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铢钱的重新崛起

龙武生

□邹志谅
       正当汉武帝创立的五铢钱制日益兴旺之际，在权力格斗中，被篡得政权的王莽腰斩。但是五铢钱并没有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待到时机成熟，马上重新崛起。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王莽多次推出的币制变革，违背了货币流通规律，在他打出的“托古改制”旗号下，别出心裁一次又一次推行的新币制，大多难以投入到实际运行之中；二是在中国汉朝经济环境下，五铢钱制是十分符合社会需求的一种钱制，这种钱制比较适应当时的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就五铢钱重量与大小而言，很便于流通中使用，具有十分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即便在王莽统治时期，凡王莽钱币流通受阻之时，人们就很自然会想到五铢钱，在某些场合会私下用上五铢钱交易。
说到五铢钱制度的恢复，不仅是东汉政权建立以后的事，它的恢复并没有等到东汉政权的建立，而是与王莽倒台几乎同时发生的。因此说五铢钱制的恢复，比汉政权的恢复还要早。这个历史事实首先被铸有“更始二年七月”铭文的五铢钱铜母范所证实。上世纪三十年代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　上保存了这块铜母范的拓本（图1）。更始二年（公元24）正是王莽政权倒台的次年，如此规整的钱范说明在东汉政权建立之前，五铢钱制已经得到恢复，已经在大规模地铸造五铢钱了。

       西汉后期由于剧烈的土地兼并，再加上水旱灾害的侵袭，阶级矛盾越来越激化。到王莽统治后期，各地的农民起义由西汉时期的局部发生，很快发展成了声势浩大的全国大起义。当时主要有今湖北、河南一带的绿林军，山东和江苏北部的赤眉军，河北一带的铜马起义军。鉴于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形势，一些原西汉的皇族，诸如刘玄、刘秀、刘盆子等趁机钻进了起义队伍，他们借助农民起义的力量，伺机夺取统治天下的宝座。从王莽倒台到东汉建立，出现过一段刘氏争相称帝的局面。先是公元23年绿林军建都宛（今河南南阳），推刘玄为皇帝，建元“更始”。再是公元24年冬赤眉军建号“建世”，立刘盆子为帝，公元25年攻入长安绞死了刘玄。最终是光武帝刘秀于公元25年登基当皇帝，定都洛阳，重新建立了汉政权，开创了东汉王朝。可见尽管汉皇位争夺如此血腥，并不影响五铢钱制的复兴，汉政权无论由谁延续，五铢钱必然要重新崛起。
“更始二年”五铢钱铜母范的发现后，人们对范上出现的五铢式样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得知这种五铢钱既不属于西汉，也不属于东汉，于是将与此相近的五铢钱称之为“更始五铢”（图2）。

进入东汉以后，五铢钱更是顺理成章地成为国中通货。《后汉书·光武帝记》：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十二月甲辰……初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泉金粟，是岁始行五铢钱”。迄今已发现多块刻有建武十七年纪年铭文的五铢钱铜母范（图3）。这种东汉五铢钱铜母范与前述更始五铢铜母范十分相似，形如铜匣盖，长方形圆角，134×84毫米，范面中心一小圆柱，是圆孔浇道模型，与范面排列8枚正背相间的五铢钱模型，铸造非常精整，边周列有成对的定位榫卯。范背铸有横竖相交凸起的十字形筋纹，与高起的边周合成田字形纹饰。发现的多块建武纪年五铢钱铜母范，除个别铭文位置相对有些变化外，形制、大小和铭文内容完全一致。建武纪年范背面都置有铭文二十七字：“建武十七年三月丙申大仆监椽苍考工令通丞或令史凤工周仪造”，知它们是东汉官方铸钱的规范模具。史书记载东汉五铢于建武十六年十二月始行，与这些铜母范的铭刻完全可以互相印证。
东汉五铢总体上是沿袭了西汉五铢，但与西汉五铢又有着明显区别。东汉五铢的直径虽然没有明显缩小，但是大多比西汉五铢轻薄，重量仅3克左右，文字书写比较圆润，笔画弯角多见圆折。东汉五铢有纪年参考的钱范仅见建武十七年铜母范，然而在东汉一百几十年间，五铢钱的铸造从未停顿，人们只能将其粗分出早、中、晚期，再从中归纳各个时期的相应特点。东汉早期的五铢钱，铜质相对精纯，铸造工艺比较精细，面文严整、宽放，可由建武十七年钱范上的钱形作为代表（图4）。东汉中期五铢，钱体略小于早期五铢，铜质较差，铸造工艺不如早期工整，钱面文字相对疲乏。东汉晚期五铢，铜质繁杂，工艺粗劣，重量减轻，质量大降。东汉五铢中出现了各种各样记号，有的形状呈凸起的圆点，钱币界称其为“星”点（图5），有的是半个圆点，称其为“半星”，有的是横划，有的是竖划，称其为“横杠”“竖杠”。五铢上的这些记号的形状和位置各有特点，同样带星点，有的在穿上，有的在穿下，有的悬空在文字之间，有的在穿口边缘。星点数量亦是各异，有的置有多星，如见穿上或穿下有置五颗星的（图6）；同样是横杠，有的与穿口等长（图7），有的比较短（图8），也有位于穿上和穿下之变化。大多研究者认为，各种变化有可能是不同铸炉的标记。见有的东汉五铢钱上带有阴刻的文字（图9），显然是在完成铸造以后刻上去的，这些究竟是什么含义，常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有的钱币上的文字是直接铸上去的，表现为阳文，那就更值得进一步研究了。这里列举一批可以排成阳文数字系列的五铢（图10），真不知古人如此安排有什么用意。有一种五铢，在穿上或穿下铸有一个“平”字（图11），意在区别于市上出现的劣质钱币。“平”字的含义与王莽的“一刀平五千”的“平”相同，是强调这种五铢的足值和“平当”，后人称这种五铢为“平当五铢”。除了公私藏品中常能见到平当五铢，1981年6月在四川忠县东汉墓中出土过“平当五铢”，为这种五铢提供了科学的时代依据。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推出了一种新型五铢。《后汉书·灵帝记》：“中平三年春二月，铸四出文钱”。所谓四出文钱，是指这种钱币背面穿口四角，各有一道凸杠直抵外郭，因此也有称之为“角钱”（图12）。灵帝推出这种五铢，意在重新规范市上出现的减重五铢，因此推出的新钱特别足重，大多能达到4克。这种足重的五铢钱在东汉后期的钱币窖藏中，偶能见到几枚，但很少有整批出土，说明当时使用这种四出文五铢钱的并不多。如1969年甘肃武威北二里雷臺出土著名的“马踏飞燕”的东汉墓中，出土二万多枚钱币中，多半为各种各样东汉五铢钱，而这种四出文五铢仅找到六枚。当代金融“劣币驱逐良币”的理论，近二千年前的汉灵帝不可能掌握，难怪当社会盛行私铸钱混乱局面时，他不是从根本上采取积极的治国措施，却错误地想用足重的五铢钱去治理劣质钱，这必然是难以奏效的。来源：苏州新闻网数字报作者 邹志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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