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钱钟书摔古镜谈起

龙武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著名作家和学者钱钟书开始着手《管锥编》的撰写，他觉得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于是每天都翻阅大量的古代文献。有一天，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人们常说的“破镜重圆”，这句话在《太平广记·杨素》里有记载，在隋代笑话集《启颜录》里也有“坠地分两片”的提法。那么古铜镜能不能被摔成两半儿呢？因为你摔不成两半儿，就没有后来的破镜重圆一说。一般人的思维是不会计较，可钱钟书不是这样，他就是一个对学术较真的人。于是，他想着想着，就拿起书柜上的一面铜镜，重重地摔在地上。夫人杨绛跑过来，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看到的是铜镜被摔在地上，这是钱钟书最珍贵的物件，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钱钟书不管杨绛，而是捡起铜镜仔细地察看，结果铜镜完好无损，于是自言自语，怎么没有摔成两半呢？杨绛顿时明白了钱钟书的意思，就问你是不是想验证一下？说完扑哧一笑，又好气又好笑地说，你真是个痴老头。说完就走了，这也就是杨绛，换一般人还不得跟钱钟书疯了，铜镜那么值钱，你为了所谓的验证就朝地上狠摔呀。钱钟书没有因为铜镜未被摔成两半儿就放弃了，他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十几面古镜都拿出来，一个个地朝地上狠劲地摔，摔得满地都是。杨绛就在旁边看着，无动于衷，她知道是拦不住的，钱钟书就是这么一个认真的人。再说钱钟书看着满地的古镜，没有一面被摔成裂痕，于是他认为古铜镜并非这么脆弱，他把自己体验的过程，写在了《管锥编》里。
　　天津的书法家陈骧龙是我朋友，有时候到他家作客，看他写书法，写着写着不满意就随手扔掉，纸篓里都是他扔的东西。我不太懂得书法，有时候觉得挺不错的，但对他来说就是没写好。后来我看见他写好的书法，跟他扔掉的也差不多，就纳闷地问，我没看出你扔的和你写好的有什么区别。他笑了笑，对我解释，我扔的那张是跟这张差不多，但我的气不顺，写得不流畅。我也笑了，谁能看出你写的时候气顺不顺呀。陈骧龙摇头，我不管别人看得出看不出，我就是觉得气不顺的时候写得别扭，写字是跟内气有关系的，内气流通了，字就跟着一气呵成。
　　这句话也说中了我，我写作的时候虽然没有气跟着，但也有精神是不是集中在你的思维里。我经常觉得写不顺的时候，就硬着头皮接着写，我不愿意自己写完的东西作废了，即便不满意也舍不得扔掉。后来，我碰到一位文友，他跟我说，他把写了两万字的东西在电脑里删除了。我一惊，忙问，为什么？他回答，写得不好，我怕我舍不得留着，就在电脑里用了删除，那就是你再想找回来都不可能了。我追问，就真的没写好吗？他说，真的没有写好，人物语言都不对了。我很惭愧，我真的做不到这种大义灭亲的事情，写了两万字的东西就给删除了，那是多大的勇气。我是1993年开始用电脑写作的，应该说是和牛伯成、桂雨清和张永琛一批最早的换笔者。以前用稿纸写作时，我不愿意稿纸上乱七八糟，写错了字或者需要修改就再写一张，总想让稿纸像是字帖一样。于是，我就不愿再去反复修改，因为再重写抄写一遍是很艰难的，三万字的中篇小说就得需要十几万字去誊写。有了电脑，我发现自己可以反复修改了，不知不觉中觉得写作有了一个飞跃。
　　我明白，任何东西都需要反复斟酌和修改，写作就是一个检验你是不是认真和投入的过程。钱钟书摔古镜就是这么一个对自己、对历史的负责任态度。我有时候看学生写的东西，错字连篇，我就对他们说，这么多错字你都不改，你这篇东西能写好吗？后来，我在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了一部随笔集。编辑是我好友，他那天给我打电话，毫不客气地说，你书里错字太多，你完全可以修改过来，自己的东西都不珍惜哪行啊。这句话说得我面红耳赤，放下电话好久没有平静下来。
　　前不久，有机会去了一趟东欧，在波兰听到当地朋友比达说了一件事。肖邦和李斯特是好朋友，只不过肖邦是波兰人，李斯特是匈牙利人。比达跟我说，李斯特的乐谱从来都是干干净净的，可肖邦的乐谱只有他能看懂，就是改得一团糟，被他涂改得面目全非。李斯特问他为什么总是修改？他回答，我就是觉得不满意。有时候，肖邦给出版商寄去乐谱，走出家门又重新回来再修改，直到满意了再出去。后来，有熟知肖邦的朋友告诉我，肖邦的乐谱不是都一样，有时候同时有几份手稿，分别给他的德国、法国、英国出版商，并且每份都不相同。这又跟钱钟书的摔古镜一样，这个写完了不行，就再写一个，然后再写一个，一直到有了结果为止。我曾经把钱钟书和肖邦的故事讲给别人听，有人叹息地对我说，现在有多少人还这样，什么都是快，快得你目不暇接，快得你喘不过气，快得你今天早上的信息就被晚上冲掉了，快得你没有了自己。
　　想想有的快可以，但创作和学术是不能这么快的，它需要的是严谨，需要的是认真，需要的是全身心地投入。  

原创作者：李治邦    来源：天津日报   2014-04-30

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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