰,在阎锡山二次上台绥靖主任之后,有加无减。因此,逼得人们无法生存,逃亡、自杀者时有所闻。”曾任山西省银行总经理的徐一清也说到这一点:“兑现时情形十分凄惨。有人在银行门口前把票子点火烧了,哭着走了。有人把票子扔在地下,脱下鞋就骂就打。兑换的人也边骂边换:公家咋坑人都行!”
二、设立三大银号
       阎锡山是很少承认错误的。这次面对如此愤懑的群众,他在日记中写到:“此次出来进言者之中,使人最动心之言有二:一为公末次战争失利,客军、晋钞,人民损失不少,此后注意勿做得罪人民事……真是一语千钧,每一忆及,情感无量。”
       从这段话看来,阎锡山似乎不会再走滥发纸币的老路了,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军费开支和经济建设需用大量的资金,旧钞贬值之害遗痛犹新,若用改组后的山西省银行继续大量发行新钞,必然遇到很大困难。于是,阎锡山变换手法,广立银号,在“不怕每家发行的数额少,只求发行的机关多”的思想指导下,相继成立了绥西垦业银号、晋绥地方铁路银号、晋北盐业银号,改变花样发行晋钞。



一、绥西垦业银号
       绥西垦业银号成立于1932年8月,为太原绥靖公署所经营。其历史背景为,阎锡山就任太原绥靖主任后,在军队整编上策划为调动客军出境和绥西屯垦。晋绥军经过调整,把军队空名予以剔除,裁汰了老弱官兵,又召集了一批失业的闲散军官,编为优待失业军人的屯垦队,着到绥远西部从事开垦,并设立屯垦督办公署于包头,阎锡山自兼督办。据《绥区屯垦工作报告书》称:“十余年来,内乱连续不已,有破坏而无建设有以致之。欲挽劫运,全国上下,积极建设,发奋图强,别无途径可寻也。”“阎主任就职之初,即决心造产救国,并遵孙总理垦荒遗教,实行屯垦,为海内倡。”说得冠冕堂皇,可是究其实际,“这支垦荒队,是在绥西种植鸦片烟的”。阎锡山本来是主张禁烟的。民国初年,山西由陕西及口外运进鸦片,每年外流资金1000万元以上。1917年阎锡山推行“六政三事”,其中除弊方面的首要任务就是禁烟。1932年阎锡山全力以赴从事经济建设后,就遇到了筹集资金的问题。他觉得要想使有钱的富豪和地主把钱拿出来,只能停止禁烟,让他们公开吸食,他们才肯把钱拿出来,因为当时吸食鸦片的大部分是这些人。他又想到,如果照过去那样,让现金流向外省购进鸦片,对山西的经济建设仍然无济于事,所以他想到卖鸦片。为避免国民政府的干涉和躲开舆论的反对,阎锡山给鸦片披了一件合法的外衣,叫做“戒烟药饼”,将官卖鸦片称之为“渐进有效之禁烟办法”。当时,阎锡山筹集资金搞经济建设时,手中约有90万两鸦片,其中60万两是晋绥军的屯垦部队在绥西种植罂粟收获的。
       绥西垦业银号正是借此设立的。“以活动金融,扶植绥西垦牧事业为宗旨”(修改章程改为“扶植农业垦业为宗旨),总经理徐振渭,设总号于包头(后迁往太原),并先后在天津、绥远等处设立分号。原定资本50万元,由太原绥靖公署拨给。后阎锡山令晋绥财政理处以一纸空文拨足200万元。其主要业务,除发行纸币60万元外,并通过对私营工商业贷款,控制其经营活动,或伺机加以排挤和吞并,为扩大阎锡山的官僚资本服务。



