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商史话】袁必成与成记邮票社

龙武生

       袁必成(1916)浙江慈溪人。
　　自幼生长于上海，早年丧父。少年时期便在外商洋行当学徒，非常刻苦，自修英语。在洋行任职，便经常接触到外国来信，他向别人把信封要来，将邮票撕下，保存起来。数量多了以后，便与上海四川路上的邮票商交换,或卖给他们。
　 抗日战争爆发后，洋行关闭，袁必成也失业了，便只好下海当起邮商，最初只是在街上摆摊卖邮票，勉强维持生活。后来，受到著名集邮家张承惠的指点和支持，于1937年12月22日，在上海四川路临近南京路口的惠罗公司对面恒茂钱庄内租下一个柜台，竖起了“成记邮票社”的招牌。由于地处上海闹市区中央，业务发展很快，因此成记邮票社逐渐成长起来。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四川路一带的外币兑换钱庄，因为欧美侨民多被日军关入集中营，外币交易又不准进行，所以兑换业务不得不转入地下，进行黑市交易。恒茂钱庄的业务也不例外，袁必成趁机游说店主李某，将钱庄改为邮票社。可是，两人合伙时间不长，袁必成便从恒茂撤出来，在上海四川路上的大通银行对面找了新址，即四川路337-9号。袁必成经营相当得法，业务发展很快。这时，袁必成的成记邮票社，与法租界环龙路谈贵生的华外邮票社和霞飞路包伟民的伟民邮票社，合称为上海的“三大家”，其中以袁必成的成记邮票社气派最为宏伟。
　  对时，袁必成以经营低档和中档的中外邮票为主，兼营批发和出口。日军占领上海期间，大宗邮票出口非常困难，袁必成便在店中进行邮票拍卖，每星期六下午举行，拍卖所收佣金，维持邮票店支出。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成记邮票社的拍卖业务发展更快，形成上海集邮家聚会之所。当币制改革时，将国币改为现金元券，上海邮商间的大宗邮票交易，多在成记邮票社进行，使成记邮票社无形中成为邮票交易所。那时，店中高悬一块黑板，每日标出若干热门邮票的买卖价，有千套价、万套价；有现套价，有期货价。袁必成不管你是买空，还是卖空，反正他从中收取佣金，鉴于交易数字非常大，他的收入也相当可观。
　  1949年5月，袁必成从上海到了香港，在德辅道中亚历大行的楼下，一家帽子店里租了半间房开始业邮，同时在香港各报上刊出广告，还编印了一份售品目录，用通信函购方式打通了东南亚一带邮友的通道。袁必成在上海经营邮票拍卖业务多年，对中国早期邮票的了解，远远高出香港当地邮票商。这时袁氏手中又美国同行资助的数千美元，可以作为流动资金，在香港成记邮票社开张后，存在上海的邮票陆续也都弄到香港，后来在九龙开了分店。香港德辅道的店拆迁，袁必成又租下大新公司文具部一个柜台，不久在大道中华人行的写字间设立成记邮票总社。
　　1952年2月4日至10日，袁必成在香港遮打道思毫酒店画厅举办了一次“古今邮票展览”，盛况空前，只第一天便有近万人参观邮展，拿出10万枚中外邮票赠送给小观众。那天到场的观众有许多位是名人，如方业光、郭植芳、肖作斌、陈江峰、杨成一、严西峤、陈志川、李颂平、胡新、余禄佑等。这场展览会的最大特点是展品全部出售，类似现在的展销会。当时还出版了《古今邮票展览会特刊》，共二期。
　  这次展销会后，袁必成将成记邮票社迁至日本东京，总社地址：东京日本桥私书函196番，雇佣了17名工作人员。
　  成记邮票在东京最著名的三越百货公司内设立集邮部；同时在驻日美军福利社内也设立集邮部，以批发业务为主。后来，袁必成赚了大钱。
　  1971年，为纪念日本邮票发行百年，袁必成又举办了一次邮票义卖，3000余项拍品，售得10万美元，全部捐献给当地慈善事业。
　　1951年，袁必成将成记邮票社的总社迁往香港，上海改为分社。
六十年代，袁必成迁居日本。1971年为日本邮票百年纪念邮展举办过一次义卖，3000余项拍品，售得10万美元，全部捐献给慈善事业。
（作者：刘肇宁）

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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