      据资料记载,忻县懋和允商店从垦业银号贷款一万元,因未按期归还,即将该商店全部库存商品作价1117元,房子一处作价1400元,庄基地3.3亩作价50元,全部抵偿;下余欠款由保人负责归还。另有定襄县的兴盛基商号欠垦业银号2158元,亦因上述原因,除将商店全部货物偿还外,又将水旱地160亩作价1995元抵偿。此类事例举不胜举。故晋北人民把垦业银号叫做“坑人银号”。
      绥西垦业银号成立后于当年即发行纸币,种类有一角、二角、一元、五元四种。
      一角券有1932年版、1933年版两种。1932年版主图为豪宅院门,正面印有面值和“绥西垦业银号”、“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印”、“每拾角兑国币壹元”、  “太原晋新书社制”等字样,背面印有“1932”字样,实物仅见加盖地名“包头”一种。1933年版主图为湖亭,正面印有面值和“绥西垦业银号”、“每拾角兑大洋壹圆”、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印”、“西北印刷厂制”等字样,实物仅见加盖地名“太原”一种。
      二角券主图为五台山显通寺铜殿,正面印有面值和“绥西垦业银号”、“每拾角兑大洋壹圆”、“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印”、“西北印刷厂制”等字样,实物仅见加盖地名“太原”一种。
      一元券主图为平遥古城,正面印有面值和“绥西垦业银号”、“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印”、  “凭票即付银币壹圆”、“财政部印刷局制”等字样,据实考证加盖地名“太原”、“包头”等。五元券主图为包头东城门,正面印有面值及“绥西垦业银号”、“中华民国廿一年印”、  “凭票即付银币伍圆”、“财政部印制局制”等字样,据实物考证加盖地名“太原”、  “包头”等。
垦业银号在抗战初阎锡山政权从太原撤退时结束。抗战胜利后恢复营业,改由“中记董事会”管辖。其经营活动,名义上仍做存、放、汇业务,实际是利用各方面的资金大搞囤积物资、买卖金银等投机活动。
二、晋绥地方铁路银号
晋绥地方铁路银号是随着北同蒲铁路的动工兴建于1934年7月正式成立的,总号设在太原,资本50万元,直属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由董事会代表与绥远省代表联合组成银号董事会管理。在银号董事会未成立之前,则由太原经济建设委员会代行职权。1936年阎锡山明令晋绥财政整理处以一纸空文拨足资本500万元,以“发展晋绥两省地方所有铁路及扶助有关铁路之建设事业为宗旨”。其特种营业范围为:(一)经理晋绥两省地方所有铁路之金库;(二)办理晋绥两省地方所有铁路之特别会计;(三)晋绥两省地方所有铁路之储蓄及出纳款项;(四)筹集和经理铁路公债;(五)调剂晋绥两省地方所有铁路金融事业;(六)仓库抵押;  (七)发售晋绥地方铁路期票。
晋绥地方铁路银号从成立到抗战前夕,除经营“特种营业”和发放“建设借款券”、“省防借款券”、“剿匪借款券”等名目繁多的所谓“核准放款”外,最突出的活动是发行纸币。至1936年12月底,纸币发行总额1200余万元,仅次于山西省银行。
铁路银号于1934年发行一角、二角、一元、五元、十元5种面额的纸币。主、辅币均采用一种图案,即奔驰的火车。辅币正面印有面值及“晋绥地方铁路银号”、  “每拾角兑大洋壹圆、“中华民国廿三年”、“财政部印刷局制”等字样,背面印有“1934”字样。主币正面印有面值及“晋绥地方铁路银号”、“凭票即付国币壹圆(或伍圆、拾圆)”、“中华民国廿三年”、  “财政部印刷局制”等字样,背面印有“1934”字样;据实物考证,一角券加盖地名“太原”、  “榆次”、“平遥”等,二角券加盖地名“太原”等,一元券加盖地名“太原”、  “榆次,、“平遥”、“忻县”、“交城”、“洪洞”、  “阳泉”等,五元券加盖地名“太原”、“榆次”等,十元券加盖地名“太原”。
铁路银号于1937年11月太原沦陷后随同山西省银行撤往运城,根据阎锡山的指示,由省银行和铁路银号各抽六人组成随营办事处。其余人员发给三个月薪水辞退,或安排到西安铁路银号办事处,  “管饭管住不发薪水”。
1941年,铁路银号在四川成都开设了“裕中商行”,进行商业投机买卖。不久,因四川当局提出指责,停业收歇。



抗战胜利后,铁路银号回太原复业,由山西公营事业董事会管辖。其经营活动与垦业银号无大差异,兹不细述。
三、晋北盐业银号
山西为内陆省份,海盐运往晋北,价格很高。山阴、应县等地便利用盐碱土熬制土盐(当地人称贡盐)。土盐就地取材,加工工艺简单,较海盐便宜三分之二,获利颇丰,并形成一定规模。为开发晋北,调剂盐区金融,使之纳入统一轨道,于1935年1月成立了晋北盐业银号。该银号为山西公营事业董事会所经营,“以扶助盐户经济,调剂盐区各县金融为宗旨”,总经理徐吉午,总号设于岱岳,分号设于太原。原定资产20万元,由山西省公营事业董事会筹拨,后亦由阎锡山令晋绥财政整理处一纸空文拨足资本100万元。其营业范围,除特种经营盐款外,兼办汇兑、存款及“扶助各项公营事业”,并发行纸币。初始,纸币发行区域以晋北盐区为限,而后也流通晋省各地。此种兑换券,除“用以活动调剂盐区金融外,可完纳一切赋税”。截至1936年12月底,发行总额为52万余元。
盐业银号所发行纸币,有一角、二角、一元、五元等数种。一角券主图为湖中亭台,贰角券主图为北京北海,正面均印有面值及“晋北盐业银号’、“每拾角兑大洋壹圆”、“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印”、  “西北印刷厂制”等字样,背面印有“1935”字样。据实物考证,壹角券加盖地名“太原”、“岱岳”,贰角券加盖地名“岱岳”、“阳泉”等。
一元券主图为宝塔,五元券主图为城门,正面均印有面值及“晋北盐业银号”、“通用银圆”、“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印”、“西北印刷厂制”等字样,背面印有“1934”字样。可见,其主币是在该银号成立前印制的。据实物考证,壹元券加盖地名“太原”、“大同’、“岱岳”、“阳泉等,五元券仅见加盖地名“太原”一种。
抗战开始,盐业银号即停业。抗战胜利后在太原复业,经营活动与其他两银号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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